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說明
如果您閑來無事，在書店中湊巧拿起這本書，習慣性地翻開前言，在合上放下與再看一會兒兩可之間，那麼，我真誠地邀請您起碼將這篇使用說明讀完。相信我，天底下沒那麼多湊巧的事，冥冥中的緣分，其實有跡可循。
我猜您首先是被封面上“智囊”兩個字吸引，暗自希望從書裡得到些走出人生迷茫、生活苦惱、職場困境的啟發，如此看來，您在讀書這件事上，是個實用主義者。乍聽起來，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來讀書似乎很不可取，起碼姿態上不夠高蹈，好像不太好意思大聲地、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說出口，然而“什麼都不為”地打開一本書，實際上細思極恐，那無非是消磨時間的粉飾，是空虛而非充實。假如能從幽冥中起死，面對這樣的讀者，《智囊》的編著者，明朝人馮夢龍——如果他脾氣不好的話——甚至可能會憤而從其手中將書奪走，一通詈罵：我的書不是給你這樣的人讀的！我編《智囊》是為了讓人變得聰明，你這樣的朽木已經不可雕琢，放下我的書，我要把它送給這位眼神中透出渴望的人，他纔是我的讀者！
馮夢龍當然不能起死，這隻是我開的一個笨拙的玩笑，但是如果您仔細翻看《智囊》的目錄，會發現這個玩笑並非沒有基礎。馮夢龍上窮碧落下黃泉，從各種前人著作中尋章摘句，整理出體現某方面智慧的段落，將這些段落分門別類地加上標簽，什麼上智、膽智、術智、兵智甚至閨智等等，儼然是要湊成一部在生活的各個層面，面對各種問題無從措手時，可資借鋻的智慧工具書。一個人翻開這樣一本工具書，卻什麼都不為，對編著者確實是一種冒犯與褻瀆。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選注”，而不是將《智囊》整本書照單全收？這明明是更大的冒犯。這裡面牽涉一個非常嚴肅的道理，既關繫到（我以為的）我們面對古籍時應該采取什麼態度，也是我在“選”時遵照的基本原則，不能不詳加解釋說明。
馮夢龍先生（我再次假設面紅耳赤的馮夢龍站在我的面前，等待我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抽像點說，我秉持這樣一種觀念：所有的思想方法都應該立足於現實的問題，一旦不能解釋或解決問題，肯定是思想錯了，不是問題錯了。反過來，問題變，思想就應該隨之而變。不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不管多麼迷人、多麼費盡心血，都應該棄之如鄙履。這種觀念當然不是我的發明，刻舟求劍就是很好的教訓。馮夢龍先生應該能明白。
我冒昧地猜測，當年魯迅先生主張“少讀或者不讀中國書”，其實就是想用高喊拆房子的辦法，拆掉堵在泥古不化的國人思維裡的那道牆，畢竟老辦法從來都解決不了新問題，“實事求是”四個字，從來不易。也就是說，一本古籍如果不能解決某個問題，確實就沒有讀它的必要了。《智囊》從編纂之初，就是一本衝著問題去的作品，但是那些問題植根在馮夢龍的生活背景中，我們已經沒有了這樣的背景，也就沒那些問題了。那它為什麼又還值得讀呢？後面在討論另一個話題時，我會說到，現在先賣個關子。
馮夢龍編纂《智囊》時，讀書主要的目的是做官，讀書人面對的主要的問題，是一旦做官之後，如何處理微妙而復雜的君臣關繫，如何斷案，如何御敵，《智囊》理所當然地為解決這些問題服務。現在的讀者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了，與之相關的段落中所包含的智慧自然也就因失去現實滋養而萎縮、湮滅。囊中已然無智，再留著，“智囊”何以名實相副？就算是孩童，給他一隻“奇趣蛋”，打開卻空無一物，恐怕也是要哭要鬧要失望的吧？所以，將介紹古人如何排兵布陣的《兵智部·武案卷二十四》整卷刪去，在我看來也是理所當然。去粗取精，去沒用取有用，對馮夢龍或者任何一本書的作者，都是的尊重，也是對自己負責任的表現，更是作者與讀者之間良性的互動。我當然希望這本書能和讀者產生這樣的互動，如果這種互動是由我的選注而促成，選注的樂趣會更加充實。
說到樂趣，或者說到我為什麼貿然提到“奇趣蛋”，是因為我想借機提出我在選注時的另一條標準：是否有趣。《智囊》中的很多段落，聽起來就像是今人所謂的段子。試舉一例：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三國時期蜀國大旱，糧食歉收，所以劉備禁止私人釀酒，免得浪費糧食。底下的官吏根據這條命令，但凡在百姓家發現有釀酒的器具，就按違反禁止私人釀酒令處理。估計也是鬧得雞飛狗跳。有天簡雍陪劉備郊遊，看到有男女同行，就對劉備說：“這兩人隻怕是要交媾了，趕緊抓起來啊！”劉備一頭霧水：“什麼意思？你怎麼知道人家要交媾？這不是走得好好的麼？”簡雍說：“他們隨身攜帶交媾的工具啊！”劉備一聽，哈哈大笑。劉備也不是傻子，當然明白簡雍是什麼意思，所以就廢除了之前的禁令。
禁酒這件事在歷史上往往鬧得很嚴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甚至采用了隨機在酒中投放毒藥的辦法來懲罰喝酒的人，死傷好幾百，搞得很恐慌。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不就是喝個酒麼，用得著弄到死人的地步？沒道理嘛。然而主張禁酒的人，有他們的道理，這個道理甚至很神聖。宗教上的道德理由就不說了，現實中，當時主張禁酒的人認為，喝酒引發犯罪，比如街頭鬥毆、家庭暴力之類，背後往往是酒在催動，禁酒就能斬斷這種引發關繫，減少犯罪。但是禁酒並沒有減少犯罪，反而產生了更多的問題。就是這麼一條把社會弄得很混亂的政策，人人都看到了它的問題，反對的人不少，言辭也很激烈，卻執行了十三年之久。
同樣是禁酒，在近乎兩千年前的蜀國，就因為簡雍的一兩句玩笑話，劉備的哈哈大笑幾聲，就給取消了，確實讓人感嘆。我想進一步說一下我對簡雍這個玩笑的理解。我猜當時也會有很多人反對劉備的禁酒令，甚至也上過奏折，提過意見，為什麼其他人沒能讓劉備廢除禁令？除了諧趣，簡雍這番話，到底高明在哪裡？我覺得，高就高在迂回的策略，諧趣隻是其包裝。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發現，和一個自身有道理的事情正面對抗，往往並不是改變它的選擇。就比如劉備的禁酒令，不管是從道德還是從現實考量，都很有道理：在糧食歉收的情況下還要釀酒，明顯會導致一部分人餓肚子，甚至有更惡劣的情況出現。如果單純用看似有道理的、個人對酒的喜好來對抗，隻會撥高對方的道德性，顯出自己的小來，如此，隻能適得其反，實現不了自己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倒不如放大對方的荒謬，使其不能自圓。簡雍開玩笑、使段子，就是在放大對方的荒謬。
這種凡事繞一步的策略，大概是《智囊》的精華所在，也是中國式智慧的精華所在。我再舉一個例子——湊巧也是和禁酒有關，這次直接翻譯過來，希望您自己在書中讀到時能會心一笑：
一個小媳婦到衙門來報案，舉報自己的婆婆在家私自釀酒。按律，私自釀酒要打幾十大板。案情落實之後，當官的問小媳婦：你是不是個孝順媳婦？小媳婦肯定說自己孝順。當官的當機立斷，判這個婆婆幾十大板。小媳婦不是孝順嗎？由她來代婆婆挨打。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式智慧。小媳婦舉報自己的婆婆，擺明了是婆媳之間關繫不和，而且違背了“親親互隱”的禮法。但是現行的法律又明確規定私自釀酒必須受罰，如果不罰，法律的尊嚴將受到損害。於是，當官的采取了這樣一種策略，合理利用規則，維護了法律的尊嚴，更重要的是，通過懲罰違背孝道和“親親互隱”禮法的小媳婦，彰顯了禮教，確保了儒家倫理的不可侵犯。這也就是所謂“經與權”。中國式的智慧，往往就是面對不可動搖的“經”，尋找到的“權”。而《智囊》中所隱藏的的智，就是如何去“權”：它幾乎就是“權”的案例集。讀到這裡，讀者諸君如果還記得我之前賣弄的關子——為什麼《智囊》還值得讀？——應該同時也知道了答案。我確實認為，如果一個讀者希望《智囊》能給他（或她）走出人生迷茫、生活苦惱、職場困境以啟發，他（或她）一定會有所收獲。
但是，我必須要在後高聲地說出一個大寫的“但是”：《智囊》選注本必須批判地讀！就像一盒藥，說明書上除了介紹化學成分、服用方法，還必須說明注意事項或者禁忌——它往往放在說明書的後，卻重要。
剛纔我已經說過，通過選，我刪除了《智囊》中大量的隻有在封建社會的體制下纔會遇到的問題，保留了即使在現代生活背景下，也可能有所啟發的，或許可以稱之為“權術”的內容。宏觀地看這些條目、這些故事，你會發現聰明確實是聰明，手段也確實都是好手段，然而這些聰明勁兒、這些好手段，往往都是訴諸情感，而不是理性。情感這個東西捉摸不定，因人而異，遇到媳婦舉報婆婆，聰明的官員會有自己的處理辦法，卻沒看到因此上升到制定出一套從此以後如何應對此類事件的制度、條文。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說中國人缺少大歷史的觀念，缺少一種數目字管理的精神，我理解，其實說的正是這種情感發達而理性欠缺的情況。或者所謂的中國文化的早熟，也能按此解釋？
這些問題我沒有能力解決，就像醫生也沒辦法解決藥物的禁忌，卻必須提醒患者有所注意，我也隻能盡到提醒的義務。《智囊》選注本中的“權術”，原本隻是“在原則（經）的約束下，合理利用規則權衡利弊做出對策的技術”之縮寫，我希望讀者不要後讀成“權力之術”（任何兩種力量、兩個人之間的較量，都可以稱為權力的較量），希望讀者還是能更多地增進理性，而不是放縱感性。
我要說的，差不多也已經結束，有些話也不想再多發揮，畢竟“修行在個人”。如果有讀者覺得我的選取不當，我願意接受批評。如果有讀者覺得我的注釋不當，我也願意接受批評。要狡辯一下的話，我想說，我覺得不注釋人名、官名等並不影響閱讀，而且不知道人名反而可以將特定人物所經歷的事套在任何人身上，更能去囊取智，豈不更好？畢竟我選注的目的不是增進讀者的歷史知識或者文言文閱讀水平，而是分享前人的智慧，所以我往往隻在影響理解的地方注釋甚至直接翻譯一下。我沒打算讓《智囊》選注本成為一本很嚴肅的古籍——其實馮夢龍當年也沒這麼想過，他就是一個書商，隻想搗鼓出一本暢銷書。
劉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