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一
張衡(78—139)，字平子，東漢南陽郡西鄂縣(今河南省南陽市北五十裡)人。家為著姓，祖父張堪，以纔德受光武帝劉秀的賞識，在任漁陽郡太守期間，御寇開邊，民安世清，以廉潔奉公知名當世。張衡自幼喜好文章寫作，十六七歲時外出遊學，曾西赴三輔觀覽古都遺風，東入洛陽求教太學師友。經過數年的社會考察和苦心讀書，張衡的學識大有長進。漢年間，郡國推選張衡為孝廉，公府幾次征召他出來做官。張衡不慕仕途名利，沒有應允。在張衡23歲那年，鮑德出任南陽郡太守，邀張衡做主簿。鮑德是張衡所敬仰的人物，任所又在自己的家鄉，加之家境貧寒，難以長期在外求學，所以張衡樂於應命。他在任九年，主管文書，協理郡政，幫助鮑德利用當地良好的自然條件和發達的手工業基礎，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廣修學校，振興經濟。漢安帝永初二年(108)，鮑德升任大司農，張衡辭官歸隱，潛心讀書，諸藝並通。他著重精讀了揚雄的《太玄經》這一研究宇宙現像的哲學著作，逐漸萌生了探求宇宙發展規律的願望。當時大將軍鄧騭在朝中輔政，多次征召張衡為官，張衡不應。
永初五年(111)，漢安帝特派公車征召張衡入官，拜為尚書臺郎中。三年後升為尚書侍郎。次年又改任太史令，主持全國的天文、地理、風雨、氣候的觀測等事宜。安年(121)，張衡調任公車司馬令，總領天下征召之事。四年後，再轉為太史令。
在張衡38歲首任太史令到56歲遷職的18年中，是張衡在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方面大放光彩的黃金時代。在天文學方面，他主持研制了空前的銅鑄渾天儀，撰寫了《靈憲》《渾天儀圖注》等天文學史上的名著，進一步發展了“渾天說”，從樸素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出發，指出宇宙是無限的，天體的運行是有規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蝕起因於地球遮住了日光，月繞地球運行且有升降；一周天為365又14度，這與近世所測地球繞日一周歷時365天5小時48分46秒的數值相差無幾。他已經認識到太陽運行(實際是地球公轉)的某些規律，正確地解釋了鼕季夜長、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晝夜等時的原因。由於研究天文、律歷和制作儀器，張衡對數學的研究相應地加強了。在制成渾天儀後，他寫成了《算罔論》，並用“漸進分數”的方法，算出圓周率為10的平方根，為3.16強。這比《周髀算經》所記載的π＝3的數值大大進了一步。此外，張衡發明的指南車、記裡鼓車、能飛數裡的木雕、觀測日影的土圭、觀測風向的候風儀，都有著極高的工藝技巧。他創造的世界上臺地震儀——地動儀，更是世界科學史上不朽的發明。
漢順帝陽嘉二年(133)，張衡被提升為侍中，做了皇帝的高級顧問，掌侍左右，顧問應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職務。然而當時宦官得寵專權，張衡難以直言，因而心中憂憤不平。他曾上書請求辭去侍中之職，赴史館續撰《漢紀》，亦未獲準年(136)，張衡離開京師洛陽赴河間(治所樂城，在今河北省獻縣東南)，任河間王的相，其職權相當於一郡之長的太守。其時河間王劉政驕奢而不遵法度，當地豪強惡霸也很多。張衡到任之後，盡捕奸邪惡徒，上下肅然，百姓安樂。但這時漢帝國已經十分腐敗，張衡無力回天，憂國傷時。永和三年(138)，張衡上書“乞骸骨”，請求告老還鄉，順帝不準，反而把張衡調回京師，升遷為尚書，協助處理政務。可惜到職不滿一年，這位傑出的科學家、文學家憂勞成疾，壯志未酬，於順帝永和四年（139）逝世，終年六十二歲。張衡的好友崔瑗在張衡碑文中寫道：“(張衡)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對這一評價，張衡是當之無愧的。

二
張衡是東漢中後期的著名文學家，就其全部創作看，張衡尤以賦的寫作見長。今天能夠見到的較為完整的賦有《溫泉賦》《二京賦》《南都賦》《思玄賦》《髑髏賦》《歸田賦》《塚賦》以及《羽獵賦》等，還有類似賦體的《應間》和《七辯》兩篇。在這些作品中，較負盛名的《二京賦》是兩漢長篇大賦的極致；《思玄賦》思緒迭宕而絢麗多彩，堪稱屈原《離騷》的續篇；《歸田賦》開闢了後代抒情小賦的先河。
賦，起源於戰國。伴隨著漢王朝統治的多民族國家的不斷壯大，這一文學形式也在逐漸成熟。經過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人的創作實踐，到了張衡的時代，賦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度和廣度都有所發展，其富有浪漫主義色彩、適合於敘事狀物、多采用虛構與誇張手法等等特點，也逐漸趨於成熟。同時，賦的創作一開始便得力於皇室成員的鼓勵與扶持，成為帝王生活娛樂的重要寫照，打上了深深的宮廷烙印。到了張衡的時代，這種“宮廷味”更加濃重，許多賦的作者被視為俳優，連揚雄這樣曾經作有多篇名賦的作家也深感繼續寫下去實在有辱人格，而發誓“輟不復為”這一“童子雕蟲篆刻”之事了。在這一背景下，張衡獨樹一幟，繼承並發展了賦的文學樣式，完成了由宮廷的附庸向文人的自覺的過渡。也就是說，張衡的賦明顯地存在著借鋻以往作品的痕跡，卻又在構思與技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明顯地受其主觀情感的支配，而其主觀情感又緊緊地同祖國大地美好的自然風光，同憂國憂民、進取向上的情懷與志向，同高潔的個人情趣，聯繫在一起。
綜觀張衡的賦作，我們感到，同以往的作品相比，張衡在抒發作者的豐富情思方面顯得更直接、更真切、更廣闊。班固的《兩都賦》，鋪采摛文“以報眾人之所眩曜”，頌語直陳“析以今之法度”，實為當時的巨作。張衡卻認為班固言而未盡，所以用了十年工夫，仿照《兩都賦》創作了《二京賦》，他對昏王貴官富豪們崇尚奢華的批判，對賢君良臣能士們遵禮勤政的頌贊，都較班固更為深刻透徹；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對現實的荒淫腐敗的憤恨和對理想中的帝國宏偉藍圖的企望。又如《思玄賦》，借鋻屈原《離騷》的憤世嫉俗和神遊逸樂，而更著意於天地四方的奔波探求，更著意於人生哲理的感悟。《歸田賦》篇幅雖短而情感濃郁，悲憤之餘又飽含著對大自然清新生活的向往與追求。《髑髏賦》中，享受著精神自由的負霜蒙塵的髑髏，同思想極其苦悶的乘坐高車駟馬的作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二者的對話，揭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也反映出作者的向往與追求。上述諸賦著重以敘事與鋪陳服務於作者主觀情感抒發的寫法，揭示了賦的創作的正確方向，對文學脫離經學的束縛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其次，張衡的賦對社會腐朽黑暗的揭露與批判也顯得更為深刻。在張衡生活的時代，政治上日趨腐敗，宦官外戚交替掌政，朝中為奪取權力而頻頻殘殺：和帝與宦官鄭眾誅殺外戚竇憲一黨，安帝與宦官殺逐鄧太後一門，外戚閻顯兄弟盡殺安帝寵信的宦官，宦官孫程等人殺閻顯兄弟而擁立順帝等等。社會自上而下崇尚奢侈，張衡的好友、政治家王符在《潛夫論·浮侈》中說：“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當時的婚嫁，“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當時的喪葬，“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楠；良田造茔，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張衡深惡痛絕，並在他的賦中給予了無情的鞭籉。在《二京賦》中，作者通過憑虛公子對西京後宮豐富的奇珍異寶、眾多的美妃宮女、瑰異的宮室殿宇的吹噓以及對天子遊獵中欲把飛禽走獸殺盡滅絕的誇耀，揭露了昏庸帝王的窮奢極欲、荒廢國政的丑行。文中描繪了兩個把持國柄、貴傾天下的佞臣的華宅：“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锜。匪石匪董，疇能宅此?”作者選取石顯、董賢這兩個在歷史上極受寵幸的佞臣為例，其目的是直斥那些諛諂亂政的宦官近臣。文中借安處先生之口來批判憑虛公子說：“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意在指出，如果統治者隻知為滿足自己無窮的欲壑，而肆無忌憚地剝削人民，逼得人民走投無路，那麼，人民就會揭竿而起，推翻統治者。在《思玄賦》中，張衡對黑暗的現實發出了不平的控訴：“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對這樣一個是非顛倒的社會，張衡的作品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憤恨與憂慮。其言詞的激切，其抨擊的嚴厲，都是十分突出的。當我們把張衡憤世的激情同他對大自然的贊美相比較，就更能感受到作者心胸的博大和情思的深沉。《南都賦》中南都的美好風光，《溫泉賦》中溫泉的清潔淳美，喚起了作者無限的愛。這種愛越是強烈，他對社會丑惡的憤恨與批判也就越加深刻。
另外，張衡的賦在寫作技巧上亦頗有創新。他很善於用虛構、誇張的浪漫主義手法來寫景狀物。例如《二京賦》中對通天臺和井干樓的描述，或是平地聳立，鵬雀難及；或是凌空高峙，飛架雲端，在與其它不同事物的對比中充分顯示了樓臺的高峻。張衡注重行文的氣勢，講究語言的華美。我們讀張衡的賦，常常被其波瀾壯闊、氣勢磅礡的文勢所吸引。如《二京賦》一開始，憑虛公子就滔滔不絕地誇示西京長安，具有居高臨下藐視一切的架式，頗有大國風度，使人為之一震。安處先生對憑虛公子挑戰的回答，卻別有一番政治家的風度。其縱橫廣博的談吐，使人感到一股高屋建瓴的氣勢，具有震懾人心的威力。文中著意描寫了東都洛陽的宮苑池沼，其間荷花爭艷，秋蘭吐香，群魚戲躍，眾鳥歡鳴，翠竹廣覆，清泉潺潺，把原本十分幽深沉寂的皇宮帝苑寫得充滿生機。還有一點需要強調，張衡賦善於巧妙地通過人物的對話展開情節，表達情意。《二京賦》豐富的寓意，完全是通過憑虛公子與安處先生的幾番對話展現出來的，或褒或貶，或揚或抑，都存在於二人的言談與表述之中。《思玄賦》中二位仙女對作者的賦詩，既是二女內心苦悶的獨白，也是對作者內心苦悶的再一次揭示，有利於闡述文章的主題。《髑髏賦》中髑髏的一番話，更是全篇的關鍵，既從正面訴說了作者所向往追求的內容，又為人們把握文章大旨提供了線索。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張衡的賦深受歡迎，歷代流傳，張衡本人也被譽為漢賦四大作家之一。
此外，張衡已經開始了詩歌創作的探討。他寫的《同聲歌》，是一篇構思與語言技巧都很成熟的五言詩；他寫的《四愁詩》，是我國七言詩的濫觴，對後來七言詩的興盛有著特殊的意義。

三
張衡的政治思想比較復雜，儒、道兩種思想兼而有之，並且隨其個人境遇的變化而交替居於主導地位。然而，統觀張衡的一生，他的基本思想屬於儒家，他的作品也大體是站在正統的儒家學說的立場上，以儒家的經典為武器，來批判與之相違背的人與事的，其人生觀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積極的入仕。隻是當他飽受人生的憂患、感到纔志難以施展、深悟世道黑暗險惡的時候，纔尋求老莊倡導的超世絕塵的思想。事實上，這種積極入仕與消極避世的矛盾統一，恰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大多數正直之士的處世態度。
張衡的政治主張，是按照儒家經典的模式“以禮治國”。其基本設想，是在《二京賦》中借安處先生之口描述的一整套禮法制度，“主要精神是：君尊臣能，除奸用賢，遵節儉，尚素樸，仁洽道豐，施惠於民，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前言》)。張衡在諸篇疏、策中對時事的評判與建議，也都是服從於上述那一整套禮法制度的。這些疏、策，或勸順帝“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兇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上陳事疏》)；或列陳讖緯的虛妄，勸順帝“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請禁絕圖讖疏》)；或指責順帝要征發民徒開掘恭陵神道的害民計劃(見《上順帝封事》)；或剖析選舉取士的種種弊端(見《論貢舉疏》和《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這些意見，直言不諱，理正辭切，反映了張衡憂國憂民的無私赤誠和“以禮治國”的政治主張。
遺憾的是，張衡的這些政治主張，並沒有引起統治者的足夠重視。從張衡生活後期任河間相的三年政績看，他努力實踐著自己的治國之道，並且很有成效。然而，在東漢王朝上上下下一片腐敗的形勢下，張衡根本不具有回天之力，難以挽回東漢王朝的沒落。這樣，對張衡後期主張的歸隱避世也就很好理解了。
四
《後漢書·張衡傳》稱他“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唐以後張衡的詩文有所散佚。今人張震澤先生在明清諸輯本的基礎上，著有《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一書。該書在收集佚文、校勘謬誤、注釋詞義等方面頗有可取之處，所以，我們以此作為本書的底本。其中少數文字，據其它版本有所校改。限於我們的學識，本書在選篇、校注、譯文諸方面存在的問題定有不少，我們將虛心地聽取廣大讀者的批評。

張在義（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張玉春（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韓格平（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