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出版說明

稟祖父母／ 01

復賀長齡／ 04

致劉蓉／ 07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 12

答劉蓉／ 14

原纔／ 19

致澄弟沅弟季弟／ 21

應詔陳言疏／ 23

復胡大任／ 28

議汰兵疏／ 31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35

備陳民間疾苦疏／ 40

平銀價疏／ 44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 48

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 50

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 53

拿匪正法並現在幫辦防堵折／ 56

與駱秉章書／ 58

與張亮基／ 60

復龍啟瑞／ 63

瀝陳現辦情形折／ 66

討粵匪檄／ 70

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折（附遺折遺片）／ 73

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折／ 78

謝寬免處分恩折／ 81

統籌全局折／ 83

諭紀澤／ 87

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折／ 89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多折／ 93

遵旨會商大略折／ 97

遵旨會籌規剿皖逆折／ 100

聖哲畫像記／ 103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114

日記（咸豐九年十一月四日）／ 116

孫芝房侍講《刍論》序／ 118

致澄弟／ 121

蘇常無錫失陷遵旨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折／ 122

請起用瀋葆楨折／ 126

請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折／ 128

遵旨興辦淮揚水師  擬派李鴻章先往籌辦並請簡授實缺折／ 131

致沅弟／ 134

奏請帶兵北上以靖夷氛折／ 137

遵旨復奏借俄兵助剿發逆並代運南漕折／ 140

湖南設立東征局請頒發部照折／ 143

諭紀澤紀鴻／ 145

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 148

日記（咸豐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151

瀝陳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忠勤勛績折／ 153

勸誡淺語十六條／ 156

復彭麗生／ 162

參翁同書片／ 164

金陵未克以前請不再加恩於臣家片／ 166

議復借洋兵剿賊片／ 168

遵旨議復請派員督辦廣東釐金折／ 173

日記年五月七日）／ 177

曾國藩（1811—1872）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地主階級政治家、軍事家與古文學家，閱歷較為復雜，留下的文字亦不少。這本文選基本上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他各個歷史時期的言行，從中大致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與功過。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白楊坪（今屬雙峰縣）人。道光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依靠自身的努力與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薦引，十年間擢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二十九年補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數年間接連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仕途的一帆風順使曾國藩春風得意，對清政府感激涕零，一心要盡忠報國，干出一番事業。他在家信中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年中進士十年而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餘三人”（《曾國藩全集·家書》，以下簡稱《家書》，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又說：“自是以後，餘益當盡忠報國，不得顧身家之私。”（《家書》年五月十四日）

不料，正當曾國藩躊躇滿志之時，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巨變。這時，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各種反清團體日益活躍，民眾起義不斷發生，全國已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特別是發生在廣西金田的太平天國起義，更顯現出與眾不同的特點。當時清政府政治腐敗，財政拮據，兵無鬥志，根本無力對付這場革命風暴。而以咸豐帝為首的統治階級上層，卻對此並無深刻認識，這就使一批較為清醒的官紳士人愈感憂慮。

由於湖南特殊的地理位置、社會環境、士林風氣和歷史傳統，造就出一大批這樣的人物：他們保守、務實、好鬥，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關心整個地主階級的命運，並把清政府的安危與自身利益結合起來。他們與曾國藩氣味相投，通過各種關繫聯合起來。由於曾國藩的地位和聲望，無形中成為他們的領袖。正是在這些人的激勵和推動下，曾國藩在咸豐帝繼位之初，乘下詔征言之機接連上疏，就國家用人、行政、軍事及民間疾苦、平抑銀價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對策，並對咸豐皇帝本人提出批評，企圖推動他振作精神，勵精圖治，以改變清政府的被動地位。結果，這些精心寫就的奏疏被束之高閣，意見不被采納，且幾乎因此而獲罪。曾國藩在改革弊政的嘗試失敗之後，不得不別尋他途，以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咸豐二年，曾國藩放江西鄉試考差，行至安徽太湖，接其母病故訃告，遂改途返籍，為母守制。這時，清政府為阻止太平天國革命勢力的發展，重施嘉慶初年故伎，企圖用團練、保甲之法抑制太平軍流動作戰的戰術。於是，就在太平軍勢力所及各省委任在籍官員為團練大臣，利用其人地兩熟的條件，專門負責本省團練、保甲事宜。當時，清政府在全國先後任命團練大臣四十五名，曾國藩為其中之一。他就是利用這一半官半紳的身份，創建了一支非正規的地主階級武裝力量，將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下去，並使勇營武裝逐漸取代八旗、綠營的地位，成為清王朝的主要軍事支柱。

曾國藩認為，綠營腐敗已甚，不能擔負鎮壓民眾起義、維護國家秩序的任務；團練、保甲組織面對統一、強大的農民軍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而要打敗太平軍，隻有改革軍制，另起爐灶，建立新軍。他認為，綠營弊端在於“敗不相救”四字，究其原因，一是平時薪餉太低，缺乏訓練，技藝不精；二是戰時東拼西湊，上下左右不和，調遣成法不善。於是，他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權歸主將，層層選募，適當提高弁兵薪餉，變“兵為國有”為“兵為將有”，從而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也為近代軍閥制度種下根苗。據《湘軍志》的作者王闿運估計，各省湘軍人數多時達三十萬人，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約有十二萬人。曾國藩就是依靠這支武裝，采用以靜制動、圍點打援等戰術，自上而下，沿江推進，逐步奪取太平軍控制的長江沿岸城鎮要塞，後攻陷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為清王朝建立了功。

    ……

奏為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

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為我皇上陳之。

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皇上之嫌名，乃改為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去鼕忽改為貂褂；御門常服掛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為補褂。以此等為尊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纔，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為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勛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為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扎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輾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即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

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遊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裡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纔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為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復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纔。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即與以兵、刑、錢、谷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深學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制詩文集》，業蒙允許。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聖壽已二十有六；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衝，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效、不尚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為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