序/劉尚榮1

前言/林冠群1

凡例1

書傳卷一1

虞書1

堯典第 一2

書傳卷二37

虞書37

舜典第二37

書傳卷三89

虞書89

大禹謨第三89

皋陶謨第四115

書傳卷四137

虞書137

益稷第五137

書傳卷五16

夏書163

禹貢第一 163

書傳卷六241

夏書241

甘誓第二241

五子之歌第三247

胤征第四254

書傳卷七26

商書26

湯誓第一269

仲虺之誥第二274

湯誥第三282

伊訓第四287

太甲上第五293

太甲中第六301

太甲下第七304

咸有一德第八309

書傳卷八319

商書319

盤庚上第九319

盤庚中第十334

盤庚下第十一346

說命上第十二353

說命中第十三358

說命下第十四363

高宗彤日第十五369

西伯戡黎第十六373

微子第十七378

書傳卷九38

周書387

泰誓上第一387

泰誓中第二392

泰誓下第三396

牧誓第四399

武成第五405

書傳卷十417

周書417

洪範第六417

書傳卷十一453

周書453

旅獒第七453

金縢第八458

大誥第九470

微子之命第十486

書傳卷十二493

周書493

康誥第十一493

酒誥第十二520

書傳卷十三537

周書537

梓材第十三537

召誥第十四546

洛誥第十五560

書傳卷十四581

周書581

多士第十六 581

無逸第十七591

書傳卷十五603

周書603

君奭第十八603

蔡仲之命第十九621

多方第二十626

書傳卷十六643

周書643

立政第二十一643

周官第二十二661

君陳第二十三673

書傳卷十七681

周書681

顧命第二十四681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705

書傳卷十八715

周書715

畢命第二十六715

君牙第二十七722

冏命第二十八726

書傳卷十九731

周書731

呂刑第二十九731

書傳卷二十761

周書761

文侯之命第三十761

費誓第三十一767

秦誓第三十二772

參考書目781

後記785

林冠群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曾經一度被西方學界懷疑為虛無的學說杜撰。然而近年來，通過不斷的考古發現，如二裡頭的夏朝中晚期遺址、四川三星堆遺址、良渚史前遺址等，以無可懷疑的歷史遺存向世界證明中國的文明史直追三千多年以前，而根據現存的書籍文獻史料，結合考古發現，我們又完全有理由將我們的文明史推衍到五千年以上。考古文獻與歷史文獻的完美結合，必將有力地推動這一華夏文明史的全面展示。一般地說，考古在於實證，而史籍在於證實。因此，對現存史籍的研究其重要意義不可估量。我們的五千年文明史所包含的是全面的社會史，舉凡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生物等等，都可以從中找到可供探索和研究的重要根據。而我國恰恰又是歷史典籍保存得最豐富、最全面、最古老的國家，從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開始，華夏民族就已經進入“以史為鋻”的歷史階段了。有了甲骨文，古代的先賢們又有了追索此前更為古老的歷史和傳說的根據。這一切又都存在於我國最古老的一部經典-《尚書》之中。
（一）
《尚書》是我國傳世最古老的一部以文字記載的政史類經典著作。既然是以文字為載體的經典，通過追索文字的起源就可以基本判定它產生、流傳的年代。據迄今為止我國的考古發現，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能繫統地表達思想情感的文字。考古文獻告訴我們，距今約3000年前後的商代甲骨文現已有4000多單字，有2500個可以解讀，可以想見，當時的人們利用這些文字已經足夠表達《尚書》中所要表述的各種思想情感，所以據東坡的推斷，《尚書》有繫統的寫作應始於夏朝。而現今學界認為，《尚書》的成書應起源於我國的殷商末期。《尚書·多士》篇中，周朝人已經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之句，而“典”字的像形即將記錄文字的“冊”串起，敬置在閣架上。
《尚書》最早的名稱為《書》。書者，孔穎達《尚書序》雲：“《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這裡，能夠決斷王政的“書契”就是以功能而論的“書”的來源。東漢的許慎《說文序》：“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像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自黃帝時，倉頡“初造書契”以前，是“結繩為治”，所以這個“著於竹帛”的過程，開始是結繩為符號，後來到黃帝時出現了契刻於硬物上的“書契”，最後纔到以“筆”著於竹帛。可見其時，“書”的功能以“治”為主而兼及“萬事”。《荀子·勸學》：“《書》者，政事之紀也。”東漢王充《論衡·正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這種以記述政事為主的“書”相傳上古流傳下來有數千篇之多。至春秋時期，孔子多方搜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孔子於這三千多篇中考訂刪節，最後隻留下一百多篇，總稱為《書》。以《書》為名，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始將其改定，名為《尚書》。尚者，上也。意即此《尚書》為上古帝王求治之書。又因為這一功能，後世將其頒入學官，作為學者必修的“五經”之一（其餘為《詩》《易》《禮》《春秋》）。
然而，秦統一中國後，以孔子為代表的、以仁德為核心的儒家治世觀念逐漸被秦代以“法治”為核心。《史記·儒林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又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建議：“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此後直至西漢文帝時，指派大臣晁錯向年已九十多歲的儒學大師伏生（名勝）學習傳承《尚書》，從此，湮滅近半個世紀的《尚書》始得公開流傳。但伏生所傳並非《尚書》全部，僅得殘餘的二十八篇（漢宣帝時又得《泰誓》一篇，故一說為二十九篇），統稱為《尚書大傳》。因為這二十九篇《尚書》均用當時西漢隸書記錄寫成，故又稱為《今文尚書》。
漢武帝時，孔子後裔孔安國因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古文寫就的《尚書》。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據《漢書·儒林傳》記載：“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因此之故，自漢武帝以後，即有今、古文尚書之說。
但無論今文、古文，《尚書》流傳至西晉時，因戰亂均已散佚。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一作枚頤，東晉經學家）獻《古文尚書》共五十八篇（即《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二篇）。這裡面包含了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因此得立於學官，作為官修的“經典”，供學者修習。至隋、唐兩代實行科舉制後，《尚書》更是舉子們必修的“五經”之一。然而，至北宋末，東坡這一代士人所信守尊崇的《尚書》讀本，雖然自隋唐以來已經流傳了數百年，甚至自此以後明清三代，近兩千年間，仍為朝廷選撥人纔的課本，卻自南宋起開始有人懷疑為“偽作”。尤其清代康熙年間，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一書，全面否定梅賾所獻《古文尚書》。此書影響巨大，致使學界將梅氏所獻稱為“孔傳偽古文尚書”，將《說命》《大禹謨》等篇列入“偽作”。然而對閻氏說法也有持不同觀點者，如與其同時的毛奇齡就著有《古文尚書冤詞》一書加以駁正。其後，方苞、朱彝尊、趙翼等著名學者也有不同意見。由此，不同觀點的爭辯一直延續至今。
其實，《尚書》傳習到現代，作為一部最古老的“治國寶典”，其社會意義已不在於其文本真偽之辨，而在於其所表達的內容對於現今的“治國理政”一途究竟有多少、多大的參考借鋻作用。無論今文古文，它們所表述的思想內容，到底還值不值得我們用心思考而從中受益。遠溯至唐虞夏商周的上古時代，其社會治理體繫，我們今天果能從《尚書》的現存史料信息中窺探到其真實面貌嗎？顯然是不可能的。神話傳說與歷史記述交融糅雜纔是《尚書》的本色與特點。現存《尚書》中，無論是今文、古文，必然融入了古往今來眾多聖賢智者的哲學思考與政治智慧。假如不是這樣，一本“偽書”竟然能讓眾多聖賢智者沉湎其中，皓首窮經、鑽研傳習，歷經千年而興趣不減？因為一個“偽”字，我們就有理由將書中現存的眾多經典名句一概視為閑言廢語？顯然這也是十分荒謬的。“因人廢言”尚且有失，何況傳承千載的一部經典，豈能因一時考據的聚訟不息而罷廢。所以很明顯的一點是，當今研究《尚書》的重點應該放在其內容而不是所謂今古文真偽問題，不能把“辨偽”作為“做學問”的首要目的。
古老的《尚書》經過孔子的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辛勤整理，作為儒家學說的代表，經過“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學派的激烈爭辯，到漢代，其治國理念最終獲得統治階層的認可，從此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而治《尚書》的學者們更把它上推至“三皇五帝時期”，其來遠矣，像皇權的統緒一樣，這就是“道統”。但假如這一“道統”理念並不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延續的實際需要，它能貫穿上下五千年的歲月傳承至今嗎？每一種學說理論，惟有經得起歲月的長久考驗，纔是最深入人心、最受人敬仰尊崇的學說理論。當然儒學在其傳播過程中，隨著社會生產力與社會關繫的不斷發展，就像人的機體也總會有毛病痼疾一樣，它自身也產生了諸如“皇權天授”“三綱五常”“男尊女卑”“刑不上大夫”等等無視廣大人民群眾權利的反動觀念，產生了妨礙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落後意識。但作為《尚書》主流意識的“民為邦本”“以德治國”“尊主澤民”“選賢任能”“德教為先”“仁政愛民”“協和萬邦”“兼聽納諫”“和為貴”“善為福”等等，包容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從小到個人、大到國家天下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全部意涵。儒家學說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意識發展到今天，當我們的國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後，政治生活中“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就是對傳統儒學的最有開創性的發展與傳承。
《尚書》作為兩千多年來統治者選撥人纔的政治讀本，陶冶養成了中華民族多少代的英纔志士、豪傑偉人，可以說是民族的精髓和養分，脊梁和血脈。東坡自少年時即隨其父蘇洵研習此經，綱領精義，了然於胸。後以此而高中進士，進入仕途。在四十多年的從政生涯中，一直在堅守儒家“仁政愛民”的理念，八州遷轉，一心為民；盡管宦海浮沉，依然不改初衷，以國是民生為己任。直至晚年屢遭貶謫，居儋期間猶奮筆著書，完成《東坡書傳》一書的寫作。正可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忠言讜論，多載於此書。
古今論者有的以為東坡此書專為駁斥王安石的《新經尚書義》而作。然而通觀全書，雖有個別篇章，其論述的矛頭有影射安石的傾向，卻從未點其名，也不摘章覓句，深加排擊，恪守撰述之體。可以說，東坡此書實有借題發揮，針對北宋政治的方方面面痛陳得失的痕跡。這其實也是東坡繫念國是的一片心意所在。至其晚年，據孔凡禮先生編著的《蘇軾年譜》所載：“蘇軾自知將不久人世，病中預作《遺表》。宋以前及宋代，朝廷官員，臨終前預作奏文，就朝廷興革事宜，提出建議，身後上之朝廷，以備採擇，以示忠藎。”說的是東坡臨終前，曾欲向朝廷進奉“遺表”，陳述治國安邦以及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建議。但最後因考慮到政局昏蒙，奸人當道，恐遺後患累及親朋而未果。然而，東坡晚年奮力所著《東坡書傳》一書，其實已經充分表達了他對北宋政局乃至自古以來歷朝歷代有關政治得失的看法與思考。其中高明深邃之處早已超越前賢，獨標卓識。誠如蘇轍所雲“多先儒之所未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