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定國編著的《國學探疑》所提出的一百多個問題，涉及“國學”中的難點、熱點，均依據*的考古發掘材料和翔實的文獻，有理有據地進行了探釋：或矯正，或修補，或重新釐定；凡有確鑿而翔實的資料可以佐證的，則大膽提出，不乏獨到見解，而尚缺乏確鑿、翔實的資料佐證的，則留作疑案，決不臆測和妄斷。

  一“國學”釋義

  1．“國學"一詞何時提出

  一般學者都認為，“國學”這一概念是在清末民初提出的。

 這裡之所以用“提出”而不用“產生”，是因為就其內容而言，它顯然在清末民初之前早就“產生”，並且延續了兩千多年。

   但就“國學”一詞而言，古已有之。《周禮·春官宗伯·樂師》言：“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又日：“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孫詒讓(1848～1908年)在其所著《周禮正義》中指出：“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由此可見，“國學”在中國古代，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與漢代的太學相當，此後朝代更替，“國學”的性質和作用也有所變化。

   中，李勃隱居讀書於廬山白鹿洞，至南唐時，在其遺址建學館，以授生徒，號為“廬山國學”(亦稱“白鹿洞國學”、“廬山國子監”、“廬山書堂”等)，是後人首次使用“國學”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稱“白鹿洞書院”，為藏書與講學之所。宋代書院興盛，湧現出白鹿、石鼓(一說嵩陽)、睢陽和嶽麓四大書院。由此來看，“廬山國學”實際上是一所既藏書又講學的“學館”，亦即後來的“書院”。

   在當時的情境下，所藏之書和所講之學，自然是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從宋代四大書院的實際情況來看，也是如此。可見此時“國學”這一概念的使用，與“國醫”是一樣的。“國醫”即國家的醫學，“國學”自然亦即國家的學術了。在還沒有“西醫”、“外學”、“西學”等概念的情況下，這本來是個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隻是當“西醫”、“外學”、“西學”出現後，纔容易產生歧義而引起爭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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