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古籍_江西歷代進士全傳(全六冊)

編輯推薦

中國的科舉制度，肇始於隋唐，鼎盛於兩宋，定型於明清。科舉制度產生以來，大量的普通文人融入了古代社會的官吏階層，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管理的骨干力量。數量龐大的進士群體，參與政治事務、主導文教，形成文化的主導力量。為此，研究中明清時期的文化，便無法繞開科舉、進士這一話題。關於科舉與進士之問題的研究，在學術界也備受關注。大而至於科舉制度本身的研究，小而至於某個進士的研究，研究成果林林總總，十分豐碩；但令人不無遺憾的是，尚未有人將歷朝歷代的進士傳記彙集到一起，以整體展現進士的風貌。從唐初至清末，歷史上一共產生了11萬名左右進士（指正科、文進士），而江西進士就占到1萬2千多，《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為江西進士塑群像，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

內容簡介

《江西歷代進士全傳》是江西省歷代進士的全傳，歷史上共產生了約11萬進士（指正科文進士），而江西進士共一萬兩千多名，占所有進士名額的十分之一，《江西歷代進士全傳》對研究江西地域文化和中國科舉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江西歷代進士全傳》以地域（行政區劃以清末為準）分卷，每卷按年代（科分）來編撰進士傳記，它是對所有的文獻資料包括各種史志碑銘人物傳記等進行了竭澤而漁式的搜集後對各種資料進行比勘校對補充考訂而成的江西歷代進士傳記大全。具有很高的文獻參考價值。書末並附有江西歷代進士總名錄及索引，以便讀者翻檢。

作者簡介

鄭翔，男，1960年3月生，漢族，安徽涇縣人，1977年2月參加工作，中共黨員，經濟學學士，公共管理碩士。現任九江學院黨委書記，領銜主編《江西歷代進士全傳》，參與編纂者近百人。

前言
凡例
江西省分縣進士數量排名表
江西省今縣名及區域與清朝縣名及區域對應情況一覽表
卷一南昌市進士傳
南昌市區、南昌縣進士傳
新建縣進士傳
安義縣進士傳
進賢縣進士傳

卷二九江市進士傳
九江市區、九江縣進士傳
瑞昌市進士傳
永修縣進士傳前言
凡例
江西省分縣進士數量排名表
江西省今縣名及區域與清朝縣名及區域對應情況一覽表
卷一南昌市進士傳
南昌市區、南昌縣進士傳
新建縣進士傳
安義縣進士傳
進賢縣進士傳

卷二九江市進士傳
九江市區、九江縣進士傳
瑞昌市進士傳
永修縣進士傳
德安縣、共青城市進士傳
星子縣進士傳
都昌縣進士傳
湖口縣進士傳
彭澤縣進士傳
武寧縣進士傳
修水縣進士傳

卷三上饒市進士傳上
上饒市區、上饒縣進士傳
德興市進士傳
廣豐縣進士傳
玉山縣進士傳
鉛山縣進士傳
橫峰縣進士傳
弋陽縣進士傳

卷四上饒市進士傳下
餘干縣進士傳
鄱陽縣進士傳
萬年縣進士傳
婺源縣進士傳

卷五撫州市進士傳上
臨川區進士傳
南城縣進士傳
黎川縣進士傳

卷六撫州市進士傳下
南豐縣進士傳
崇仁縣進士傳
樂安縣進士傳
宜黃縣進士傳
金溪縣進士傳
資溪縣進士傳
東鄉縣進士傳
廣昌縣進士傳

卷七宜春市進士傳
袁州區進士傳
高安市進士傳
豐城市進士傳
樟樹市進士傳
奉新縣進士傳
萬載縣進士傳
上高縣進士傳
宜豐縣進士傳
靖安縣進士傳
銅鼓縣進士傳

卷八吉安市進士傳上
吉安市區、吉安縣進士傳
井岡山市進士傳
吉水縣進士傳
新干縣進士傳

卷九吉安市進士傳下
永豐縣進士傳
泰和縣進士傳
遂川縣進士傳
萬安縣進士傳
安福縣進士傳
永新縣進士傳
峽江縣進士傳

卷十贛州市、萍鄉市、新餘市進士傳
贛州市區、贛縣進士傳
南康區進士傳
信豐縣進士傳
大餘縣進士傳
龍南縣進士傳
定南縣進士傳
全南縣進士傳
尋烏縣進士傳
安遠縣進士傳
瑞金市進士傳
寧都縣進士傳
於都縣進士傳
會昌縣進士傳
石城縣進士傳
上猶縣進士傳
興國縣進士傳
崇義縣進士傳
萍鄉市區進士傳
上栗縣進士傳
蘆溪縣進士傳
蓮花縣進士傳
渝水區進士傳
分宜縣進士傳

卷十一景德鎮市、鷹潭市進士傳
景德鎮市區、浮梁縣進士傳
樂平市進士傳
鷹潭市區、貴溪市進士傳
餘江縣進士傳

附錄
江西歷代進士總名錄
各縣進士重出榜
引用及參考書目
江西進士姓名索引
後記

前言

中國的科舉制度，肇始於隋唐，鼎盛於兩宋，定型於明清。科舉制度產生以來，大量的普通文人融入了古代社會的官吏階層，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管理的基干力量。數量龐大的進士群體，除了參與政治事務、承擔各種大事之外，還積極組織參與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動，形成文化的主導力量。為此，研究中明清時期的文化，便無法繞開科舉、進士這一話題。關於科舉與進士之問題的研究，在學術界也備受關注。大而至於科舉制度本身的研究，小而至於某個進士的研究，研究成果林林總總，十分豐碩；但令人不無遺憾的是，尚未有人將歷朝歷代的進士傳記彙集到一起，以整體展現進士的風貌。為此，我們就有了編撰《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的構想。

一、《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編纂歷程
中國的科舉制度，肇始於隋唐，鼎盛於兩宋，定型於明清。科舉制度產生以來，大量的普通文人融入了古代社會的官吏階層，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管理的基干力量。數量龐大的進士群體，除了參與政治事務、承擔各種大事之外，還積極組織參與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動，形成文化的主導力量。為此，研究中明清時期的文化，便無法繞開科舉、進士這一話題。關於科舉與進士之問題的研究，在學術界也備受關注。大而至於科舉制度本身的研究，小而至於某個進士的研究，研究成果林林總總，十分豐碩；但令人不無遺憾的是，尚未有人將歷朝歷代的進士傳記彙集到一起，以整體展現進士的風貌。為此，我們就有了編撰《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的構想。

一、《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編纂歷程

據不完全統計，從唐初至清末，歷史上一共產生了11萬名左右進士（指正科、文進士）。但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進士的地域分布極不均衡。位於長江中遊的江西省，歷史上一共產生了12000多名進士，占全國進士總數的十分之一強，這在全國來說顯得相當突出，其擁有的進士數量僅次於江蘇、浙江兩省。在科舉制度誕生以前，江西省的文化顯得默默無聞；而經過唐代的孕育以至於兩宋，江西省一躍而成為全國的文化大省，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曾鞏、朱熹、楊萬裡、文天祥等一繫列文化名人，構成了江西文化群星璀璨的局面。這不能不說有科舉制度的很大功勞在內。科舉制度也使江西省成為書院文化大省，諸如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白鷺洲書院，均揚名海內外；而進士數量眾多的臨川則被譽為“纔子之鄉”。江西進士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至今為人所矚目。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對進士文化非常關注，也陸續出版了一些書籍，如《全傳》、《中國進士全傳•山東卷》等；至於歷代編撰的如《明清進士題名錄》等，一直有人引用或改編。九江學院黨委書記鄭翔在擔任廬山風景名勝管理局黨委書記時，曾組織編撰《江西歷代進士名錄》，並在白鹿洞書院建造了《江西歷代進士題名榜》，這一舉措引起了廣泛關注，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件頗有意義、頗有價值的事情。為此九江學院組織有關部門和教師對江西進士進行全面介紹，編纂《江西省歷代進士全傳》，就成為江西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舉措，也成為整理中國科舉文化的創舉。
2012年，九江學院組織成立了《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編撰委員會，由黨委書記鄭翔、校長甘筱青任主任委員，副校長歐陽春任副主任委員。3月20日，《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編撰工作委員會召開了次工作會議。在會上鄭翔書記指出，《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的成功編撰，既可以集中展現我校的辦學實力，也可以使我校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占領制高點。鄭書記還介紹了他在廬山風景名勝管理局工作時主持編撰《廬山歷代詩詞全集》的寶貴經驗，對《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的編撰工作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強調組織工作要做到全面、細致，編撰工作要做到嚴謹、踏實。會上歐陽春副校長與編委會成員、工作人員逐一討論了編撰工作的方案，對編撰工作的分頭、分步落實作了具體安排。他要求在切實準備好文獻資源的基礎上，做好分組工作，明確具體任務，並要求在2012年暑期以前，完成初步的資料整理工作，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礎，並要求編委會成員及時反饋問題、解決問題。歐陽春副校長退休以後，由九江學院紀委書記魏立平、繼而由吳桃娥副校長接管該項工作。
《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編撰工作由九江學院廬山文化研究中心負責牽頭，負責人為李寧寧教授，統稿人為吳國富教授、李勤合副教授，九江學院相關部門和院繫通力協作，參與編撰人員均為九江學院在職教師，主要由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漢語、文獻學、圖書館學等專業的教師組成，經費有保障，資料采集得力，能較好地協調。
《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的編撰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
從2012年4月到2012年12月為階段，主要完成了全面普查進士傳記資料及初步的電子輸錄工作。階段的工作思路大致是：
（1）由九江學院圖書館負責搜齊江西全省84個縣的縣志，包括明代、清代各種版本的縣志；同時搜集近年來各縣市已經初步編撰過的進士傳記以及各類學術論文中的相關資料，按照《江西歷代進士名錄》，以縣為單位，以年代為排序，全面采集江西進士的傳記資料。由圖書館負責明清各類人物傳記資料索引、引得，在史料中大面積地尋找進士的傳記資料。同時由負責編撰的各小組自行在史料中尋找補充缺漏的人物資料，翻檢地方志所記載的人物資料。例如《豐城縣志》，分為“仕績”、“儒林”、“文苑”、“忠貞”、“孝友”、“高行”、“善士”、“壽民”、“方技”、“寓賢”、“列女”，其中“仕績”、“儒林”、“文苑”、“忠貞”都可能有較多的進士傳；而“孝友”、“高行”、“善士”、“壽民”、“方技”較少，“列女”基本上沒有；但都不能忽略，因為其中有可能包含進士的信息。
（2）初步確立統一的編撰體例，以清代的縣域為主，結合現代的縣域劃分，分縣、按年代（科分）編撰進士傳記；每一進士的傳記，以一種較好的地方志版本為準，不作個人的傳記資料彙編；有需要補充、訂正的內容，另行根據其他資料說明；為確保該書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引用文獻須一一標明出處。
（3）負責編撰的人員，按照初步的編撰體例，將搜集到的資料初步輸錄成電子文本。有了初步的電子文本，就可以為後期的加工、統稿提供較好的基礎。
根據鄭翔書記的指示，編輯工作委員會還及時邀請上海古籍出版社參與指導工作，與出版社李保民、黃亞卓兩位編輯溝通了編撰構想。負責組織編撰的廬山文化研究中心在階段資料摸底工作基本完成後，認真梳理了各方面的問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就體例和資料等問題做了面對面的交流。
從2013年1月到2014年3月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將采集到的資料文獻集中起來，制作紙質本資料文獻。
根據階段摸底清查的情況來看，江西各縣的進士大致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在各種縣志中找到傳記資料，這一結果離預期的總體目標還有很大差距。因此編委會在第二階段繼續擴大資料搜索範圍，明清各朝代的人物傳記資料索引，到各個朝代的文獻中去尋找人物傳記資料。從資料搜索方向來看，階段的工作思路基本上是合理的，步是以一種地方志為版本，其他版本的地方志（包括府志、省志）作為參考；第二步是在地方志的材料找完之後，充分明清歷代的傳記資料索引，把散見於各種古籍的人物傳記找出來；第三步是到各地搜集石刻、家譜、私家文獻等材料。除了紙質文獻，還要充分利用近年來開發的各種電子數據庫，如“讀秀知識庫”、“中國方志庫”等。
第二階段的工作，充分考慮到資料搜索的全局均衡問題。江西進士中，有一部分人物資料非常豐富，有的幾乎沒有資料。考慮到全局工作，第二階段還是要完成“海撈”，即把可見可找的人物資料都找出來，暫時不作過多的細節上的考證、修訂，不好找的人物暫且放在一邊。隻要在這一步體現高度尊重原始資料的精神，就有利於以後的核對訂正。
相比階段，第二階段的工作任務更為繁重。參與編纂的全體人員，利用各種方法搜集紙質文獻，截止到2014年2月，共積累了30000頁左右的文獻資料，堆起來有一人多高，可謂是“著作等身”。這方面的投入，為下一步的統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從2014年4月到2015年5月為第三階段，這是全書的統稿階段。統稿階段又分為三期：（1）初步編撰成形，形成電子稿與打印稿。（2）核對修改初稿，由閔正國（九江市博物館）及本校退休教師陳義烈作為初稿審讀人員，負責仔細閱讀初稿打印稿，改正標點及文字錯誤。在初稿全部完成的基礎上，多次組織審稿座談會，對書稿提出完善意見。（3）到各地搜訪、增補文獻。從2014年11月開始，已經完成初稿的人員分期分批外出尋訪資料，到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省圖書館以及江西各縣市尋找初稿未收的資料，重點以罕見方志、稀有版本、家譜文獻、出土碑刻等為搜尋對像，同時將增補文獻吸納進本書之中。（4）形成定稿，包括編撰目錄、撰寫前言與編輯體例、刪除或查找重復、編寫《江西歷代進士總名錄》，開列參考書目等，終形成定稿，交出版社。（5）廬山文化研究中心將已經完成初稿的各縣原始文獻資料統一裝訂成冊，作為交稿時提供給出版社的文獻底稿，以便出版社核對文字。

二、《江西歷代進士全傳》的編撰原則

編纂以省為單位、人數過萬的《江西歷代進士全傳》，在當代文化領域的確屬於一個創舉，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因而會遇到很多問題。本書編纂委員會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指導下，對本書的編撰原則進行了大量的探索，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方面：
（1）某個進士歸屬某縣或某個進士的雙重籍貫問題。確定某個進士屬於某縣，就會涉及到行政區劃的歷史沿革問題。而從宋朝到明清乃至於民國時期、建國以後，行政區劃變化很大，必須確立一個合理的歸屬原則，否則就很混亂。我們認為，中國的地方行政建制，以縣級黨委為穩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以明清時期為穩定。為此我們選擇清朝的縣級建制為人物歸屬地，同時考慮現代的行政區劃。其一是“市縣名從今”，因為本書是現代人編寫給現代人看的，所以必須采用今地名；如樟樹市，古名清江縣，若仍用清江縣之名，則人們不知所雲。其二是“地域範圍從古”，因為某個進士屬於某個縣，民國以來地域發生了變化，而新出資料又未加指出，則無從分割；如南昌市區從南昌縣分出、又將其他鄰縣的一些區域劃進來，而在地方資料尚未出現的情況下，對原南昌縣的進士歸屬於南昌市區還是南昌縣、新建縣，就無從確定，為此隻能“地從古”。其三是“府從首縣”。古代的府級建制，在江西省除了南昌府之外，獨立性不大，一般不作為人物歸屬地。有時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進士李某某，袁州府人（沒有縣級歸屬地），則一般都歸入“首縣”（府治所在的縣），袁州府的首縣是宜春縣（今宜春市袁州區），因此將進士李某某放入袁州區來敘述。其四是“現代的縣級區有用有不用”。現代的縣級區，直接對應於古代的某個縣，就單獨開列進士傳，如撫州市臨川區（對應於臨川縣）；而不與清代縣域直接對應的縣級區（如九江市廬山區），一般就不作為獨立縣級單位開列，其地進士歸屬依從古代的縣級地理區劃。這一類縣級區計有南昌市的東湖區、西湖區、青雲譜區、灣裡區、青山湖區，九江市的潯陽區、廬山區、廬山風景名勝管理局，上饒市的信州區，吉安市的吉州區、青原區，贛州市的章貢區，景德鎮的昌江區、珠山區，萍鄉市的安源區、湘東區，鷹潭市的月湖區，均沒有單獨開列進士傳，在現有條件下，也無法單獨開列。其五是清末、民國、建國以後成立的縣，按舊志和現代的縣志單列進士傳（如銅鼓縣、蓮花縣、上栗縣、蘆溪縣、全南縣），無所依據時，仍然不單列進士傳（如共青城市）。如此處理，再加上建國以後正式劃歸江西省的婺源縣，共得84縣（縣級市、縣級區），作為編撰進士傳的基本單位。
通過上述處理，絕大部分進士的歸屬地得到了解決，但仍然有一些進士（尤其是唐五代及兩宋時期的進士）具有雙重籍貫。為此我們不做強行分割，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保留原樣，發現重出的，在總榜單上予以說明，也不重復統計；傳記則基本不重出，采用一個縣傳記較詳細而另一個縣傳記較簡略、或注明“傳記詳見某某縣”的方法予以處理。這樣在統計全省進士數量的時候，就會少於各縣的相加數，這是因為重出人數在全省進士數中已經剔除的緣故。
尊重歷史，按照清朝的縣域劃分來做。由於本次所用底本，皆為清末版本，所以在明朝以前的區域變化情況，前人已經做了處理，不必另行辨析。
至於進士具有跨省的雙重籍貫，這一現像既涉及到“冒籍”問題（類似於現代的“高考移民”），也涉及到出於各種原因的遷徙問題，向來也沒有一個特別科學合理的分割方法。已遷出江西，而祖籍地為江西某縣的進士，一般不錄，特殊情況應予說明。原籍為江西某縣，但借用他籍（占籍、附籍）參加會試的進士應歸借籍地，借籍地、原籍地均在江西者，可在原籍縣列名互見。由於本書隻收江西省進士的傳記，所以與其他省交叉的情況毋需特別說明；通常還是按照江西省府縣志的慣例收錄或不收錄雙重省籍的進士。
（2）進士身份、類別的確認問題。中國的科舉制度雖然起源於隋代，但直到明朝纔比較規範，在此以前，大體存在開科時間不很固定、成為進士的途徑不一以及資料嚴重缺失等情況。而成熟的地方志通常到明代中後期纔出現，由是對於以前進士的記載，也就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不是進士、是哪一種進士都很難確定。而確認其進士身份，是編撰本書的基礎，為此我們就必須大量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例如唐五代進士已有清代徐松進行過專門研究，並著有《登科記考》，今人孟二鼕、王洪軍續有補正。這些書對唐五代各科進士的傳記資料都有整理，可以解決不少問題。宋代進士的專門研究著作已有傅璇琮著《宋登科記考》等書，可以基本解決上述問題。此外，我們還盡量利用昌彼得等撰《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李國玲撰《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王德人傳記資料索引》、蕭年與四年進士輯錄》、《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陳乃乾編纂《清代碑傳文通檢》、《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等書籍來推進上述工作。通過大量的工作，確定本書的收錄原則：隻收錄文進士，武進士不收；宋代進士隻收錄正奏名（正科），不收特奏名。由於各縣縣志的編撰情況不一，有的對各類進士作了較好的區分，有的則混雜在一起，因此對那些無法確定而存疑的，也予以保留。較為麻代進士代進士數量較少，大量代舉人和進士混編在一起，甚至於無從分割；可參考的資料又少。為此我們除了剔除一些明顯不是進士的人物之外，絕大部分仍然照舊。
（3）榜單的審訂問題。從唐到清，一共開設了多少科，每一科的具體年份是什麼，人物有哪些；這是編撰本書的主線索，本書就以此為綱。明清的進士，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確定，一般不存在問題，但是唐、五代科目的問題就很多。例如唐朝每年開科，但是科目信息很不完整；而南唐後期用北宋的年號，但江西進士並不屬於北宋王朝的同年同榜，也不排斥江西文人到北宋管轄區域去考進士的現像；宋代科舉通常是三年一考，但偶爾也會有朝進士沒有留下完整的官方資料，某科某榜混雜不清的情況很多；各縣志記載的榜單名也千差萬別。有部分縣將鄉舉與會試並舉，甚至混淆了兩者的差別；有的縣記載了一些罕見的科分，如宋亡以後幾個小朝廷開設的科舉，等等。這些問題在各類進士研究書籍中，或已經得到解決，則充分參考之；或沒有得到解決，則初步予以考訂，或存疑以待研究。
（4）材料的均衡問題。在歷史上，一萬多名江西進士留下的傳記資料非常不均衡。大體說來，有“三多三少”。是不同的歷史時期所留下的文獻多寡不均。大體說來，明清次之，唐五代少；具體說來，唐代江西進士多半產生於中晚唐時期，由於戰亂和地方文獻的缺乏，留下的資料很少；南唐的進士資料也很少；在兩宋時期，北宋初、南宋晚期的資料也朝資料更是相當缺乏；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之一是當時地方志的修撰還很不完善。明代前期、清代晚期的資料也比較缺乏。搜集不同時期的資料，還受到文獻整理現狀的影響，大抵唐五代和兩宋比較容易窮盡，因為這幾個時期的文獻得到了較好的整理；明清則不容易窮盡，因為整理不夠；而晚清的更難搜尋，因為大量文獻尚未公諸於世。在編撰過程中，我們充分考慮到這一情況，重點補輯文獻較為匱乏時期的進士資料；而文獻較為豐富時期的進士，則擇其精要錄入材料，突出重點，不求全面。
第二是知名度不同造成了文獻的多寡。大抵說來，知名度可以按照正史、地方志的載錄情況分三個等級：類是正史中有專門傳記的（其中有個人專傳和群體傳記之分）；第二類是地方志中有專門傳記的；第三類是正史、地方志均無傳記的。類進士中有一批人成為文化名人，如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曾鞏、朱熹、楊萬裡、文天祥等人；他們留下的著作很多，生平資料也很多，有很多人都有年譜；如果這一類人的資料搜集太多，勢必占據很大篇幅，將其他人的傳記淹沒掉。為此，對於這一類文化名人，我們隻選擇一些精要的傳記資料錄入，其他資料隻作為參考文獻，開列目錄。傳記僅見於地方志的，我們也重點予以增補，各種典籍中資料較為豐富的，則做一些選擇，不求全面搜錄；宋代大量進士除了進士身份之外，沒有任何生平信息，則廣為搜輯，放寬尺度，盡量補入一些資料。
第三是地域文化的狀況造成了文獻的多寡不均情況。一種情況是某縣出現過文化名人，而他又熱心於為地方人物做傳記，如此一來這個縣的進士資料就顯得比較豐富，例如吉水縣的楊萬裡，曾為本縣及鄰縣的許多進士做過傳記，有了這些完整的行狀、墓志銘、神道碑，其他的資料就不必刻意搜尋了。但也有不少縣從來沒有產生過文化名人，進士的資料就比較缺乏，這樣就需要重點加以搜集。另一種情況是縣志修纂人的態度影響了進士傳記的多寡。有的縣志修撰者非常認真，甚至在修志時廣而告之，廣泛征集家譜及家藏文獻，這樣傳記資料就比較豐富。有的縣進士較少，頗受珍重，傳記資料就較詳細的，而進士太多，就不甚看重，敷衍了事，導致進士少的縣資料反而豐富，進士多的縣資料反而較少。對於這一點，我們也本著“多則精取、少則廣增”的原則，予以適當的均衡。
（5）材料的選用與剪裁問題。《江西歷代進士全傳》應當具有文獻學及歷史學的價值。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編入本書的人物傳記，均能做到有出處，而且好是采用手資料、原始的資料；雖然限於條件，未必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應當努力以此為追求目標。除此之外，還應當盡量選擇較好的版本。同時本書又必須具備歷史學的價值，因此在材料的選擇以及剪裁方面，也要有一定的合理方法。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進士名單的選用方面。地方志通常有省志、府志、縣志三類，且有不同朝代、不同時期的版本之別。通過前期的工作，我們發現通常是“省志抄府志、府志抄縣志”，雖然也有例外，但一般來說，本縣縣志記載本縣進士相對更準確，也更全面。因此，我們采用縣志作為進士榜的底本，酌情參考府志、省志。對於不同時期的縣志而言，通常是晚出的搜羅得更全面，收羅的時間段也更長，為此我們通常采用清末各縣的縣志（主要是同治或光緒時期的版本），將以前的縣志作為參考，這樣也便於確定進士的籍貫。少數縣有民國時期的縣志，也重點作為參考。1949年以後的縣志，通常是“薄古厚今”，且不大注重文獻出處問題，一般不予采用。
其二，在傳記資料的選用方面。作為傳記的資料通常有這幾類：類是正史的列傳，包括私家史著；第二類是行狀、墓志銘、神道碑；第三類是地方志（省、府、縣志）的傳記；第四類是其他雜出資料。從資料的原始性來說，當然是近的行狀、墓志銘、神道碑更好；但從史家的角度來看，這類文獻通常也有溢美過當、細大不捐的毛病，為此有相應的正史可以替代的時候，還是優先采用正史的資料，其次纔是行狀、墓志銘、神道碑；另外行狀、墓志銘、神道碑通常涉及到先世、後裔等情況，附以韻體銘文，這一些內容參考價值不大，為此通常將先世、後裔等情況及韻體文進行刪節，以體現正史的行文風格。在行狀、墓志銘、神道碑與地方志傳記並存時，則優先采用前者，因為地方志的剪裁通常顯得比較粗糙或不夠合理。在上述幾類資料均告闕如的情況下，則盡力搜集一些其他材料，如詩話詞話、傳奇故事、精彩議論乃至著作介紹等。
其三，地方志撰寫傳記，通常隻說好話不說壞話，不如正史客觀。我們本著客觀而不隱瞞事實的原則，散見於地方志之外有關進士的負面材料也予以收入。
我們采擷的進士資料，相當多的一部分來自於地方志；而在編撰過程中，深感地方文獻的價值在歷史上沒有得到充分重視。這種情況由來已久，例如清朝編撰《四庫全書》，收入了省志和部分府志，縣志則極少被收錄。而近三十年來編撰的《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等大型叢書，也很少收錄地方志。在出版界，隻有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出過《中國地方志集成》，而其他出版社則很少出版古代方志，倒是臺灣出版界在這方面做得較好。古代方志得到標點整理的則更少，以江西而論，除了贛州市做過一些標點整理工作之外，其他縣市幾乎未曾涉及。2009年，江西北部的武寧縣標點整理了七種明清方志，出版了《明清武寧縣志》彙編，使現存的縣志得以公諸於眾；這一工程幾乎成為江西方志整理的新創舉。在全國各地，上述情況也普遍存在；甚至各類研究進士的書籍，也隻重視省志、府志，而不太重視縣志。如此一明清時期大量來自於家譜、私家文獻、民間碑刻的資料便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為此我們從大量地方志中爬羅剔抉所得的資料，也就成為以前不曾標點整理甚至挖掘過的手資料，這也可以說是本書的較為突出的文獻價值。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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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1898）夏同龢榜
程式穀
【傳記】程道存，原名式穀，字稻村，晚號稻村居士，新建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同穌榜進士。康有為弟子，樸學篤志。官至湖北刑州知府，辛亥民軍起義，道存斷指救民。人民國，署徐海道道尹，有政聲。（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江西地方文獻索引》下冊；參見《康有為全集》二集有詩懷門人錢用中、程式轂，二子樸學篤志，戊戌以會試從餘居京師南海館，八月牽累下獄。久不見，倍思之》，見《康有為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餘雲：“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掛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轂、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後，乃日：“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日：“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日：“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日：“八股已廢，人纔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即臨終不少變。嗚呼，烈矣！（節選自梁啟超《康廣仁傳》，見《梁啟超中國近代名人傳記叢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郭顯球
【傳記】郭顯球，字季和，號夢石，新建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夏同穌榜進士。易門知縣，攝賓州州事。（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參見顧廷龍《清代朱卷集成》第八七冊）
（上諭）易門縣知縣郭顯球纔識短淺，吏胥攬權；署呈貢縣知縣、祿勸縣知縣李紹閔過於寬厚，聽斷欠長，惟文理尚優，均著以教職歸部選用。署劍川州學正金楚琛雙目失明，著以原品休致。（《清德宗實錄》卷五二六）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1898）夏同龢榜
程式穀
【傳記】程道存，原名式穀，字稻村，晚號稻村居士，新建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同穌榜進士。康有為弟子，樸學篤志。官至湖北刑州知府，辛亥民軍起義，道存斷指救民。人民國，署徐海道道尹，有政聲。（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江西地方文獻索引》下冊；參見《康有為全集》二集有詩<懷門人錢用中、程式轂，二子樸學篤志，戊戌以會試從餘居京師南海館，八月牽累下獄。久不見，倍思之》，見《康有為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餘雲：“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掛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轂、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後，乃日：“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日：“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日：“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日：“八股已廢，人纔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即臨終不少變。嗚呼，烈矣！（節選自梁啟超《康廣仁傳》，見《梁啟超中國近代名人傳記叢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郭顯球
【傳記】郭顯球，字季和，號夢石，新建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夏同穌榜進士。易門知縣，攝賓州州事。（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參見顧廷龍《清代朱卷集成》第八七冊）
（上諭）易門縣知縣郭顯球纔識短淺，吏胥攬權；署呈貢縣知縣、祿勸縣知縣李紹閔過於寬厚，聽斷欠長，惟文理尚優，均著以教職歸部選用。署劍川州學正金楚琛雙目失明，著以原品休致。（《清德宗實錄》卷五二六）
楊增犖【傳記】楊增犖，一名公犖，號昀谷，新建人。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曾任刑部主事，以候補知府分發四川。啟程時，京中名流賦詩餞別者百餘人，傳為韻事。張鳴岐督粵，邀入幕。黃花崗之役，楊愀然日：“亂將作，清其不臘乎？”廢然棄職，卜居漢皋。革命後，其鄉人張勛擁雄師鎮兗州，遣使迎之至再，楊日：“吾生平疾惡如仇，軍營中良莠雜處，倘有所獲咎，轉為紹軒累。”固辭不往，舉南海弟子潘若海自代。潘倚勢謀復闢，楊聞之，悔日：“吾誤紹軒矣。共和政體，大勢所趨，冒天下之不韙者，徒取敗辱耳。”乃北上謁張，痛陳利害。時贛同鄉劉廷琛等為座上客，皆勸張復興清室，憤然與楊抗辯，張不能解。楊謂張日：“吾曩薦潘君，重其學問也。聞潘別有懷抱，吾不忍誤公，請遣之。”張躊躇日：“潘君無過失，吾為轉介於華甫何如？”潘入馮幕，密謀益力，復闢既成，不崇朝而瓦解，張匿居交民巷。時楊已移寓北京，張頻邀過談，悔不能早用其言，楊善言慰之。
楊清介絕俗，久居京師，潛修佛乘，詩文皆擅絕藝，海內舍陳散原外，無望其項背者。不樂與人遊，居古寺中，不三月撤席去，惡人知其處也。主贛政者，先後有陳光遠、蔡成勛等，慕其名，聘征數至，不顧也。曾一度回鄉，徑投荒山敗寺中，妻女過寺訪詢，始獲一見，迎歸不可。徐世昌當政，與楊有世誼（徐伯父曾服官贛省，其從弟皆就學於楊），屢欲官之，辭不就，與談詩文則暢話終日。後段祺瑞亦從之學，一日不見，則爽然自失。知其淡心宦途也，遣心腹王揖唐、曹汝霖等尊以師禮，終執政之任，不敢以爵秩相挽，楊視段亦猶恆人。居京時，喜與屠販遊。武丑張黑以技擊聞於時，楊與之友善。楊亦擅武功，嘗寓古剎，盜疑為富豪，糾眾數十人毀門人，捉腕繫足，楊猝然踣地，群盜亦踣，楊振衣起，鞋底麻索寸寸斷，盜闢易而散，其武勇如此。然絕口不談，外間鮮有知者。楊僕死已數年，瘞之郊外，某日楊過之，惡其窪下，盡出囊，為別營窀穸。僕家無壯丁，楊按時給值，如僕生前。
楊精於八股文，民國後，窮數月之力，選輯八股名篇，自天（啟）、崇（禎）迄雍（正）、乾（隆），裒然成帙。十六年，與樊樊山、鄭叔進、楊皙子、夏午詒等，舉文會於京師，楊撰八股三章，題為“顏淵季路侍”，對孔門大同精義，闡發無隱，傳誦一時。楊詩幽窗清峭，獨闢蹊徑。無一句閑筆，論者比之於孟（東野）、梅（聖俞）。惟楊孤芳自賞，不欲以詩文問世，除朋友雅集外，有譽之者，輒艴然掩耳，與世之沽名者相背馳，故其名不彰，而文壇中自有口碑也。著有《楊昀谷先生遺詩》。
楊生平布衣蔬食，出必徒步，躬親操作，自食其力。晚年移居津門，以疾卒，年七十有四。王揖唐經紀其喪，海內耆宿，無不震悼。夫楊以一遺老而不苟同於復闢，與徐、段遊而終身無所染，高風亮節，翹然異於眾，孰謂今人不及古人耶？（陶菊隱著《政海軼聞》，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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