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是今年第二次為郭麗的書寫序。前一本書，是她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唐代教育與文學》。時隔不久，郭麗告訴我，她又一部書《樂府文獻考論》要出版，要我再寫個序。
這部新著，是郭麗近年研究樂府成果的一個結集。郭麗進入樂府研究領域，有幸得到吳相洲教授的提攜和引導。相洲教授的樂府學研究，早已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十一年前，郭麗從我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前一年，我的另一位博士畢業，恭請相洲教授來津參加博士論文答辯，郭麗是答辯秘書，得以與相洲教授相識。郭麗讀博三年，發表了二十篇論文，博士論文六十多萬字，很是厚重。非常不巧，那一年停止評選全國優博，郭麗的論文終獲得天津市優秀博士論文。畢業時我想讓她留校，但是未果。幸虧相洲教授惜纔愛纔，為她聯繫了首都師範大學。也因此，郭麗有幸得到相洲教授的引導，進入樂府學研究領域。後來我知道，相洲教授對郭麗早有觀察。他早就注意到了郭麗的論文。2010年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年會在南開大學舉辦，郭麗協助我辦會，顯示出極強的辦事能力，與會的相洲教授又注意到郭麗辦事的利索和井井有條。現在想來，郭麗有點因禍得福。人生很多是機緣。我因偶然原因而做《文鏡秘府論》研究，是機緣；郭麗做樂府學研究，也是機緣。
應該說，郭麗的學術道路是比較順利的。碩士師從西北大學李浩教授，從後來的了解知道，李浩教授對郭麗是很贊賞、很滿意的。2009年讀博從我，作為導師，的體會是省心。自己選題、自己找材料、自己架構和寫作論文。我隻是偶爾指點兩句。除了臨畢業為工作事很操過心，其他事都省心。就連博士畢業時，我正好在臺灣東吳大學客座，答辯諸事也沒有管過。畢業工作，又進入首都師範大學這樣一個很好的學術平臺。
但是，從我讀博三年，郭麗確實刻苦。好幾個假期包括寒假春節都沒有回家，每天宿舍—食堂—圖書館三點一線。天津市近在咫尺的景點，她都沒有去過，全身心撲在學問上。
到首都師範大學工作以後，她要教學，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其他類別學生的教學；要當班主任；要帶研究生；要完成學校的其他事務性工作。她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的理事，這理事是真的在理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作為國家一級學會，每年要參加年檢，按規定向*和民政部報送相關材料。郭麗到首都師範大學工作後，這個任務也落到她身上。上級部門對材料的要求很細，政策不斷變化，有時一份材料送一次，打回來，再送一次，再打回來，要反復送多次。這都是她的事。她還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刊《唐代文學研究年鋻》的副主編，負責編輯、組稿和編稿，《年鋻》每年都要出版一輯。她就是在這些事務之餘，做她的樂府學研究。
經常聽到她說忙，說累。時不時聽到又拿了什麼項目，發表了什麼論文，知道她參與相洲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樂府詩集》整理和補編，還負責編纂《樂府續集》（卷）。
我也忙，一些情況不甚留意。但零零星星地知道近年來她承擔了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項*項目、四項北京市和其他省部級項目，發表了四十餘篇論文，其中權威和核心刊物論文二十餘篇。三百多萬字的《樂府續集》（卷）也已完成，並將於今年出版。算來這部《樂府文獻考論》，是她今年要出版的第三部著作。這些信息彙總，我還是很喫驚。她博士畢業到今年，纔八年時間，八年時間做這麼多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以令人喫驚，更何況她是一個纖弱的女孩子！
按說，郭麗這部新著的序，應該請相洲教授來寫更合適。如果沒有相洲教授的提攜和引導，郭麗不太可能走上樂府學研究的道路。相洲教授對樂府學，對郭麗在樂府學上所作的工作更有發言權。但相洲教授近忙於重大項目結項，我纔因此有機會回顧郭麗走過的道路。
對樂府學，我是外行，對郭麗這部樂府學新著，隻能根據我研究的體會，說一些感想和認識。
這是中規中矩的研究，從基本的史料入手。郭麗做的《樂府詩集》整理和《樂府續集》，本身就需要做基本的史料工作。看得出，這部《樂府文獻考論》，是她上述研究的副產品。《全宋詩》失收樂府詩的補遺，宋代雜歌謠辭輯考，《文苑英華·樂府》和《太平御覽·樂部》所見《樂府詩集》未收代少數民族詩人樂府詩代雜歌謠辭輯考詩》失收樂府詩補遺，都是基本的史料工作。這部著作的其他問題，唐代樂府文獻考論，唐修《晉書·樂志》抄錄《宋書·樂志》說質疑，“詞起源於燕樂”說修正，等等，也都是史料考辨。
這項工作所下的工夫，是令人驚訝的。比如查考《文苑英華·樂府》和《太平御覽·樂部》所見《樂府詩集》未收歌辭，作者將這兩部大書所收樂府歌辭與《樂府詩集》一一比對，其中的工作量不言而喻。相比而言，作者查考《全宋詩》詩》失收樂府詩的工作量更大。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編纂的《全宋詩》，收錄詩人八千九百多家，總字數近四千萬。2013年出版詩》，收錄近五千位詩人，約十四萬首詩作，總字數二千多萬。《全宋詩》詩》問世之後，不斷有人輯佚。但輯佚者多詩的專門研究者。郭麗並不專門詩，隻是為做《樂府續集》而涉獵，但她卻能查考出《全宋詩》詩》失收的詩作。她從《江湖小集》《江湖後集》等文獻中，發現趙鼎臣、趙崇璠、項安世、武衍、劉仙倫、杜6位詩人64首未見於《全宋詩》的樂府詩，其中劉仙倫、杜2人為《全宋詩》未收詩人。從發表於《古籍研究》的原文可以知道，作者對《全宋詩》的補遺多達137首。她是在對《全宋詩》全面補遺的基礎上，查考出其中失收的樂府詩。至詩》，作者則從今人所輯《歷代竹枝詞代《雙溪醉隱集》《道園遺稿》《道園學古錄》《石田文集》《蒲室集》《鐵崖古樂府》《鐵崖古樂府補》《吳萊集》《倪瓚集》《林登州集》《王忠文集》等文集中，輯出未詩》著錄的19位詩人的61首樂府詩，其詩》已收詩人10人，未收詩人9人。作者自述，她在《樂府續集&midd代卷》中，綜核《樂府詩集·新樂府辭》敘論、宋代新樂府辭收錄代樂府實況，代新樂府辭的收錄標準，並根據這些標代失收樂府詩的歸屬。可以看出，她是在嚴格科學界定和規範操作的基礎上，做樂府詩的編纂和輯佚查考工作。稍想一下，這個輯佚查考工作，不但需要翻閱總字數分別是近四千萬和二千多萬字《全宋詩》詩》，而且要翻閱代的大量別集和其他史料。要一篇一篇比對過來，查考過來，這個工作量，工作的細致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作者善於發現一些新問題。比如，漢代多數樂府詩無主名，建安以後樂府詩創作開始進入有主名時代，詩人創作從此多了一種體裁選擇。那麼，詩人如何看待這一詩體，怎樣寫作，為誰寫作，是否入樂，就成了一個樂府詩學問題。而詩人寫作樂府詩時在固定題名外所加的“擬”“當”“代”“賦”“繫”“補”等標記，就成了研究上述問題的重要線索，從這些詩題標記可以看出漢唐樂府詩創作方式的演變。再如，建安詩歌以剛建著稱，但魏之三祖作樂府歌辭時為方便入樂有意安排聲韻，從而開啟了詩歌聲律化進程，詩風也就從此走向“綺靡”一路，因而被李白視為“綺麗”詩風的源頭，從而發現魏之三祖“宰割辭調”的詩歌史意義。作者善於抓住基本問題，解決基本問題。比如，唐修《晉書·樂志》是否抄錄《宋書·樂志》，詞起源於燕樂，《柘枝舞》代“樂府”含義等問題。這些問題，作者在史料清理和嚴格辨析上都下了功夫。比如，對於唐修《晉書·樂志》是否抄錄《宋書·樂志》的問題，作者指出，今本唐修《晉書》以南齊臧榮緒《晉書》為藍本，其內容在臧著《晉書·樂志》中就已有之，臧榮緒《晉書》在瀋約作《宋書》前已經成書。同為《子夜歌》本事，唐修《晉書·樂志》保留字句均與臧著《晉書·樂志》記載完全相同，因此不可能是取瀋約《宋書·樂志》刪削修飾而成。比如關於“詞起源於燕樂”問題，作者一一分析唐代燕樂與宋代燕樂的聯繫與涵義區別，雅樂、清樂、燕樂之關繫，關於燕樂包含民間樂曲的問題，指出“因聲度詞”的創作方法不是燕樂所獨有，繁弦變曲，歷代有之，非唐代獨有，並未催生出詞體。因此，詞與音樂關繫的表述應該是：唐代音樂活動繁盛，需要詩人寫出大量歌詞，一些詩人在與藝人近距離接觸時根據歌曲實際演唱需要寫出了句式長短不一的歌詞，於是產生了“曲子詞”這一新的詩體。因為在商業演出中這種近距離合作機會更多，所以商家歌者多唱新興曲調就成了詞樂主體。詞樂以燕樂為主體是符合實際的，但稱“詞起源於燕樂”就很不準確了。《柘枝舞》代“樂府”含義等問題，作者有同樣細致的史料清理和嚴格辨析。
做學問，本來說是坐冷板凳的事。史料的清理、輯佚、考訂，尤為枯燥、單調，而又尤其需要細致嚴謹。郭麗居然都做下來了。這些工作，當然需要經過學界的評價和時間的檢驗。可能會提出不同看法，可能會在郭麗的基礎上有新發現和推進，這都是正常的。但我想，不管怎樣，郭麗所做的這些工作，應該是研究樂府學難以繞開的。人們研究樂府，無法繞開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也難以繞開郭麗編纂的《樂府續集》和這部《樂府文獻考論》。樂府學看來必然要與二郭結緣！
我忍不住再次驚嘆她在八年裡所做的大量工作！我沒有問過郭麗，以後想做什麼。如果要說希望，作為導師，心裡是很矛盾的。當然希望自己的學生在學術上更有成就。郭麗這麼年輕，就有這麼多成績，順著做下去，應該會有更大的成就。但確實太累了，人生應該是豐富的，除了學術，還應該有生活。郭麗漂亮、活潑、開朗、能干、辦事利索、重情重義，她的人生中，不應該隻有學術，還應該有更為豐富的生活內容。
盧盛江
2020年9月20日於南開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