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序/侯忠義1

序/侯忠義1

自序1

章 誤陷紅潭1

第二章 回響與噤聲19

第三章 大討論與全面批駁46

第四章 花城程甲本73

第五章 紅學官司97

第六章 南下福建119

第七章 大學講壇141

第八章 紅學風雲錄162

第九章 還原脂硯齋179

第十章 “歷史人物” 207

第十一章 洞中方七日233

第十二章 又陷重圍250

第十三章 對話有益261

試讀章節

章節1（P4—P9）

1991 年2 月2 日，《古代小說版本漫話》動筆。前三章為“版本和版本學”、“古代小說版本的特點”、“研究古代小說版本的意義和方法”，概括了古代小說版本改動、增刪、補削、連綴、續作、重作、作偽、分割、歸並、改名十大特點，及“用文學特殊方法來研究小說版本”等，皆為前人之所未發，再以“版本研究例案”以證實之，已陸續寫好“《水滸傳》的簡本與繁本”、“《平妖傳》的原本與補本”、“《孽海花》的‘金本’與‘曾本’”，大功即將告成時，忽然冒出一個意念：談不談《紅樓夢》的版本？———《紅樓夢》是小說名著，版本又為復雜，若繞道而行，漫話“古代小說版本”，就不算名副其實；若直面去談，於此又素無研究，怎麼辦？

1991年2 月6 日，歐陽健在給魏子雲的信中寫道：“近日因準備《古代小說版本漫話》的寫作，翻了一下《石頭記》甲戌本，忽然產生許多疑問。，是關於此本的來歷。卷首三行的下半角被撕去，莫非有什麼隱情；本子中‘玄’字不避諱，令人懷疑不出清人之筆。第二，是關於胡適的判斷。他以為曹雪芹的個本子就是這一殘破不全的十六回，且就命名為‘重評……’，都極不合事理。我於紅學素來不敢問津，踫到這些事，還得小心摸索一番纔行。”———這時，他方正面接觸《紅樓夢》版本。

後來有人批評他“有一種否定一切，唯我獨科的意味……並非出於敢於突破證偽成說的膽識工力，而是出於對學者專家治學努力缺乏應有的尊重理解”（郭樹文：《〈脂本辨證〉質疑———與歐陽健先生商榷》，《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4期），是對情況不夠了解所致。就他的本意而論，哪敢有“否定一切，唯我獨科”的膽量？他起先想到一個省事的辦法：以“脂本是《紅樓夢》原本、程本是《紅樓夢》改續本”的成說入書，一一注明出處，便可交差完卷。於是找來了胡適、俞平伯的奠基性著作，以及周汝昌、馮其庸、應必誠的版本研究專著，準備略加研讀就摘引成文。不想乍一步入此境，就產生了許多的困惑。他發現紅學家關於《紅樓夢》版本的論述，不僅相互之間矛盾甚多，同一論者也前後不能一致；許多判斷，又往往缺乏實證基礎，有的甚至與版本學的基本規律、一般常識相悖違。無奈，隻好又找來脂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的影印本，以及被認為是脂本繫統的夢稿本、列藏本、有正本、舒序本等來讀，憑著他在訪書時讀到的小說抄本如《金雲翹傳》、《風流悟》，稿本如《明月臺》、《妝鈿鏟》的經驗，直覺告訴他脂本不像是什麼曹雪芹的原本，甚至也不像是原本的過錄本。紅學家的結論，是不能夠完全信任的。踫到問題了，總不能繞道而行罷？

歐陽健談學術研究，講究“意念發端”，這一回是否疑之有故呢？

先看點。胡適在1928年說，甲戌本“首頁首行有撕去的一角，當是早藏書人的圖章”；1961 年補充說：“我在民國十六年夏天得到這部世間古的《紅樓夢》寫本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首頁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抄本從誰家出來的蹤跡，所以毀去了後收藏人的印章。”細檢甲戌本首頁，見行頂格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八字，第二行低一格寫“凡例”二字，第三行為“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行末撕去五字，胡適補寫了“多”與“紅樓”三字，蓋有“胡適”圖章，讀作“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紅樓”，是肯定不對的，因為古籍除了“敬空”，是不允許出現空格的。憑自己讀線裝古籍的經驗，正文前三行緊貼裝訂線，不易損壞，“有意撕去”是肯定的。圖書的批校、題跋、藏章，能證明其傳承有緒，向為藏書人所重；從商品角度看，若“抄本從誰家出來的蹤跡”、“後收藏人的印章”有助於提高身價，賣書人決不會無端將其毀去。抄本“玄”字不避諱，且突然出現在清亡十六年以後，連是否清人所書都難說，遑論曹雪芹自己的批本？

再看第二點。胡適判斷甲戌本是“世間古的《紅樓夢》寫本”，是“雪芹初稿本的原樣子”，甚至說：“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隻有二十八回，也許隻有四十回。為什麼呢？因為如果甲戌以前雪芹已成八十回，那麼，從甲戌到壬午，這九年之中雪芹作的是什麼書？難道他沒有繼續此書嗎？如果他續作的書是八十回以後之書，那些書稿又在何處呢？”這種自問自答是很古怪的。按理說，甲戌年已經寫成八十回，以九年時光完成餘下的四十回，是綽有餘裕的；但這與他認定後四十回為高鶚補作相扞挌，隻好咬定甲戌本沒有八十回之多。到了1961年，更斷定乾隆甲戌寫的稿本隻有十六回，“凡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都是不合事理的。甲戌本錯字太多，如“龍鐘”誤為“聾腫”，“膏肓”誤為“膏盲”；又多缺字，如“詩禮簪□之族”（缺“纓”字），“更衣□手”（缺“盥”字），分明是底本蠹蝕，抄寫者空格以待考，怎麼可能是“曹雪芹的稿本”呢？

歐陽健當然明白，脂本出於後人傳抄，並不能判定其底本是否甲戌本2 原本。故又對版本形式（書名、回數、評語）與內容進行校勘，發現脂本與程本的異文，有相當部分不存在可逆性。如絳珠仙草修成女體，程本說是“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甲戌本卻說是“饑則食密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每水為湯”，己卯本、庚辰本更作“饑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密青果”分明是據“秘情果”抄錄致誤，己卯、庚辰又把“密”字改為“蜜”，“秘情果”成了蜜漬之果，豈非大謬？可見程本不僅優於脂本，而且早於脂本。這一發現和他三十三年前日記裡評價“高鶚續得很好”相呼應：“看完百回《紅樓夢》。林黛玉死了，向封建制度喊出了她後一聲抗議。高鶚寫的這幾回：《蛇影杯弓顰兒絕粒》、《洩機關顰兒迷本性》、《林黛玉焚稿斷痴情》、《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特別感動人。”解釋了久蓄於心的疑團。

歐陽健頓時意識到事態的嚴峻。紅學界盡管門戶林立，且時不時有不安分者鬧一點小亂子，在在證明紅學定論之脆弱；但發難者雖能掀起一陣波瀾，結果總不免歸於失勢，蓋在其所站立者仍是同一個基點———脂硯齋及其批點本。要質疑被奉為神明的脂硯齋，無異於將一切流派驅趕到同一個營壘，在脂硯齋的大旗下集結起來，而使自己居於“社會公敵”的地位。歐陽健不敢自是，便向侯忠義求教，得到的回答是：“學問無禁區，觀點無忌諱，隻要持之以故，言之成理，盡可公之於眾，以求學人共識。我既為叢書之主編，誠願與你共擔責任。”這一博大氣度給他勇氣，遂寫成《〈紅樓夢〉的‘脂本’與‘程本’———版本研究例案之三》，《古代小說版本漫話》因得以交卷。

本章結末，他試圖概括小說版本的特殊現像：

古今中外，在古字畫、古籍及其他文物上作偽造假的事，可以說層出不窮，《紅樓夢》版本領域，也不會是一塊淨土。從技術上講，古畫的作偽遠較古籍為難，因為它要求“亂真”，即與原畫完全一致。《銷夏閑記》載王抒以名手摹《清明上河圖》以獻嚴世蕃，裱工湯姓以其“麻雀小腳而踏二瓦角”，知為贗品，可見古畫的作偽，必須與原本不差毫分，方能瞞過世人眼目。小說版本的作偽則完全相反，設若書賈以與印本文字完全相同的抄本求售，則必被嗤之以鼻。要給人以“原本”、“真本”的印像，除了在外部形態上制造一些像是“未完成”的“稿本”的假像（《紅樓夢》正文說曹雪芹已“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甲戌本凡例也有詩曰：“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都表明《紅樓夢》早是“齊、清、定”的本子了）之外，在內容的“求異”上下功夫，就是主要的手段，如甲戌本回增寫各本皆無的石頭與僧道對話的四百二十餘字，諸抄本增寫若干程本所無的大段文字之類。不過，作偽者或者由於學識、纔力的欠缺，或者由於對原作精神的領悟不深，甚或由於藝術趣味的低下，都必然會留下許多破綻。《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的存在，就是生動的例證。研究者大多承認，這個本子，抄寫馬虎草率，過錄完後，出於某種動機，又用當時流行的程本加以校改，改得密密麻麻，滿紙烏黑一片。夢稿本要麼就是曹雪芹的稿本，要麼就是後人的作偽。因為世界上沒有人會按別人的草稿依樣抄寫的事。不是稿本而又要弄得像一個“稿本”，其間的“某種動機”，不就是欺騙世人、嗜財圖利嗎？

——古畫作偽的手段是“亂真”，古籍作偽的手段是“求異”，這番話確是前人未曾講過的。

章節2（P19—P23）

預期中的回響，很快就傳來了。1991年11月12日張兵給歐陽健來信說，應必誠已寫了商榷的文章，將刊於《復旦學報》明年期，“我意您可先聽聽諸位的意見，過些日子再寫文章答復。大作也可寄我。”11月20日又來信告知：“陳詔來說，《紅樓夢學刊》約他撰寫關於批評您的文章。”“明春‘南北夾擊’的形勢已明，這既是壞事，也是好事。真理越辯越明。相信隨著您的這一塊石頭擲進紅學界，將會引來若干熱鬧。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我的意願。紅學太沉悶了，需要披荊斬棘者去開拓。”密切關注歐陽健的侯忠義，1992年1月29日來信說：

你對紅學界的“宗派”、北京的“禁錮”有所察覺，這是你認識上的進步，其實此種現像又何處不在呢？因此有幾個知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必要的，可以互相幫助、扶持、支援。友誼比什麼都重要。不能替朋友承擔風險的朋友，又哪能算得上朋友呢！這是我的“處世哲學”。關於對《紅樓夢》的不同意見，你盡可毫無畏懼地表達出來，並

想方設法刊登出來，以便引起世人的注意。如你有的文章無合適之處發表，盡可寄到北京來，在《古籍整理與研究》上發表一二篇是沒有問題的。關於這場爭論，我已跟張俊打了電話，請他多關注，有事我們會及時聯繫的。總之，作為朋友，我們做你的堅強後盾。

果然，《復旦學報》1992 年第1 期發表了應必誠的《關於〈紅樓夢〉的版本繫統———兼與歐陽健同志商榷》；《紅樓夢學刊》1992 年第 3 輯發表了陳詔的《正本清源，厚積薄發》。兩篇出於上海學人之手的商榷文，大約是約稿過急，未暇細考，隻能說是一種“驚愕”之下的反應：無非是復述“《紅樓夢》版本初隻有抄本它們是曹雪芹稿本的過錄本，抄本一般都帶有脂硯齋的評語，稱‘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紅學常識”（應必誠語）之後，再加以義正詞嚴的責問：“這真是振聾發聵、令人喫驚之談！自從二十年代初期胡適介紹脂本以來，多少讀者、研究者研讀《紅樓夢》兩種版本繫統———脂本和程本，高度重視脂硯齋的批語，毫不懷疑脂本是先於程本、接近原著的早期抄本，難道又上當受騙了嗎？！”（陳詔語）曲沐1992 年9 月23日給歐陽健寫信，中說：“陳詔之文，應命而已，也實在沒有說服力，隻在列藏本的道光年間問題上做了點文章，而且大話說得嚇人，仿佛別人都沒有經過長期鑽研。言下之意，要推翻自胡適以來堅持至今的兩大版本繫統說是不那麼簡單的。這點我想兄應該是有自信心的。”

從未謀面的吳國柱1992年9月28日給曲沐寫信，中說：

紅學急需突破，這已是共識；但往哪裡突破，各家看法不一。晚生以為，唯歐陽健纔是真正的突破。歐陽的文章其意義在於動搖了新紅學的全部根基，使紅樓重新回復到歷史的本來面目。幾十年來權威們對程高全璧本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但它何嘗推得倒呢！歐陽的挑戰必將在紅學界引起軒然大波，晚生早有所料；但目前似隻在東北有點反應，其他地方還沒動靜。復旦學報應必誠的“商榷”毫無說服力。……近十年來，不少紅學家和愛好者都對新紅學產生了懷疑，但大都處於孤軍作戰的狀態，或沒有找到適當的突破口，現在終於被歐陽找到了，而且找得相當準確。曾被認為給紅學帶來生機的張國光先生的“雙兩說”，晚生一向以為他僅隻回歸到了新紅學的起點上，並沒有真正突破什麼。因為張先生的觀點實質上隻屬於新紅學內部對全璧本評價上的分歧，其主論的基礎仍然是“兩種紅樓夢”，即在“兩個版本繫統”的基點上起步的。而實際情況正如歐陽所說，《紅樓夢》隻有一個版本繫統，另一個所謂“脂本繫統”完全是1921 年以後新紅學家人為地炮制出來的。可見，隻有歐陽的繫列論文，纔為現代紅學的建設開闢了新的道路，確立了一個新的起點。

1992 年1 月9 日，歐陽健回應應必誠“脂本與程本的四大區別論”（脂本隻有八十回，程本增加了後四十回；脂本帶有脂硯齋等人的批語，程本除有極小量批語混入正文外，刪去了脂本的全部批語；程本把脂本的回前詩和回末詩全部刪去；脂本接近曹雪芹原作，程本則有大量的竄改），撰成《脂本程本異文原因辨證———敬答應必誠先生》，掛號寄張兵信。張兵1月15日回信說：“《辨疑》發表後，我確實受到了較大壓力，這點，我在發文前思想有所準備，倒也無所謂。因為學術討論，是需要有點勇氣的。校內外一些長輩都說我似乎‘瞎了眼’、‘不識貨’，編輯部領導也有此意。據說，應文的寫作，也

是聽了某些人的勸告而為。這些，我倒不怕。隻要對促進學術有利，個人受點‘委屈’，又有什麼呢？”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罵張兵“瞎了眼”、“不識貨”的長輩，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培恆。歐陽健答應必誠文《復旦學報》非但不予刊出，又發表了談蓓芳的《脂評本〈石頭記〉是否後人偽造》，否定脂本書商為牟利而偽造的可能性，雲清初並不避諱、不避“玄”字、錯別字及簡體字不足以證明甲戌本不是早期稿本。歐陽健寫了《〈紅樓夢〉“舊時真本”辨證》一文，經張兵提出意見修改定稿，已決定1993 年第1 期發表，然章培恆又出面干預，一定要其撤下，張兵拗不過，隻好從命。

但張兵說他“不怕”，卻是真的。他與陳年希合寫了《“紅學”新革命》，刊在《隨筆》1993 年第3 期，中說：“歐陽健的《紅樓夢》版本研究，從根本上動搖了胡適等人奠定的‘紅學’大廈的根基，向當代紅學家提出了新課題。”旗幟鮮明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觀點。

1993年5 月12日，侯忠義來信說：“在上海，章培恆單獨宴請我和安（平秋），他主動談及你對他有些誤會，關於《復旦學報》駁某人的文章是主編不發的，他不過另組了一篇稿而已；另你跟魏子雲談過章，故魏送章的酒也未送。安當時勸我對你說說，消除誤會為好。我想，過去的事就不提了，再見面裝著什麼也沒有發生可也。”

所謂“駁某人的文章”，指的是答應必誠文；所謂“另組了一篇稿”，指的是談蓓芳文。至於魏子雲的酒，指的是他從臺灣帶了瓶好酒，不知從哪裡聽到章培恆對歐陽健的壓制，這瓶酒就不送了。其實，寬厚待人的魏子雲，在1993年1月12日致信歐陽健說：“關於復旦學報之事，萬不可臆測這那。章先生或是站在復旦的立場，不願學報陷入此一涉及諸多人事上的成見紛擾，遂有此行為。望能曲諒之。凡事，如能放下自我，走到對方的心理位置，去以對方的立場想想，準會改變自我的臆測，而減少自我煩惱。尤其是學術上的問題，隻要在一己論點的基礎上，能夠日起有功而開疆拓土，各類建築自會如秦皇之阿房，覆壓三百餘裡，遮蔽天日。縱然被楚人一炬而成焦土，後人亦不能忘卻阿房宮之宏偉壯麗。何必計較乎此？問題是治學者的論點，有無基地？換言之，你的論點落實了沒有？弟對兄此一問題，曾道及關鍵在春柳堂這部詩集之真正作者以及此書之成書與一次次出版演變之年月，這些應首先探討清楚。”

歐陽健1月25日回復魏子雲：

辭舊迎新之際，拜誦大札，倍感欣喜。數年來，魏公不僅教我如何治學，亦教我如何為人。即如復旦章培恆先生事，雖說我可能不無影響可循，但盡可心懷放寬，不要陷入毫無意義的煩惱之中，以致影響學術上的冷靜判斷。再說在《紅樓夢》的探討之中，雖有一二權威因種種原因加以攔阻，但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示理解和支持，這是更叫人增添信心的。我利用春節的時間，正在寫我計劃中的《紅樓新辨》中的後一篇《明義〈題紅樓夢〉辨疑》。在這本書稿中，所要全力解決的是《紅樓夢》的版本問題，包括：一、脂本與程本，究竟誰是《紅樓夢》的真本；二、脂批是否真的是曹雪芹同時代的脂硯齋所為。而《春柳堂詩稿》問題，隻是《史料辨疑》中的一節，它所涉及的問題，是張宜泉所言曹氏的史料是否可靠的問題，並不涉及《紅樓夢》（因張宜泉未說過曹氏寫過《紅樓》的話）及其版本。所以，《史料辨疑》這一章完全抽下，也不妨礙我的整體判斷。當然，此事由我而起，自應由我進一步加以考實。

1989年魏子雲與歐陽健相知相交之後，積極動員他加入《金瓶梅》的探索，寫信說：“兄如參加《金瓶梅》一書的研究，不出三年，兄可能駕乎吾儕上。何以？兄之智慧過人，又閱讀仔細也。”有趣的是，歐陽於《金瓶梅》始終未登堂入室，反引得魏子雲對甲戌本、《春柳堂詩稿》產生了興趣，被拉進“紅學”這汪濁水中來，在臺灣報紙發表《〈春柳堂詩稿〉非乾、嘉時代作品》，中說：“歐陽健先生首表懷疑，認為此詩稿的作者張宜泉先生，不可能是曹雪芹同時代人。當我求得此一部光緒十五年刻本《春柳堂詩稿》，首尾閱讀一遍，發現詩中有一首《題太陽宮有感》，句中有：‘廟破非今日，蕭條已有年。當沾臨照普，得仰大明懸。’這首詩中的‘得仰大明懸’文句，似乎‘絕不可能出現在乾隆年間文士的筆下’，這一‘違礙’而且‘悖逆’的詩句，乾隆年間的文士，哪裡敢寫出？”之後他的《治學考證根腳起———從〈春柳堂詩稿〉的曹雪芹說起》、《甲戌抄本〈紅樓夢〉問題求答———〈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讀後》等，發表於《明清小說研究》，在紅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