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裝經典：漢書·後漢書》：
讀史指南
東漢班固所撰《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也是我國部紀傳體斷代史。由於它具有傑出的學術成就，又很好完成了封建政治與封建史學的結合工作，被晉初文學家傅玄稱譽為“命代奇作”，為歷代學者所“共行鑽仰”(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成為傳統史學的範本，在我國古代史學中享有崇高地位。
史學成就《漢書》對我國史學的貢獻，歸納起來有如下四點：一、作為大一統皇朝史，開斷代史修撰之先河。
《漢書》基本因襲《史記》紀傳體的體例，但改《史記》的通史為斷代史。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漢書》之前，中國沒有一部斷代史，在反映中國社會階段性發展特點上存在著不足。班固首創斷代史，並將它與紀傳體相結合，使它們各自的長處得到充分發揮，為記載中國歷史找到了好的表現形式。因此，這種斷代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家的贊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這是《漢書》對中國史學做出的突出貢獻。
二、改進《史記》粗疏之處，統一後世史書編撰體例。
《史記》首創紀傳體是中國歷史學成熟的標志。
而《漢書》繼《史記》而起，對於《史記》體制上的粗疏之處作了技術改進，對紀、表、志、傳諸部分都作了改造、補充。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後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在史書記述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方面，《漢書》為後世樹立了榜樣。
三、開拓多種專史領域，擴大歷史研究範圍。
《漢書》以十志為主干，展開多種專史的撰述，為古代學術開闢了新領域。《漢書》的十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十種，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創新，因而受到後人的推譽。在十志中，《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均是《漢書》新創篇目，史學價值極高。其中《刑法志》是簡明刑法史，是古代刑法專著的濫觴之作，開闢了史書和政書中刑法志的撰寫傳統，在史學、法學和社會政治、法制建設方面都做出了貢獻。《五行志》專載五行災異，剔除其中天人感應的迷信色彩，志中保留的有關自然災害、地震、日月食的記載，是研究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戶口數字以及各地物產、經濟概況、民情風俗，是後世史書中地理、郡國諸志的典範。《藝文志》則記載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我國現存的部目錄學的著作，推進了古代文獻學的發展。
《漢書》還次創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錄人物從傳說時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吳廣，區分為九等，加以評價。《百官公卿表》這一體制為《漢書》首創。它為封建政權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組織章程，且開正史記述職官制度之先河。
四、歷史記載翔實可信，是研究西漢社會的信史。
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
班固曾任蘭臺令史，負責掌管皇家圖籍，典校秘書，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資料；又加上編寫《漢書》有《史記》《後傳》作為主要依據，因此，使《漢書》保存的歷史資料比較豐富。與《史記》相比，《漢書》增載不少重要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至於漢武帝中期以後的西漢歷史，班固在《後傳》的基礎上，博采其他書籍，斟酌去取，綴集成篇。就保存西漢歷史資料來說，現存的史籍以《漢書》稱完備。史料搜羅的廣泛和史實考訂的認真，保證了《漢書》歷史記載的翔實可信，直到現在仍然是研究西漢歷史可靠的手材料。
文學成就《漢書》在文學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它的文字典雅富麗、規範整飭。在敘事上有條不紊、要言不煩。
在人物描寫上既能畫龍點睛地揭示人物本質，又能濃墨重彩地塑造豐滿的人物形像。《漢書·蘇武傳》沉郁頓挫、慷慨生色，塑造了一個利誘不為動、威武不能屈的英雄形像。至今讀來仍讓人回腸蕩氣，傾慕不已。但是，《漢書》多用古字古訓，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注解方可讀懂。這也是《漢書》的可讀性不及《史記》的地方。
思想內涵《漢書》中蘊藏著豐富的歷史智慧，為歷代統治者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它著重記述秦漢制度和統治政策的實施與變化情況，據此提出順時應變的觀點。一方面，他提出要根據歷史的變化來調整政策措施，不能泥古不變，同時在《王莽傳》等篇章中批判了復古倒退的思想及行為，為後來的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另一方面，班固也強調變化中有不變的東西在，應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對前代遺產的取舍。這種有因有革的觀點體現了班固思想的豐富性，也為統治階層指明了治國的根本大計。
班固生活在儒家倫常完全定型的東漢時期，班氏父子都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其歷史觀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嚴密束縛。《漢書》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
在天人關繫的問題上，班固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認為天人之間的感應是存在的。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跡。
另一方面，班固又對過分宣揚這些學說表示出保留、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闡發出一些很有價值的理論觀點。《漢書》中還經常表現出人事重於天道的思想意向，在對天人關繫的回答中，有價值的是書中對求仙祭祀和讖緯符命的批判。
總體來說，《漢書》在批判性方面比《史記》遜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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