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們對作者曾國藩和《經史百家雜鈔》其書做一簡要介紹。
晚清名臣曾國藩曾編纂過古文選本《經史百家雜鈔》，該書在晚清民國極受推崇，但後來也隨著主流意識形態對曾氏評價的變化而有起落。對曾國藩的評價，可謂中國近代史上一則有名的事件，既有屬於傳統體繫的官員學者文人的褒揚，有處於新舊過渡時期人物的敬仰，也有近代領袖人物的推崇。前者如《清史稿》編纂者及舊文人王闿運、王先謙等，中者如李鴻章、郭嵩燾、容閎等，近者如*“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判斷更廣為人知。除了從章太炎開始稱曾氏為“吾祖民賊”到範文瀾評曾氏為“漢奸劊子手”的負面一繫外，處在不同時代背景下，不同政治立場的各界名人，對曾氏的評論呈現出相當的一致性。而與這種情景不同的是，曾國藩生前編纂當時影響極大的古文選集《經史百家雜鈔》，在晚清民國曾風行海內，成為*向同學友人推薦的“*國學入門書”。自解放後卻印行甚少，改革開放後也流行不甚廣，遠不如曾氏《家書》和《家訓》等，其中的變遷原因或與社會整體文化背景漸變有關，也與該選本背後蘊含的整體理念之淡化有聯繫。
下面我們對作者曾國藩和《經史百家雜鈔》其書做一簡要介紹。
其人：
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由秀纔選貢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職。曾國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辦團練抵抗太平軍為發端，直至1864年其下屬基本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因軍功逐步高升，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後謚號“文正”。曾國藩對清廷的主要政治貢獻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這也成為他後來受到章太炎等人抨擊的依據。而《經史百家雜鈔》的編纂，據有關考證開始年（1851）初曾國藩在北京任職時期，成書於咸豐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軍營，在這期間曾國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軍事統帥的轉型。這種轉變也體現在他對傳統文章選本的認識及其改進行動上。
其書：
清代的文章選本，在曾國藩之前已經盛行的有兩種，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吳楚材、吳調侯叔姪編選的《古文觀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將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兩者針對的讀者對像有差別，前者重在教學便利，後者更能表達編選者的學術觀念，也更受學者重視。曾國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的說法，但對姚氏的觀點也並非完全贊同，尤其不能認可其重詞章而忽視經史的純文人風格，曾氏後來統兵治政，為清廷重臣，對姚氏輕視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滿，這些都鮮明地體現在《經史百家雜鈔》中。
《經史百家雜鈔》全書二十六卷，共分論著、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志、敘記、典志、雜記十一類。相對於姚鼐在《古文辭類纂》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的分法，增加了“敘記”和“典志”兩類專論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其餘的應酬性居多的“贈序”類刪去，“頌贊”“箴銘”“碑志”則進行了歸並。對此曾國藩自己在全書“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認自己所編新書和姚氏書“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之後，又特意強調了自己對經史類文章的重視，“餘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對於此種重視文中之“道”的觀念優勢，*在該書編成五十年後有準確的剖析，見於其《致蕭子升》： “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認為，國學的內容，應該包括“道”與“文”兩個方面，但《類纂》隻重視“文”這一方面，而《雜鈔》則二者兼之，所以《雜鈔》很可貴。*之所以把《雜鈔》作為研習國學的入門書，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雜鈔》中包含了“道”與“文”兩個方面的文章。這也緣於曾國藩與《類纂》編者姚鼐的編書眼光大有不同，曾國藩雖也著眼於文學辭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懷與政治軍事實踐，因而在編纂《雜鈔》時，在相當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選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經濟制度和軍事戰例的篇目，姚鼐則主要是以辭章家的眼光來篩選。*之所以看重《雜鈔》，說《雜鈔》優於《類纂》並向人推薦，也是因為他不僅僅著眼於辭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評騭二書。
《經史百家雜鈔》出版以後，備受文人學子的歡迎，使許多希望得國學之門而入的讀書人有了一部精粹、實用的入門書。*就是這許許多多學子中的一個。他青少年時曾通讀數遍，在上引《致蕭子升》信中對此書的評價也代表了當時青年的感受：
”顧吾人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干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如是之書，曾氏“雜鈔”其庶幾焉。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
*不僅力薦此書，更向同學友人陳說應該如何閱讀利用好這部國學入門書，即由該書中所選的某篇文章觸類旁通閱讀原書同類文章，進而及於該書整體，又由該書屬於經史子集中之一而及同類其他重要典籍，“於是而國學常識羅於胸中矣”，這種力求通識而戒窄陋的閱讀學習思路，對於我們今天如何繼承這份文化遺產，仍然有很大的啟發作用。民國時期，中華書局曾經出版線裝仿宋體《經史百家雜鈔》，作為《四部備要》集部的一種，受到讀者的歡迎。
《經史百家雜鈔》和其編者曾國藩在當前社會引起了新一輪的關注熱潮，為了滿足廣大讀者收藏閱讀需要，這次出版線裝大字繁體豎排本，繫以《經史百家雜鈔》現存各刻本中文字較為精審的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刊本為底本，校以上海會文堂石印本，除底本明顯有誤的字詞，根據其所出著作的現代權威通行點校本進行了校改外，多數保留了原貌。對其中一些名篇中的文字問題，也吸收了學術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訂正了原書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錯誤，以保證本書的史實可靠性和文字準確性。底本中卷首原有曾國藩“序例”，本次也予以保留。對底本中各卷以雙行小字注文存在的曾氏評語，本次仍保留在原位置，改用小號仿宋字單行排列，以便全書眉目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