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目録

伏生傳《尚書》説獻疑楊晉龍(）

《群書治要》引《莊子》研究潘銘基(）

賈公彥《儀禮》分節探微杜以恆(）

林之奇《尚書全解》解經體例與原則考述張彧(）

朱熹《答周南仲》四書繫年考吳竺軒(）

離析《宋史·藝文志》馬楠(）

《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二—二二七四）詞佚作輯存

趙昱(）

“雲間三子”李雯之新見尺牘及其價(）

論毛奇齡與胡渭的交往及他對《易圖明辨》的影響種方(）

莊存與《春秋正辭》旨趣辨釋

——《內辭》《二伯辭》《諸夏辭》讀解辛智慧(）

幼學堂尺牘呂東超(）

中華書局整理本《公羊義疏》底本、標點指瑕駢宇騫(）

俞樾致汪鳴鑾函札釋證汪少華顔春峰(）

古代墓銘讖言故事考論李道和(）

從寫本到刊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成立考瞿艷丹(）

論倉石武四郎《儀禮考正》的特點與價值李洛旻(）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伏生傳《尚書》説獻疑

伏生傳《尚書》説獻疑本文初稿發表於2018年7月19日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的“經學史重探（Ⅰ）——中世紀以前文獻的再檢討”次學術研討會，感謝評論人蔣秋華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的睿見，使得本文的訛誤可以減到。政治大學車行健教授以爲標題“《尚書》説”改成“《尚書》公案”或更爲恰當。唯筆者以爲本文所論議題中，猶有未達到“公案”者，故保留原標題，感謝車教授的指教。再者本文爲中國文哲研究所重點研究計畫“經學史重探”的成果，謹此説明。
楊晉龍

【提要】本文旨在探討漢代記載《尚書》學上有關“伏生傳經”的原始文獻，以及因爲這些記載的差異，造成的爭論議題。藉由文獻搜尋與歸納的分析，了解漢代有司馬遷等八家論及“伏生傳經”事。再經由較爲全面性的分析，了解八家異論導致學者對伏生的師承、藏書、教學方式、傳授篇章、伏女傳經等等諸事，出現不同的詮釋意見；且由於記載不明、各自詮釋，因而導致《尚書》學出現十三項爭論性的議題，這些議題至今依然沒有共識性的終答案。研究獲得的結果，大致釐清《尚書》學某些爭論議題的起因與內容，同時也有助於《尚書》學研究者，重新檢討是否有必要再繼續追問這類很難有共識的爭議問題，同時反思爲這些議題取得答案的可能性、合理性與必要性，或者可以因此而不受這類無法證實或證僞固有包袱窠臼的影響，開展出新的《尚書》學研究議題。

【關鍵詞】伏生尚書傳經鼂錯

一、 前言

傳統中國“經學”歷史的開端，當是在漢武前156—8前141—87在位）接受公孫前201—121）建立“爲博士官置弟子”的“博士弟子員”制度[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儒林列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21，頁4—6。下文均用此“三家注”本。本文徵引使用的傳統文獻，使用迪志文化出版公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3.0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的網路資料庫，下文若無特別標明，均係使用此《四庫全書》本。，以及董仲前179—104）“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獨尊儒術”等[漢]班固著，[唐]顔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卷56，頁26、頁28。下文均用此本。，這類有益於《五經》傳播的建議之後，方纔正式成立。蓋因“孝惠、呂後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之故[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卷121，頁3。，其前雖也曾關注經學，但並未真正落實，是以説經學正式成立於此時。然誠如劉前46&mdas23）所謂“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之論，確實已經稍有遲緩，毋怪顔師古（581—645）會有“廢絶以久，不可得其真”之歎了[漢]班固《前漢書&middo王傳》，卷36，頁44。。

漢代以後通行的《五經》，當然不是到漢代方纔受到重視，實際上以現代可掌握的文獻而言，《五經》在周代就已經是培養貴族子弟學識的基本教材，不過卻必須等到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述而》，卷4，頁2。，無差別的招收貴族之外的學子學習之後，方纔真正落實到整個社會。但由於秦始前259—21前247—210在位）三十四前213）下令的焚書禁書政策，導致“六藝從此缺焉”秦火所焚，以《六經》、史書爲主，實情可參閲黃慶萱師《史記漢書儒林列傳疏證》（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6），頁15—16。；再加上漢高祖劉前256？—19前202—195在位）等漢朝開國集團成員，由於當時“尚有干戈”，是以“未暇遑庠序之事”之故[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卷121，頁2、頁3。，不僅相關的歷史文獻散失嚴重，甚至《五經》本文也闕略不全，使得傳統中國經學史的討論者，當其論及漢代初期及其前的《五經》源流傳承之際，不得不留下許多至今依然難以獲得共識的爭議性問題。

生存活動於整個十八世紀的清朝乾隆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令，並由孫士毅（1720—1796）、紀昀（1724—1805）、陸錫熊（1734—1792）等負責編輯，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四庫全書總目》[清]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録》，《清實録》（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23冊，卷1125，頁35。，就曾總結性的指出經學史上爭議的議題説：“《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真僞。”[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日講書經解義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附録[清]武英殿刻本），卷12，頁21。下文《四庫全書總目》皆用此本。以爲《尚書》爭議問題中，“《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除此之外，“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等[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書類小敘》，卷11，頁1。。《毛詩》則“《詩序》之説，紛如聚訟”，乃“説經之家，爭詬之端”[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詩序提要》，卷15，頁2—3。。《三禮》提到“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禮類小敘》，卷19，頁1。。此則因“《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晚。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注疏提要》，卷19，頁2。。《春秋》則“説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實陰本《公羊》《穀梁》法”[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小敘》，卷26，頁1。。故以爲“《春秋》一書，古今聚訟”[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事義愼考提要》，卷31，頁20。；尤其“自啖助、趙匡倡爲廢傳解經之説，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爲有貶無譏之説，説《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御纂春秋直解提要》，卷29，頁4。。另外自“宋孫復以來，説《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弊日延祐以後，説《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爲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平義提要》，卷29，頁10。。實則“《春秋》三《傳》，互有短長”[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四按語》，卷29，頁44。。但“《左氏》采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策之紀載，其義易明”[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經傳辨疑提要》，卷28，頁24。。《孝經》則“《孝經》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載王劭、劉炫以來，即紛紛聚訟……至今説經之家，亦多遞相左右”[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孝經指解提要》，卷32，頁7。。甚至還指出“宋以來説《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的事實[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書經傳説彙纂提要》，卷12，頁22。。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論，可知這些經學史上的問題，在十八世紀時屬於猶未能取得一致性共識性答案的爭議性議題。實際上即使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前述這些經學史上的爭議性議題，同樣也依然處於各説各話的狀況，從而可知傳統中國的經學史，的確還存在有許多可以再斟酌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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