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清代學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晚年居湖南衡陽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滅亡後隱居治學,著書一百餘種,此後一直默默無名。到同治初年(1862),曾國藩在金陵(今江蘇南京)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彙聚流傳。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張子正蒙注》《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鋻論》《宋論》《黃書》《噩夢》《楚辭通釋》《詩廣傳》等,《船山遺書》收七十種三百餘卷,1996年,嶽麓書社集結出版《船山全書》,就更為完整。
《宋論》及《讀通鋻論》,是王夫之的兩種史論著作,為著名。《宋論》定稿於康熙三十年(1691),是他逝世前一年,思想已為成熟,故兩書的史論是他一生思考的後成果(《讀通鋻論》也是他逝世前完成的),值得重視和研究。王夫之生活於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蕩時期,他的治學一直與社會現實保持密切關繫,他的書中深含他對中國現實和命運的深切關心。他研究學問,不限一隅,而是飽讀儒家經典,博涉經史子集,既精又博,這使他的學術視野更為寬廣遼闊,因此他的學術思想也比一般學者更為深刻獨到,這使他能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下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學者。
古人素有史論一類的作品,如《左傳》中的“君子曰”,已經在敘述史事的同時發表作者對歷史人物及事件的評論,後來司馬遷撰《史記》、司馬光編《資治通鋻》,也都沿用“君子曰”的方式,用“太史公曰”和“臣光曰”的形式隨事發論,成為這兩部名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可讓人們一邊讀史,一邊思考。另外也有學者撰作專門的史論著作,如唐代虞世南《帝王略論》、宋代範祖禹《唐鋻》、明代李贄《史綱評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論專著。王夫之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在他生命的晚期,撰寫出《讀通鋻論》和《宋論》兩部史論,表達了他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總體見解。
這兩部書可以看作前後相續的著作。因為《資治通鋻》從三家分晉(前403)寫到五代後周被北宋代替之年(960),接下來就是宋代。學者們在《資治通鋻》之後的續作,如清代畢沅《續資治通鋻》,在時間上緊接《資治通鋻》的結束之年——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而從宋太祖稱帝年(960)年開始。讀完《資治通鋻》再讀《續資治通鋻》,就可以一年不差地緊接而來。王夫之寫完《讀通鋻論》再寫《宋論》,猶如已有《資治通鋻》再有《續資治通鋻》一樣,順理成章,首尾相接,形成了他對整個中國歷史的完整評論。
王夫之的兒子王敔在《薑齋公行述》中說,王夫之晚年作《讀通鋻論》《宋論》,目的是探討“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在明朝滅亡時期,生於此朝就是此朝人,家國歸屬感是無法用別的東西替代的,所以他對明朝的滅亡有深痛感觸。在這樣的基礎上讀史論史,當然關心歷朝為什麼會有盛衰興替,在這種不斷出現的無情殘酷而令人心碎的過程中,究竟是因為什麼人做了什麼事而使這種局面發生、出現並不可逆轉、不可挽救。古人說過“履霜堅冰至”,表示事物到出現明顯變化時,“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每個王朝從初起時的興盛強大到滅亡時衰弱無力,曾令多少身處其時的忠臣義士扼腕嘆息而又無可奈何!更令不少學者感慨不已!對這樣的重大問題絕不能空談輕論,必須追溯歷史的完整過程,根據具體的人物及其作為加以細致分析,王夫之的史論就是用這種方法完成的,而這正是古人史論的可貴之處,值得今人研究歷史時認真地借鋻參考。
《宋論》與《讀通鋻論》一樣,都是對整個歷史過程的完整觀察,把所要評論的歷史自始至終、原原本本地審視一過,而不是心猿意馬、跳躍擇取、見一葉而不見泰山、論一點而不及其餘。所以,這樣的史論貫穿著一個主題:王朝怎樣由興盛而衰弱而滅亡,把王朝中的帝王將相都放到這個問題前加以審視評鋻,由此發現他們的得失功過,發現王朝盛衰轉變的根由。王夫之堅持了這種嚴謹忠實的方法,仔細觀察了宋代歷史的整個過程及諸多細節,所以他在《宋論》中能提出與眾不同的分析和論點,對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為及其歷史影響都有獨到見解。數百年後讀其書,感到這種歷史觀察的生命力猶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啟發。
一個王朝的興衰,總是由善惡兩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惡者之惡,不從長遠的歷史進程上看,隻看一時一事,就不能真正認識到它的作用。善是正確的措施和制度,惡是錯誤的措施與制度,這都是由特定的人來完成的。所以史論隻能以人為中心,以事為樞紐,根本的著眼點就是這些人與事對王朝命運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確決策、措施從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規者,在王夫之看來,宋太祖是值得稱贊的。他說太祖為後世子孫定下三條戒律,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要進殿,在刻著三條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讀,這三條戒律是:保全後周皇帝柴氏的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
王夫之說,有這三條,“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不說趙匡胤有盛德是不行的)。這三條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要做到這三條,不用求別人,隻需求自身就夠了。隻要自己心裡相信並遵守這三條,就能使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有了這三條,王夫之認為宋太祖就“軼(超過)漢、唐而幾(幾乎達到)於商、周”了。漢代的文景之治再傳而止,唐代的貞觀之治及子而亂,而宋太祖從初稱帝的建隆年間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持續的亂世,讓人民過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寧年間纔逐漸趨向衰弱,所以說超過了漢唐而接近商周。他認為這不僅是靠子孫的賢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是靠家法的檠括和政教的熏陶,所以自漢光武以外,要講帝王的美德,沒人能超過宋太祖。
太祖用三條戒律確定的基本制度,後幾代帝王還能遵守,但到宋仁宗慶歷年間就開始出現不少議論,到神宗熙寧時就要進行變法,從而逐步舍棄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國精神,使太祖治國的盛德厚意逐漸泯滅。王夫之認為宋朝的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的生死之機,風俗的淳澆之原,就在這裡,後來的帝王不明白這一至為簡潔的道理,從而使宋朝的國運逐步走向衰落。
太祖的治國德意,在王夫之看來,不是來自學術,而是天意的啟示。他認為太祖的儒術尚淺,也不受異學的干擾迷惑,隻是害怕天命不能長久地眷顧自己,又深知民眾所受亂世的禍害,更鋻於外族和盜賊帶來的毒民侮士的風氣,所以纔提出上述三條,對長期以來的弊端漸損漸除, 讓天下慢慢地復蘇喘息,而不是急功近利,以求在一個早晨就換取愚氓的醒悟。在這種德意下,治國就是要視力之可行,從容利導,而不追求堯、舜的美名。正是出於這樣的心態而形成了從容不迫的政治格局,而使天下紛擾之情,優遊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又能延續百年, 使餘芳未歇。
王夫之總結太祖的治國就是三點:簡、慈、儉。心無紛歧,所以行之自簡。簡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簡以行儉, 靠儉而不引起官吏的貪吝。孔子說的“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漢文、景二帝沒做到,宋太祖卻差不多做到了。
王夫之如此贊賞太祖,當然不隻是欣賞這一個人,而是總結具有普遍意義的治國之道。這種總結不是純由思辨,而是根據歷史事實加以論證,所以更顯得有理有力。唯後人不明其意,忽視了王夫之在《宋論》中所發的議論。
對宋朝惡的人和事,在王夫之看來,就是趙普和秦檜及他們所做的事。關於這二人的歷史評價,人們往往贊趙普而罵秦檜,但王夫之將二人列為宋朝的罪人、的野心家,這種分析和評論,自有他的道理,但這些道理卻是眾人所常忽視的。
王夫之認為趙普、秦檜二人的共同特點,是懷有很大的野心,想取宋朝而代之,這與唐代徐世(即李)一樣(與司馬光一起編纂《資治通鋻》的範祖禹,撰有《唐鋻》,其中對於李,也持有同樣的看法)。王夫之說:徐世贊同唐高宗廢黜王後而立武氏為皇後,是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蹊田之牛。假使徐世不死,他就可以操縱武氏,讓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晉安帝一樣,使“唐移於徐氏”。而“趙普亦猶是也”,他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的約書裡,規定“立長君、防僭奪”,但在趙廷美、趙德昭死後,太祖一旦不保,而趙普還在世的話,他就能“藐爾之孤”,把太祖子孫的生死操縱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他沒有想到太祖死後,其子趙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使趙普的奸慝不可伸,於是他就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年幼之人,而操縱唯己。經過這樣的分析,王夫之下結論說:趙普的用心與徐世對於武氏的用心是一樣的,並說這不是對他的苛刻指責。
人們對秦檜的批評,一般都說他與金人勾結,引導宋朝隻求講和,而用莫須有的罪名害死嶽飛,使軍事抗金中途而廢。而王夫之則認為秦檜的目的是想篡奪宋的王權。王夫之說:秦檜誅逐異己,不欲留下一個人,這不隻是出於一時的忿忮而求報復,他在各個要津遍置黨羽,讓宋朝沒有一個親臣可以倚靠。當時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是從疏遠的支繫選撥上來的,還沒有正式立為太子,一旦高宗晏駕,秦檜還不死,他就會選年幼之人暫時繼位,自己再起而奪之。此時外有女真為援引,內有群奸為佐命,篡奪趙氏的王權,在其心目中就是易於掇芥的。能揭示秦檜的這一用心,確是他人沒有看到的。又說秦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下了很大功夫,做了不少準備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使自己獨立於百僚之上,之後又將諸賢流放,害死嶽飛,讓韓世忠閑居,使劉锜與吳玠、吳璘兄弟聽命,使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等於廢處。此時的秦檜,所欲為者,無不可為,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他周回四顧,知天下之人無能如己何,高宗對他也是惴惴然沒辦法駕馭,然後他就敢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說這是“勢之所激,鼠將變虎”。王夫之通過觀察秦檜而發現這一情況:“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為石敬瑭、劉豫之為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說明他是根據事實得出這一判斷的。又說秦檜的“力甚鷙,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他也是通過多年的準備,得以形成篡奪王權的形勢,所以他不會收心而中止。
王夫之觀察和總結宋代興亡史,痛心的是宋朝軍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認為造成這一情況的根本原因在趙普身上。趙普利用了太祖對軍事將領的猜疑之心,但他還有更自私的目的,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手段削弱軍事將領的權力。王夫之說,趙普以幕客之勛之寵,睥睨將士,地位在軍事將領之上,但他自知不能讓軍事將領對自己心服口服。其後軍事將領不斷平定各處的割據勢力,趙普都沒有功勞, 所以當時為太祖推誠戮力的功臣,皆睨趙普而憤其軋己,趙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於是他日思自安之計,利用太祖的猜疑心理,深結主知,使太祖倚靠自己為社稷臣,這根本不是安天下以安趙氏,隻有折抑武臣, 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王夫之下結論說: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勛而斂權於己也。
更惡劣的是在趙普的推波助瀾下,使太祖對軍事將領的猜疑之心在整個宋代形成了治國的“家法”:以趙普忮害將領的小慧,使宋奉之為家法。這種“家法”,並沒有明文的制度,而是埋藏在宋代各個帝王心中的深深的隱憂:此其不言之隱。而這種不言之隱,正是導致宋朝不信任軍事將領而使自己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弱,導致被北方民族不斷欺侮侵入乃至滅亡的根本原因。
不僅如此,王夫之更是在明亡之後重新反思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說:“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唯此而已矣。”宋朝以優遇文人著稱於世,但王夫之卻認為這種表面光鮮的重視文化的現像背後,卻是一種隱而不宣的不信任軍事將領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擾,宋朝滅亡了,而明朝也滅亡了,所以他說這是“貽六百年衣冠之禍”。從宋朝建立的960 年算起,到明王朝滅於清的1644 年止,正是六百多年。宋因此而被滅,明也是因此而被滅,不同的王朝,同樣的結局,這說明國家的軍事力量不強,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將受到重大破壞乃至滅亡,所以這不單純是軍事的問題,而是衣冠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隻重文化,不重軍事,文化也將不保,還會受到慘重的災禍,王夫之的感慨之沉痛,現代人應該有所體會。
王夫之在《宋論》結尾又為這個問題再發評論,他認為,這種軍事軟弱導致整個國家軟弱而屢受欺侮的惡果,其嚴重性在於“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群、貽無窮之禍”,“自軒轅迄夏後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中華民族從黃帝以來的力挽天綱的天維地紀,就在宋代的百年之內糜散殆盡,從而使後來的中華民族一直處於屢受外族侵略欺凌的困局之中,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王夫之隻看到明亡,無法看到清朝晚期的中國之積弱受欺,其實問題仍然存在,可惜沒有人注意王夫之的評論,從而對這一問題深刻反思,以使中華民族有以自強。我們今天重讀《宋論》,對此不能不特別關注。
《宋論》中還有許多精彩而深刻的歷史評論,值得我們好好閱讀,體會其中所總結與分析的歷史鋻戒,使古人的精心之作,能為現代中國的發展與興盛提供有力的幫助。為此,我們對《宋論》進行現代式的解讀,從中選出精彩的內容,進行題解、注釋、今譯、評析,使現代廣大讀者都能讀懂此書,並由此更深地理解歷史,從中吸取歷史的鋻戒。
《宋論》有196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舒士彥整理本和1996年嶽麓書社出版的《船山全書》本(第十一冊)。現在利用這些已有的整理本,從中選擇部分內容重新加注、今譯,並做出要旨解讀與精華評析,以便現代讀者理解。原書分十五卷,根據宋代皇帝分卷,現在的選本,不保留原有的卷數,隻對選出的篇數加上標題,共七十篇,仍可看到《宋論》的主要內容,從中了解王夫之的精彩評論。
劉韶軍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