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記》的主要成就和特色

《大唐西域記》是我國古代極為重要的一部地理著述。它不但使中國地理學達到空前的水平，對於印度以及亞洲其它地區的地理學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玄奘之前，雖然早有不少地理著作，但它們不是夾雜著濃重的神話傳說成份（例如《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就是敘述範圍較小（例如《法顯傳》《惠生行傳》等）。玄奘西行的時代，在中國方面，正值唐代一統天下，聲威逐漸遠播之時，所以在今新疆等地的旅行頗為順利；此時西突厥政權在中亞等地的“強制和平”又有助於他在該地區的活動；至於北印度，也恰值篤信佛教的戒日王雄霸之時，這大大有利於玄奘在那裡的求學和旅行。玄奘因此得以比較順利地通行各國，從而比較具體地記載各地的地理狀況。玄奘回國以後，唐太宗出於“揚威四海”的強烈願望，迫切希望玄奘迅速寫出此書。這是《大唐西域記》的內容較諸以前各種地理書更為詳細，更為真實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唐西域記》所記述的國家達一百三十八個以上，分布的範圍則以中亞、南亞為主，兼及西亞、小亞；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他親履之地，大多數地理、交通描繪都真實可信，所載佛教古跡也多鑿鑿有據，不少記載已為現代考古發掘所證實。所以，即使僅就古代地理學而言，《大唐西域記》也完全稱得上是一部傑出的著作。

《大唐西域記》的另一個重大貢獻在於歷史方面，即是在印度歷史、印度佛教史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巨大史料價值。古代印度人在哲學、自然科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是缺乏歷史觀念，沒有給後人留下哪怕僅僅一部的翔實史籍。馬克思也曾慨嘆：“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見其《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因此，玄奘的這一著作，被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們公認為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印度史學家辛哈、班納吉說：“中國的旅行家如法顯、玄奘，給我們留下了有關印度的寶貴記載。不利用中國的歷史資料，要編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 ”（見他們合著的《印度通史》）英國的著名印度史學家史密斯也曾說：“對於玄奘對印度歷史的貢獻，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高。 ”（見 V.A.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大唐西域記》對於印度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所記述，例如關於偉大的語法學家波你尼，關於毗盧擇迦王討伐諸釋，關於阿育王與太子拘浪拿的故事等；至於對貴霜王朝雄主迦膩色 7世紀上半葉北印度統治者戒日王等人的描述則更為詳細。關於佛教史，《大唐西域記》保留的資料還要多。佛教史上幾次著名的集結，除了南傳佛教承認的阿育王集結外，其它的活動也都被記載下來；大乘佛教的許多大師，如馬鳴、龍猛（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人的活動情況，書中也有不少描述。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記》還談到了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份，而這對於印度歷史年代的確定，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當然，尚有其他漢文史籍也談及了這個問題）；釋迦的生卒年份確定後，此前和此後的重要事件的年代纔有可靠的依據，纔能真正談到歷史。有的史學家形像地說，在古代印度沒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閃光的柱子，這就是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

《大唐西域記》不僅解決了其他史籍所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關於印度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關於重大歷史事件，關於宗教力量的對比，關於佛教的結集，關於小乘部派的分布情況等），還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解決的新問題。季羨林在《大唐西域記校注》的《前言》中指出，玄奘提及的各國的語言情況，至今尚未完全獲得證實，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研究。提婆達多是釋迦牟尼的死敵，他與釋迦在當年的鬥爭，對於後世大乘佛教的教義和發展有否關繫？這又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此外，玄奘所記印度的若干社會制度、風俗習慣也有待於繼續深入地搞清楚。

以上隻是簡要地提及了《大唐西域記》的主要價值，而其實際貢獻遠遠不止這些。它不但拓寬了當時中國人的眼界，以及為後世保存了珍貴的史料，並且還對中國日後的文化藝術施加了巨大的影響。由《大唐西域記》敷衍而成的著名古典小說《西遊記》，便是生動的一例。真正能夠流芳百世、永垂千古的作品，取決於它的內在價值，而不是依靠人為的吹噓。

——節自本書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