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譯叢（輯）
發刊詞

現代中國人文科學是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誕生的，又是直接由日本漢學的引領而逐步成長起來的。就古典文學而言，我們在羅振玉、王國維的治學路徑上可以鮮明地看到日本學術的影響，此後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無論是林傳甲等的文學史編纂、魯迅的古典小説研究還是陳中凡、郭紹虞的批評史研究，都是在海外漢學的刺激和引導下展開的。回顧近代以來的古典文學學術史，我們不能不正視自來外部的影響。

到今天，中國古典文學已成爲國際化的學問，海外漢學也成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力量，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學術成果。日益便捷的國際交流，正在不斷縮小語言和文化隔閡的溝塹，溝通和擴大海內外學術成果的交流。但與此同時，國內學界經常可見的對待國外漢學的兩種態度，也讓人感到不安。一種態度是唯海外漢學馬首是瞻，甚至對本土成果視而不見，論著中衹稱引海外學者的看法，奉若神明，毫無審思；另一種態度則是漠視海外漢學的成果，目爲旁門小道，隔靴搔癢，排除在自己的學術視野之外。這兩種態度都是有礙於學術正常發展的，在今天尤其應該正視其局限。

還有一種態度也是需要警惕的，那就是時下流行的“爭奪話語權”口號背後的狹隘的競爭意識。早在1929年，陳寅恪先生就在給北大歷史繫畢業生的詩中寫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繫畢業生贈言》，陳美延、陳流求編《陳寅恪詩集附唐篔詩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8頁。對中國歷史要到日本去學習感到羞恥和悲哀。隨著新時期以來國內學術的長足進步，中國學者的自信也隨著社會發展水準的高漲而不斷提高。在後殖民理論的鼓吹下，一種要確立中國學術的主體性，構建中國學術話語的意識也日益凸顯、日益高漲起來。於是，學術話語權之爭，也成爲民族主義思潮的部分目標，在文化的高端層面展開。無論在政府還是民間，爭奪學術話語權都經常當作一個正當的口號提出，不免使學術打上鮮明的地緣政治色彩和急功近利的烙印。對照王國維“學無古今，學無中西，學無有用無用”的名言，反倒是生活在那個積貧積弱亂世的前輩們，更顯出一派澹定從容、不卑不亢的自信氣度。

雖然學術從來就沒有遠離過政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更是天然地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學術本身是天下公器。我們首先應該用一種平常心，本著對學術的敬畏和嚴肅態度，公正地看待海外學者的成果，尊重他們的勞動和智慧。先師程千帆先生晚年在接受《文學研究參考》記者采訪時曾指出：
不少人認爲，中國人研究中國文學理所當然是水平，外國人總難免隔霧看花，郢書燕説。因此沒有必要去看國外同行的工作。具體分析起來，這種説法恐怕不盡然。……我認爲國外中國學的某些成果是值得國內學者認真學習的。……國外中國學研究是隨整個科學的發展而發展的，國外的科學發展較快，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西方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直接影響到國外中國學研究，是順理成章的事。《訪程千帆先生》，鞏本棟編《程千帆瀋祖棻學記》，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92頁。

當時國內學界封閉多年，對海外漢學著述所知甚少。程千帆先生專門致函葉嘉瑩、周策縱等教授，請他們介紹海外著名漢學機構的負責人，代購或複印有影響的論文、專著。我做博士論文時，也從老師那兒得到他托友人複製的日本、臺灣學者的相關論文，使自己的研究能夠在知己知彼的起點上展開。

在國際學術交流日益便捷、日益頻繁的今天，獲取海外學術信息已變得非常容易，學界對海外學術出版物完全不聞不問的人倒是少了，無論內心評價如何，就是爲了所謂學術規範，也不能不關心。而更常見的，倒是在“與世界接軌”口號下，許多大學都建立了海外漢學研究的機構，以海外漢學爲研究對像的學術刊物也出版了若干種。衹不過這些研究及其出版物多屬比較文學專業或從事外國文化研究的學者所爲，對成果的選擇和介紹常有很大的隨意性，很難反映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進展和深度，就是從獲取信息的意義上也未必有多少實用性。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創辦《中國詩學》時起，就一直想辦一個能及時反映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動向和成果，並有計剗地翻譯、介紹海外漢學經典論著的譯叢。受各種條件限制，逡巡至今，不能實現。如今在華南師範大學建設高水準大學經費的支持下，這一夙願終於成爲現實，實在讓我非常高興。

譯叢定名爲《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譯叢》，由華南師範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編輯，暫定每年出版一輯，以海外學者的外語論著翻譯爲主體，另闢有學者訪談、研究綜述、會議紀要、書評、出版訊息、學術機構介紹等欄目。希望得到海內外學界同道的支持，爲我們提供外文出版物、翻譯文稿及其他稿件，使《譯叢》成爲溝通海內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座便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邦之譯，可以爲橋。

蔣寅
五四運動百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