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卷一 南山經
卷二 西山經
卷三 北山經
卷四 東山經
卷五 中山經
卷六 海外南經
卷七 海外西經
卷八 海外北經
卷九 海外東經
卷十 海內南經
卷十一 海內西經
卷十二 海內北經
卷十三 海內東經
卷十四 大荒東經
卷十五 大荒南經
卷十六 大荒西經
卷十七 大荒北經
卷十八 海內經
上山海經表
《山海經》序
《山海經》與呂調陽《五藏山經傳》山名排序對照表

前言
《山海經》是中國流傳久遠的一部古書，它用簡單的語言介紹了許多山川、國度和神怪。它的“年齡”是個謎，它的作者也是個謎，它的內容讓後世的讀者似懂非懂，但又有著很強的可比附性和不確定性。
這些特點使得這本書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有著非常獨特的個性，它同時展現著真實和荒誕兩種色彩，以至於後人既不想把它看成《博物志》、《搜神記》這樣的志怪小說，又很難像史乘方志一樣一一落實其具體內容，所以這本自古流傳的名書在晉人郭璞作注之後直到明清纔有人重新收拾，然而，對這本書的解讀至今仍然頭緒紛繁，莫衷一是。或許，這種情形還將持續到永遠。
一、《山海經》的基本情況
今傳《山海經》一書共十八卷，前五卷分別是《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和《中山經》，也合稱《五臧（藏）山經》。每經又分若干組，比如《南山經》的組就叫《南山經》，第二組叫《南次二經》，依此類推，多的《中山經》到《中次十二經》。
每一組的內容也大致統一，都是介紹各自所屬的一組山的相對位置、相關河流和物產。每組的後一段是該組的小計和有關山神祭禮的簡介。
《山海經》的後十三卷和《五臧山經》相對，也稱《海經》。與《五臧山經》相比，《海經》在行文格式和內容上都有很大不同，所描述的對像不再有各自的相對位置，出現了大量奇怪的“國”，物產、水道的記載也代之以大量的神話傳說，重要的是《五臧山經》基本上能順理成章地讀下來，而《海經》卻東一句、西一句，甚至有些章節本身就不知所雲。
這是因為《山海經》本身就是漢朝的劉向、劉歆父子編輯起來的。劉向（前77—前6），字子政，經學家、目錄學家。劉歆（？—23）字子駿，漢哀年因避哀帝諱改名秀，字穎叔，古文經學派創始者，目錄學家。劉氏父子一起總校群書，著有《七略》等書。當時劉氏收集的《山海經》原有32篇，後定為18篇，年（前5）四月進呈。劉氏校《山海經》時，作了一些文字增刪。如《山海經》原無篇名，“南山經”、“大荒東經”等篇名均繫劉氏所加。這樣，後來的人們所看到的《山海經》的底本就都是“劉本”了。
而在劉向之前，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中有許多文字和今本《山海經》大致相同，司馬遷也曾提到過《山海經》的書名，這就意味著《山海經》一書漢朝以前就有了，但未必全然等同於我們今天所見的《山海經》。沒有人知道劉向面對一大批縑帛竹簡到底做了一番什麼樣的取舍編排，但劉向肯定使《山海經》一書在名和實之間發生了一番變化，而在劉向之後。郭璞又整理為18卷，《山海經》便是我們今天所見的樣子了。
然而如果假想一下劉向的工作流程，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符合常理的推斷：當時的“圖書館”裡確有《山海經》這麼一種書，或許還有不同的版本，但都已經斷爛損壞了，劉向該做的工作是把它們整合起來，使之重新成為一部可讀的書。那麼，先收入的肯定是原件損壞小、為可信的部分，以此為框架，再根據情況把有疑惑的內容補充進去。從今天看到的《山海經》倒推，估計劉向所見的《五臧山經》是當時保存為完好的，而《海經》部分可能比較零亂，前後次序已經無從判斷，文字缺損也較為嚴重了。劉向自己上表說把32篇的素材壓縮成了18篇，僅這個壓縮率就能說明當時他面對的是如何錯亂的原始資料了，而且這些資料中也可能有許多不知屬於哪本書的“散件”，內容上與《山海經》比較接近，也一並收入了。由此，對《山海經》，尤其是《大荒經》、《海內經》部分混亂到被郝懿行說成“諸文重復雜沓，踳駁不倫”也就不難理解了。到了後的《海內經》幾乎就是一篇附錄，大概是他們舍不得丟棄又不知道歸在哪裡合適的一部分素材吧。
另外，《山海經》一書原本是帶圖的。宋人朱熹《記山海經》一文中說： “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雲東向，或雲東首，皆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為之，非實紀載此處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從今天所見的《山海經》原文以及郭璞注，我們仍能看到關於“圖”的信息。如：
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
這裡“方捕魚”中的“方”字可以說明，這決不是對一種奇異人種的客觀介紹，而是對一個畫面的描述。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主要在《海經》部分。然而這個“圖”究竟是什麼圖呢？流行的一種傳言是說這圖就是著名的九鼎圖。傳說大禹治水之後，九州的百姓將采集到的金屬作為貢品，獻給了禹。禹將這些金屬鑄造成鼎，刻有山川、萬物、奇獸等形狀，後人就將這鑄在鼎上的圖稱為“九鼎圖”。《左傳 · 宣公三年》說： “貢金九牧，鑄鼎像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說的就是這個鼎。但是，鼎也沒有傳下來，圖也沒有傳下來，對於圖，後代的學者隻能猜想。清代畢沅又認為《海經》有“古圖”和“漢所傳圖”，似乎漢代又有人根據原始的圖像重新繪制過，但圖上畫了些什麼、有多少、劉向是否看見過圖、看見過多少，一切都不得而知。
後來的事情稍微清楚一點了，至少根據記載，南北朝的張僧繇曾經畫過“山海經圖”，是原創還是加工還是復制，不得而知，因為這些圖也已經失傳。這些圖和所謂的“古圖”以及晉代的郭璞所提到的圖是什麼關繫，同樣不得而知。
再後來，到了明清時期一下子出現了許多種《山海經》圖，其中是否有作者真的見過張僧繇圖甚至更早的圖，也不得而知，隻是這些圖至今大多還能見到。
當然，圖越是晚出，必然和存世的《山海經》的文字描述越接近、越吻合，因為其生成過程本身就是“據文作圖”了。而在《山海經》和“山海經圖”之間還有一個中間產品，那就是郭璞的《山海經圖贊》——為《山海經》中部分事物創作的四字韻語。從其名稱來判斷，是根據“圖”作的“贊”；從其內容來看，和今本《山海經》又基本配套。所以，至少在郭璞的年代肯定有圖，而《山海經》的正文也必然和“圖”有著不解之緣，後人隻見文字不見圖，有些文字讀不通、讀不懂也自然在所難免。
二、歷代《山海經》研究
郭璞（276—324），字景純，晉朝的著名學者，除了《山海經》，他還注過《周易》、《爾雅》等書，史書上記載的郭璞也是一個會算命、會看風水的奇怪人物，至少從他的注來看他是一個博物學家，他注《山海經》更熱衷於各種奇怪的動植物和神靈，對於其中的地理山川則說得相對較少。但他的注是《山海經》注中早期的版本，所以歷來各種版本的《山海經》多把他的注一起收入，盡管有些注解很可疑，卻仍可以提供不少有益的閱讀幫助。
郭璞之後，不再有人專門為《山海經》作注，但作《水經注》，大量利用《山海經》資料的情況還時有發生。
到了明朝，有了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和楊慎的《山海經補注》，王書隻是在郭璞注的基礎上偶爾加上幾句點評，與其說是《山海經》的注解，不如說是王崇慶個人隨手附錄的一些讀後感；而楊慎的《補注》也是凌亂拉雜，憑空立說，且隻有一卷。可以說明朝人對《山海經》一書基本上沒有作出什麼實際的貢獻，但至少開始有人正式關注它了。
清朝的吳任臣是郭璞之後正式對《山海經》做全面整理的人，他的《山海經廣注》不僅收錄了許多資料來證明相關問題，而且比較全面地對歷代流傳的原文進行了校正。對今人來說，如果說郭璞注本還很難使人通讀《山海經》，那麼《山海經廣注》就使得這本書基本上可讀了。然而吳任臣所做的是帶有開創性的工作，經驗上難免有所欠缺，引書過於雜亂，難免以訛傳訛，對於書中的地理成分又沒有花很大的力氣，相比後來一些學者的專精成果在深度上還有距離。此後汪紱的《山海經存》、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用同樣的方式對《山海經》作了進一步整理，但他們作為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在深度和力度上比吳任臣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用傳統方式整理《山海經》的成果，今天流傳廣的高質量《山海經》注本正是《山海經箋疏》。
清朝末年，一些學者開始著眼於《山海經》中的地理和物產方面的內涵，企望以一種求實的精神給《山海經》這部古老的著作以完美的詮釋。首先是同治、光緒年間呂調陽著《五藏山經傳》（又有《海內經附傳》注釋海內四經，較簡略），用傳統注經的方式給《五藏山經》中提到的每一處山川在現實地圖上加以對應。呂調陽精通地理，又對文字訓詁深有研究，所以他本著《五藏山經》是地理著作的信念，根據當時的地圖，折換了《山海經》中的“裡”和後來的“裡”的比例，把《山海經》和現實中的地名一一按合，同時結合書中的山名和現實的地名，用文字訓詁學的知識給出一個合理的關聯。誠然，古書流傳中的舛訛頗多，不僅有字詞上的誤傳、段落編次上的錯亂，還有後人的人為竄亂。因此呂調陽這樣一種做法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難免會給人牽強附會的感覺，但總的來說他的思考和詮釋是全面的、自圓其說的。稍後的學者吳承志又作《山海經地理今釋》，這部著作的大體思路和《五藏山經傳》差不多，但相比之下在地理學的考據上更見功夫，而在與《山海經》原文的空間對應上有所減弱，因此兩部著作在地名的具體所指上是有所出入的。有些歷來範圍比較明確的地名在實際空間距離上出入較小，可能所指就是毗鄰的兩座山，但也有出入較大的，尤其是一些呂調陽對原書次序進行過調整的條目。此外，吳承志的著作中《南山經》和《中山經》部分已經失傳，但相比《五藏山經傳》，它對《海經》部分中的地理問題也有詳說，兩書正可互相參照。
清代之後，學者們對《山海經》的研究也並沒有停止，顧頡剛、譚其驤是對《山海經》用力勤的兩位著名學者。袁珂的《山海經校注》、徐顯之的《山海經探源》在傳統思路下對歷代《山海經》研究做了整理和發揮，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學術上的許多框框被打破，對於《山海經》這樣的“怪書”，學者們的思路可以更開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撰寫論文《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產生地域》，提出《山海經》是巴蜀國的作品，從而將《山海經》的所指範圍縮小了。到了近二三十年，一批新型學者又把《山海經》的內容和《聖經》及世界各地的神話傳說、考古發現相比附，引入了三星堆、美洲文化等內容，使得《山海經》的研究又出現了一個更奇怪的路數，他們更注重的是對神話內容的社會學解讀，而且視野被很大程度放大了，其代表作有宮玉海的《山海經與世界文化之謎》、胡太玉的《破譯山海經》等。王紅旗的“重構”學說也在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他與夫人孫曉琴合作制作了高540釐米、長780釐米的《山海經五藏山經藝術地理復原全景圖》，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三、解讀《山海經》的困難
如上所說，《山海經》一書的解讀已經有大量的前人為之付出努力，然而，真的要歸納為一個淺顯易懂的注本卻殊非易事。近來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要讀懂《山海經》很容易，其實，裡面隻是有一些不常用的字罷了。這樣的說法未免失之淺薄。古書解讀的難易絕非僅僅體現在古今用詞和語法的差異，這隻是很小一部分，對於讀者來說，並非知道每個詞和今天詞彙的對應就算讀懂了。我們常說《尚書》難讀，但要做一個基本清理卻並不困難，開篇“曰若稽古”四個字足以讓今天的人們莫名其妙，要說明它“是什麼”卻很簡單，就是那時候的常用語，相當於我們說的“據說”、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
除了“招搖”是專有名詞之外，其餘的對今人來說沒有什麼不理解，於是也就不存在“是什麼”的問題，就更沒有“為什麼”了。存在問題的專有名詞又沒有“為什麼”可言—我們其他的古籍中不再有關於“招搖之山”的更多信息了。
可見，《山海經》和其他古籍的不同在於，它是說明性體裁為主，而其內容相對獨立，尋求旁證的空間不大，這就構成了注譯工作的困難。但困難不僅在此，大量的專有名詞總還需要解釋的，但如何準確地傳達為今天的語言，問題不小。
《海內北經》： “大鯾居海中。”郭璞注： “鯾即魴也。”
這句話是一個孤立的段落，值得加以解說的是“鯾”字。看起來郭璞已經幫助我們做好了，做得也很到位——魴，今天也有這種魚，屬鯉科。然而，再追究下去問題就來了：《爾雅 · 釋魚》說魴即?。郭注： “江東呼魴魚為鳊，一名魾。”而同一書中又曰“魾大鳠”，邢昺疏： “鳠之大者別名魾。”魾、鳠是今天說的鮠科動物長吻鮠！再去看一下《說文》： “魴，赤尾魚也。”今天的魴和長吻鮠都不是紅尾巴——《說文》說的是第三種魚。因此，把“鯾即魴也”的話拿出來搪塞不解決根本問題。類似的情形在《山海經》中可謂比比皆是，而這還隻是說一些實在的、今天尚能得見的名物，那些充滿神話色彩的事物更是眾說紛纭。《山海經》哪裡是那麼容易
讀的？
前人能給出解釋的還算有所依據，有些前人就各執一詞，那今天就更無從取舍了。《北次三經》有“可以已寓”。
郭璞曰： “未詳；或曰，寓猶誤也。”郝懿行曰： “寓、誤蓋以聲近為義，疑昏忘之病也。王引之曰：‘案，寓當是“”字之假借，《玉篇》、《廣韻》並音牛具切，疣病也。’”
對於這個“寓”，從上下文判斷，當是一種病的名稱。什麼病呢？郭璞說不知道，也可能是“誤”。郝懿行沒看懂，進一步猜想郭璞說的“誤”是“昏忘之病”，也就是健忘癥。王引之又從文字通假的角度猜想這個“寓”是疣。一個字，三種判斷，然而我們今天沒有能力去做選擇，因為不知道這種所謂“可以已寓”的鳥到底是什麼。一個詞有三個或更多解釋的不多見，但有兩個的很多，而往往又都是無從取舍的，那麼，憑什麼說我們讀懂了呢？
就算是前人隻有一解的說法，也並非全都令人接受。《海內北經》有“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郭璞注曰：
澤，河邊溢漫處。
郭璞在這裡把“澤”字理解成為河灘的意思，“澤”的固有詞義沒有這一項，盡管郭的注解和“沼澤”的意思差不多。估計郭璞可能是因為要強調這個“大澤”不是專有名詞纔出了這麼個注，我們隻知道很難再找一個其他書中的例子來證明“澤”可以表示河灘的意思，而不知道說郭璞說錯了（這裡的“大澤”確是專用地名）還是《山海經》的確這麼使用“澤”字還是原文有什麼脫誤。這樣的例子在《山海經》也有不少，又怎能說這書很容易讀呢？
如此看來，《山海經》其書大致文法並非古奧，基本上是由簡單判斷句堆積而成，這些沒什麼可注；而具體的地名、物名、神名又多不知所指，屬於無法作注。因此，素愛作注的傳統學者自郭璞而下直到吳任臣之前竟無人問津，說此書荒誕不經，不值一注，恐怕既是托辭，也是苦衷。
四、幾點說明
1. 關於“經”字
袁珂先生力主《山海經》的“經”不是經典的經，而是經歷的經。其理由是古代以“經”稱書是比較晚的事情，而早在《尚書》中就有解釋為“經歷”的“經”。在《山海經》書中又有四條內證：
一、古山經於每篇末尾，但雲“右西經之山，凡若干山、若千裡”，或“東經之山，凡若干山、若干裡”，所謂“西經”、“東經”者，決當是“經歷”之義而非“經典”之義，本甚明白。
二、“南山經之首曰山”，《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此無“經”字。“南山經之首”雲雲，非著書人應有之語而繫尊經者之語，文亦扞格難通。若“南山之首”則明白曉暢而立言得體矣。改“山”為“經”，自當是劉秀校錄此書時所為。亦有改而未盡者，如“中次一十一山經”，於劉秀體例本當作“中次一十一經”，此“山”字即繫刪改而未盡者。
三、山經末有“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裡，居地也”雲雲，劉昭注《後漢書 · 郡國志》引此經則作“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裡”，“經”為“經歷”之“經”，其義尚顯，迨移上成為“名山經”，“經典”之義遂著而“經歷”之義則晦矣。
四、“海外南經”、“海外西經”等原來篇首標題，亦均僅作“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雲“自某所至某所”，猶均是“經歷”之義，迨校錄者題以“海外南經”、“海外西經”等字樣，“經歷”之義始晦而“經典”之義著矣。
就這些證據來看，不得不說有一些問題。
首先，《五藏山經》的文字結構都是互相呼應的，以“首”為單位。
南山經之首曰山……凡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裡。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裡。
南山的個“首”叫?山，包括招搖之山以下十座山，西山經的個“首”叫華山，包括錢來之山以下十九座山，這裡並沒有袁珂先生所說的“西經之山”、“東經之山”字樣，有的隻是某山之首或某經之首，這對證明“經”字的含義並沒有多大幫助，何況單從詞法上說，即便是“東經之山”，視為“東面經過之山”固然可通，看成“ 《東經》記錄的山”也未嘗不通。
第二條內證所謂“尊經者之語”則說明袁先生本來就認為說《山海經》是“經”而給了它一個很高的地位，這是一個隱含的錯誤概念。為之命名的古人即便以這個“經”字為《詩經》《禮經》的“經”，也斷不會認為這本書就有了六藝的崇高地位，因為《山海經》和《水經》從來沒有被劃入“經部”，也不是經師研究的對像。當然，這個“南山經之首”的確可能有傳抄的脫訛，但問題不是在“經”。對比一下其他四山的開始（南山、西山見上引）：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
東山經之首，曰樕之山。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
可以看到，中山、西山是一個類型，專有一個“首”名，名薄山，名華山。東山、北山沒有特定的“首”名，於是徑直從座山樕?之山、單狐之山開始說了。南山有“?山”的“首”名，應該跟中山、西山一樣，說“南山經?山之首曰招搖之山”纔對，而它的前半截不知道為什麼跟著東山、北山的樣子變成了“南山經之首曰?山”，又畫蛇添足地來了“其首曰”三個字，以致文理不通。至於《文選注》所引的全文是“《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山”，就是說李善對“首”字的理解也隻是“”，這個引文分明不是嚴格按照原文抄錄的，所以不能以此證明《山海經》這句本無“經”字。而劉秀改書之說更是歷來證偽中的臆測，並無實據。“中次一十一山經”在今天所見的《山海經》本來就是個特例（下面就是“中次十二經”，表述格式完全不同），如果沒有其他根據，任何特例視作“刪改未盡”還不如視作偶然脫誤。
第三條內證原是一個句讀問題。“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裡，居地也。”這句話本來就似通非通，但可以肯定的是“天下名山經”連讀是必定不對的，讀成“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隻不過稍微好一點，仍然有些別扭。然而這句話裡的“經”是經過的意思，何以就能說明書名中的“經”也必然和它一樣呢？
......
對於一部古書，看它歷代的研讀情況大致就可以了解其書的基本屬性。對《山海經》，歷來的讀者夾雜著好奇、輕蔑和畏懼，其中心態上的矛盾不一而足，然而，《山海經》還是《山海經》，三萬多字的原文還是那個樣子，似懂，非懂，有許多問號在其中。因此，我們今天讀《山海經》必須清楚：歷代的學者也跟我們一樣不清楚書中每一樣東西的所指到底是後來的什麼、哪裡，歷代的學者跟我們差不多也隻能去猜測，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歷史文獻遠遠無法真正告訴我們《山海經》中每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有興趣，我們可以繼續猜下去——尊重前人，並保持自我的獨立。
陳 成
二○○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