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聲，心靈的合唱
有人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潘天壽卻說：“詩中有書，書中有詩。”（《聽天閣畫談隨筆》）蓋書法也有意像，唐人張懷瓘《文字論》曰：

探文墨之妙有，索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探彼意像，入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變，精魄出於鋒芒。

所謂“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靈變無常，務於飛動”雲雲，就是書法之點線盤旋運動，或疾或徐，或勒或趯，或提或頓，或波或磔，或粗或細，或疏或密，從而形成詩樂般的韻律。一件好作品，無異一段活潑潑的生命之流。詩、書、畫佳作皆為生命之形式，其相通處在此。是以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因悟草書，吳道子觀裴將軍舞劍而畫法益進，杜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而寫下好詩。文藝以再現生命的律動為境界，是中國文化精神之所在。中國書法處於有形無形之間，不受羈束，其點之運行而成線的形式，更直觀地逼近生命的律動，心電圖以動態的曲線表現心律便是現成的佳例。 “詩中有書，書中有詩”豈妄言哉！再者，杜詩所具有的抑揚頓挫波瀾疊起的語言風格，與書法以點線運動取勢的運作方式有著心理上的同構關繫，二者拍合，相得益彰。職是之故，書杜詩遂乃與杜甫詩意圖一道，為歷代書畫家所青睞而蔚成大宗。
宗白華嘗言：“中國樂教失傳，詩人不能弦歌，乃將心靈的情韻表現於書法、畫法。”（《論中西畫法的淵源與基礎》）書畫與詩同其可貴的，正是其中所包蘊著的抒情主體的心靈情韻，二者所以能位列一起與詩歌溝通對話也端在於此。由此而言，篆刻又何獨不然呢！
以杜詩為題材的書、畫、印，排除“文抄公”與趕時髦者不必論，其作意之大端有二：一是懸之以陶冶性情，一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原文藝之始，是人類的自我意識，一種集體記憶，所以中國士大夫尤其強調詩要一唱三嘆，反復涵詠，手寫心追，以此不斷將其內化，用來陶冶性情，構建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杜甫作為中國文化托命之人，“一人心，一國之心”的典型，在宋代便確立了其“詩聖”的地位，這也是杜詩成為歷代書畫家對像的內在原因。文天祥《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雲：

世人為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為高，然天下之能言眾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為吾用，皆吾物也。

杜詩語言的直覺性及其對心理形像的創構，能道人心中事，言人所難言，且海涵地負般的豐富性幾於無所不包，後人以杜詩“代言”，緣情寫志，有他的道理在。尤其是杜詩“慨世還是慨身”“一人心，一國之心”的特點在動亂年代更能引發志士仁人的共鳴。南宋李綱於此體會甚深刻，《重校正杜子美集序》雲：

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見於詩……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生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

同為南宋民族英雄的文天祥《集杜詩•自序》所言尤痛切：

餘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

顯然，杜詩的真性情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與衝擊力，入人至深，其儒學精神在那個歷史階段則起到穩定傳統、團結整個民族的作用。明清之際蓬起的杜詩書畫可加深我們這一理解，本叢書所收甚富甚精，讀者細審必得。
於是乎杜詩成為“至理”“人情性中語”，具有符號性，口吟手寫杜詩成為陶治性情、塑造人的心靈之重要手段。明了這一層非常重要，它幫助我們理解杜詩書寫、繪畫、篆刻的獨特意義，同時也為當今文藝界解決形式與內容如何相適應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參照。名畫《杜甫詩意圖冊》作者陸儼少現身說法，說自己用功是：“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 所言讀書，特嗜讀杜。其自序提到抗日戰爭期間入蜀，獨攜杜集自隨，並以蜀山蜀水證諸杜集，此後經“文革”直至晚年，屢蹶屢戰，盡平生仰慕之忱作此百幅杜甫詩意圖，詩書畫妙合無垠，令人讀之動容。嗚呼！天下芸芸學杜甫，能得幾人用心之苦如陸公者？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因其天時地利，集詩歌、書法、繪畫、印篆於一編，可謂“好雨知時節”，潤物之功無量，喜極而為之序。

林繼中  張家壯
丁酉秋分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