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四明文脈，澤萬千後學—評《增訂四明經籍志》

陳英浩

記得在上學的時候，業師在《史學理論與方法》課上提到了文獻目錄是治學的法寶，也是了解一地文化的“辭典”之一，這句話令筆者開始認真探訪浙東的經籍志，可十分遺憾的是，相比於溫州、湖州的同學而言，寧波經籍志的探訪並不順利。寧波歷史上的幾部經籍志，如《四明藝文志》、《四明人書目》等或佚或罕，而*為重要的《四明經籍志》雖然有稿本、民國抄本、鉛字排印本這三個版本加上後來日本東京大學的影印本（題作《四明叢書別集》）和《地方經籍志彙編》收錄的影印本這兩個影印本，但都不便獲得，這令筆者十分悵然。近年獲悉曹亮先生正在增訂《四明經籍志》，筆者就有一種熱切的盼望，如今，這部厚達768頁的兩冊本《增訂四明經籍志》正式由寧波出版社出版，抑制不住心裡的激動，想以此文簡要評述這本著作。

一

文獻目錄的編撰和整理，有時被人譏諷為“書皮之學”，似乎這種治史的基礎性工作毫不必要，更無技術含量，可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有不少學者面對浩如煙海的寧波地方文獻，卻常常有無從下手的感覺，導致不少的研究寧波的著作所引文獻往往出現雷同率高、文獻版本不精的狀況。導致這種現像的原因正是在於缺乏一部繫統、完整地反映寧波歷史文獻的目錄，因此有不少學人和單位開始關注這門“書皮之學”

方志中的經籍、文獻志是掌握寧波歷代著述的一大資料來源，因而寧波、鄞州等各地史志辦陸續影印四明六志》、《明代寧波府志》、《清代寧波府志》、《同治鄞縣志》等舊志，方便不少學者的利用，但方志文獻存在遺漏率高、謬誤較多等問題；而童銀舫、勵雙傑、龔烈沸等地方學者或通過私藏、或通過公藏目錄和網絡，相繼出版了《慈溪餘姚家譜提要》、《寧波古今方志錄要》等專題文獻目錄，可仍隻能反映寧波文獻的一小部分。寧波市圖書館的萬湘容和干亦鈴還編制了《民國時期寧波文獻總目提要》一書，雖然填補了寧波民國時期文獻目錄的空白，可無法反映寧波古代文獻的存佚情況。至於近年來天一閣博物館等單位和個人對換黃宗羲、萬斯同、王應麟、徐時棟等寧波鄉賢著述以及部分私家藏書樓的藏書目錄的整理，也隻能反映一代一人的成就。這些目錄雖貢獻卓著，可仍無法承擔寧波歷史文獻總目的職能。

可事實上寧波並不缺乏文獻總目。早在清朝，劉鳳章就編撰了《四明藝文志》，隨後還有民國時期的《寧波學人著書目》、《四明人書目》、《四明經籍提要甲集》等目錄問世。當然*為完整、繫統和重要的便是張壽鏞的《四明經籍志》。它的問世緣於張壽鏞在整理寧波文獻、編纂《四明叢書》時的想法。他希望能通過這部著作能彌補《四明叢書》卷帙有限的不足。於是自1930年開始，張壽鏞就在馮孟顓等人和在滬的“四明文獻社”等社團的寧波同鄉的幫助下，開始編撰此書，終成一稿，總共收錄書籍達5973條，遠遠超過了被譽為“地方藝文志之冠”的《溫州經籍志》1759部的載書量，在體例上綜合明人焦竑《國史經籍志》和清《四庫總目提要》的體例，分類完善。張壽鏞還同親自考訂《四明叢書》所收文獻一樣，對該書所收書名、作者、卷數等信息詳加考證，力求精確。但張壽鏞仍覺不足，一直未將此書付梓，身歿之後，僅餘稿本和幾部抄本，後雖有少量鉛印和兩次影印，仍沒有獲得學界足夠重視、利用，關鍵在於其流傳不廣，影印極罕。

曹亮兄則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早在數年前就將整理、增訂《四明經籍志》的工作提上日程，並申報了有關課題。隨後，更輾轉寧波天一閣、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地搜羅齊備了三種版本的《四明經籍志》，尤其是對國圖藏稿本和天一閣、浙圖藏有批校的鉛印本花費了大量力氣研究，探賾索隱，終承詠霓先生遺志，惠澤學林。

二

所謂《增訂四明經籍志》，正是曹兄在整理、標點了原本的《四明經籍志》的基礎上，又立足於當下*的研究成果，對張壽鏞原本一些錯誤、不足之處加以匡正、補充，從而令這部著作在大範圍面世之時，能更好地服務於學術研究工作。這其中有幾點令筆者在讀完此書後有十分深的印像。

曹亮兄在全書正文之前有一篇長達18頁的整理說明，這部整理說明*次繫統性地評價了《四明經籍志》這部書籍。張壽鏞在編纂《四明叢書》時，幾乎在每一部所收書籍前都親自撰寫了詳細的序跋，內容為考證其成書、版本及流傳和學術意義，這些序跋不僅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更像征了四明一地“經世致用”的學風。而今在增訂本書時，曹亮兄繼承了這一傳統，對於《四明經籍志》給出了當代學人的評價，對成書緣由、成書經過、版本特征及其特點一一予以揭示，尤其是在編纂時間上，他關注到了學界尚無定論，一些工具書亦語焉不詳，甚至矛盾重重的現像，遂以《四明叢書》和《四明經籍志》的聯動性切入，發現了四明文獻社成立（1934年）即初稿完成之年的記載，又結合稿本中五年成稿的記載，將1930年—1934年這五年定為該書的編撰時間，令人信服，從另一角度來看這篇整理說明也推動了張壽鏞人物研究和近代寧波在滬文人群體活動研究，意義是雙重的。

古往今來的文獻目錄總不能盡善盡美，即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樣治學的目錄書，尚需餘嘉錫、李裕民、杜澤遜等後代學人的一次次糾謬，《四明經籍志》概不例外。曹亮兄在這方面致力尤多。僅重復一項，就總結出一書多見、一人多見、一書子目分列多種三種情況，並且通過注釋一一注明，如此機械的工作應花費了大量精力。而糾謬上，多運用了他校之法，其將《鄞縣通志》、《四庫提要》、《續四庫提要》等先人、今人的著錄成果一一對照原書，糾正了張壽鏞在撰寫、手錄時的不少錯誤，這些錯誤無外乎三類：一是抄錄失誤，如“5632條《艮園文集》十二卷，近人奉化江五民後村撰”，這一條據注釋，稿本中的“後村”作“後邦”，江五民乃近代奉化鄉邦文獻主要整理者之一，曾有《剡川詩鈔續編》等作品。《艮園文集》乃江五民的文集，於1930年印行，傳本較多，且張壽鏞曾在《孫拾遺外紀》中引用過江五民之詩論，故而張氏對江五民應當知曉，村字或為“邨”和“邦”字形相近之誤。二是因句讀等原因造成的失誤。《四明經籍志》所收文獻繁多，涉及到的歷朝歷代人物、版本頗多，難免有張氏失誤之處。清人餘?曾有《滋玉堂拾草》、《笠亭遺稿》兩部著作，均為鄞縣方志所載，可在《四明經籍志》稿本中這兩條的作者為餘?滋，在這個問題上，曹亮兄翻檢了《鄞縣通志》、《續甬上耆舊詩》等文獻，確定乃張氏誤讀“餘?滋玉堂拾草”的緣故，將之糾正。三為倒字、脫字。古籍文獻中倒字、脫字是常見的毛病，往往一字、數字的顛倒、脫漏會造成全書意旨的變化，乃至完全扭曲。而《四明經籍志》稿本、抄本皆為手錄，難免有此類錯誤。如明人周長世的《鼕青齋集》在稿本中便做《鼕青齋》，核查《光緒慈溪縣志》，乃脫漏集字。之所以能糾正如此多的錯誤，賴於曹兄充分利用了手頭的文獻，尤其是方志文獻、同時代的詩文集文獻和馮孟顓等和張過從甚密的藏書家的藏書目錄，如《伏跗室書目》等，能夠做到及時糾正稿本中出現的各類錯誤。根本性的因素在於此次增訂工作是在完全搜集齊各個版本，並正確地選定稿本為底本，參校各館藏抄本、鉛印本（含浙圖和天一閣的批校本）的基礎上進行的。總之，這些糾謬、查重的成果是以《四明經籍志》和現存各類寧波文獻目錄互參互校的結果，釐清了這些文獻目錄的不少錯誤。

增訂工作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增補了不少原書中沒有的信息，提升了整部書的參考價值。如前文張壽鏞遲遲不正式出版《四明經籍志》的原因，怕其仍不夠完全。事實上就當時能掌握的材料而言，這部書已經相當完備，但存在版本信息、卷數信息較少，提要不夠豐富的問題，正是看到了這兩點，曹亮在增訂工作中補充了各類提要達30多種，數量在500條左右這些提要來自《四庫提要》、《續四庫總目提要》、《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四明經籍提要》等大量文獻，確實做到了“對於考察寧波一地學術文化的發展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就提要的內容而言，張氏提要失於簡略，僅載各類目錄中的題名，在存佚情況上亦據先人之言，或難發現先人不確之處。此次增訂全載這些書籍提要的全文，使得讀者能更好地理解此書內容、歷代評價，在版本和存佚上補充了該書在歷朝歷代的各個版本，尤其是此次還補充了不少稿抄本和原刻本信息，對於一些書籍的版本繫統的梳理有很大的便利，一些未見的地方人物著述，此次也將各地新發現的稿抄本、原刻本信息一一付諸於上。如果總結一下，曹兄其實是將其所能見到的所有信息突破各類目錄的限制，全部擴充於一書之上，令利用此書的讀者不必在另行翻檢，大大提高了效率，也享受到了豐厚的學術資源，如明儒豐坊的《萬卷樓遺集》就詳載《續四庫提要》的記載版本、約園藏抄本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的影印本，讓讀者有跡可尋。

三

而更令人欽佩的是這並不是以此書作為其增訂工作的終結，在整理前言中曹亮兄又提到了仍然有大量文獻未被載入，尤其是長期不受傳統文獻學界重視的醫學、占卜、農學、軍事、新學等書籍，而像一些大型叢書不少並沒有收入，而已收入的叢書又沒有單列子目，更重要的是舊屬紹興的餘姚、舊屬臺州的寧海亦有相當大的數量沒有補入，恐無法完整呈現當下寧波市下轄各縣的文獻。這在文獻學上一語道破了傳統文獻學的窠臼，拓寬了地方經籍志收錄的範圍。更迫切的是地方文獻正逐漸成為國內社會史、醫學史、環境史、歷史地理等新興歷史學研究領域的主要材料來源，如果能在未來幾年內，《四明經籍志》的再次增訂工作能切實做好這些工作，相信將進一步推動整個浙東地區乃至長江中下遊地區歷史學及其相關學科的進步，拓寬其學術視野。

至於筆者也在此提出一些補充的意見。這部《增訂四明經籍志》雖然增補了大量版本信息，但其來源還是從已有的目錄中摘取信息，這種從二手材料到二手材料的做法在當下或許受到一些公藏單位“藏書秘不示人”的“規矩”的影響，可隨著古籍普查的推進，將會有大量古籍“重見天日”，這其中勢必有不少四明文獻，因此在二次增訂工作中應充分吸收古籍普查的成果，盡量提供更完整、更準確的版本信息、存佚情況和館藏信息。另外e考據已經成為不少學科研究獲取材料的新方法，如何將這些國內外數據庫中的寧波文獻吸收進來，著錄出其在網絡的獲取方式，也是一個在信息時代下可以突破的亮點。

但不管怎麼說，這部《增訂四明經籍志》的出版是繼張壽鏞後對寧波古代文獻總目錄的第二次大規模的整理、修訂，它一定會成為寧波日後文獻叢書的編撰、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利用這兩項工作的指南，還將輻射到國內外歷史學、文獻學、出版學等各個領域對於寧波的研究，更好地助推寧波書香之城和東亞文化之都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