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的特點,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經、史、子典籍六十五種,又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其繁蕪,擇其精粹,濃縮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經國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與卓越的史識,這更使得《群書治要》成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鋻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經典之作。
《群書治要》是唐初著名諫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649年在位),以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國安邦”,創建“貞觀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於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晉年”,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書,剪截淫放”,嘔心瀝血數年,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計六十五部約五十餘萬言。
《群書治要》的特點,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經、史、子典籍六十五種,又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其繁蕪,擇其精粹,濃縮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經國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與卓越的史識,這更使得《群書治要》成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鋻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經典之作。
如此珍貴的一部典籍,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此書至宋初已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所幸者,此書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到日本,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據日本尾張國校督臣細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書治要》時寫的考例中記敘,13世紀日本鐮倉幕府第五代武將軍北條實時(亦稱金澤實時),因其“好居書籍”,故在發現《群書治要》後,請中秘書寫“以藏其金澤文庫”,《群書治要》因此得以傳世。後來,此書歸德川家康,他在得到這個本子後,曾於1616年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時的《群書治要》已經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殘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後,《群書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冊。不幸的是,此時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隻是分贈給了德川家康的後裔尾張、紀伊兩家藩主。事實上等於沒有公開發行,所以流傳在外間的不多。1781年,也就是日年,尾張藩主家的大納言宗睦,有感於《群書治要》未能流布,便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金澤文庫”藏僧人抄本《群書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贈諸藩主和各位親臣。這就是今天流傳於世的天明本《群書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