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鋭

北望鄉關海七昏，大招何日入修門？殯宮春盡棠梨謝，華屋山邸總淚痕。

廿年奇氣伏菰蘆，虎豹當關氣勢粗。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夢儆令狐。

這是張佩綸逝後一年，其好友張之洞在金陵所作《過張繩庵宅四首》的其中兩首，對已逝故友的傷悼之情，躍然紙上。

作為中國近代工業史、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張之洞長期以來都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對像。而張佩綸作為著名作家張愛玲的祖父，不但一般人對其知之甚少，就連張愛玲本人也對他缺乏基本的瞭解，從而在世人面前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又字香濤，號廣雅、壺公、無競居士，晚號抱冰，直隸（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生於貴州。同治二年（1863）進士，授編修。後曾歷任湖北學政、四川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光緒七年（1881）授山西巡撫。十年四月署理兩廣總督（七月實授）。在中法戰爭中起用老將馮子材，收編劉永福黑旗軍，擊敗法軍，收復鎮南關、諒山。十五年調補湖廣總督。甲午戰爭期間及光緒二十八年曾兩度署理兩江總督。三十三年授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年（1909）八月二十一日逝世，謚“文襄”。張之洞為晚期洋務運動首腦之一。他在兩廣任上已經非常重視並著手興辦實業，在湖廣任內更是大辦洋務，先後開辦漢陽煉鐵廠、湖北槍炮廠、馬鞍山煤礦、湖北織布局、湖北紡紗局等大型近代企業，修建蘆漢鐵路，籌建粵漢鐵路，提倡新式教育，編練新軍等等，對中國近代化進程影響巨大。他又是著名的學者、教育家和思想家。一生興學育纔，先後奏設尊經書院、廣東水師學堂、廣雅書院，創辦兩湖書院以及各種近代學堂；在學術上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著有《書目答問》、《勸學篇》、《輶軒語》、《廣雅堂集》等，後人彙編有《張文襄公全集》、《張之洞全集》等。


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又字繩庵，號蕢齋，直隸（今河北）豐潤人，生於杭州。清同治十年（1871）進士年（1875）以編修擢侍講，署日講起居注官。光緒八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法戰爭初起，主戰。旋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光緒十年，在馬江之役中戰敗，福建水師覆滅，馬尾船廠被毀，遂於次年被褫職遣戍察哈爾。三年後期滿釋還，入李鴻章幕，並娶其小女經璹（鞠耦）為繼室；光緒二十年遭彈劾，遂遷居金陵。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曾奉命入京，協助李鴻章辦理議和事宜，但因與李意見相左而稱病南還，終老金陵。其學問淵博，纔思敏捷，下筆數千言一揮而就，著有《澗於集》、《澗於日記》、《管子學》等。


二張訂交，當於同治末年兩人同在翰林院之時。到了光緒初年，兩人在政治上一同成為“清流”的幹將，且有同鄉之誼，故私交甚篤。所謂“清流”，是指當時一班標榜風節、不畏權貴、敢於指陳時政的言官詞臣，他們屢屢上書言事，不惜犯顏直諫。對外主張維護國權，力禦外侮，對內則主張改革弊端，整肅吏治。他們聲氣相應，雖無實際組織而頗能左右朝中輿論。但囿於歷史認識，難免時常發迂腐之論，甚至有逆潮流而動之聯繫。其產生的背景與當時慈禧利用其制衡恭親王奕訢和以湘、淮繫重臣為主的地方派繫有關。張之洞在光緒五年七月的《直言不宜抑摺》對當時的情形頗為頌揚：“方今時事多艱，兩宮皇太後、皇上宵旰憂勤，勵精振作，敬天愛民，從諫如流。近年來，言事諸臣漸改從前媕娿容默之積習，朝野中外同聲稱頌……”陳寶琛之子陳懋復也稱：“景廟初年，兩宮勵精圖治，恭忠親王、高陽李文正公輔政。先君與宗室侍郎寶廷、豐潤張學士佩綸、南皮張文襄公奮發言事，慨然有澄清之志。天下想望其風采，號為清流。”（陳懋復等撰“陳寶琛行述”）因“清流”與“青牛”諧音，時人稱之為“青牛黨”，並謔稱其領袖人物李鴻藻為
“青牛頭”，陳寶琛為青牛尾，寶廷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餘牛皮、牛毛甚多；二張則為
“青牛角”，用以觸人（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龍樹寺觴詠大會”條）。清流有南北及先後之分。前期為北清流，以李鴻藻為核心，其成員以北方人居多。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期間，李鴻藻因“甲申易樞”事件失勢，而張佩綸等又離開京城，北清流由此解體。隨後以潘祖蔭、翁同龢為核心的南清流繼起，其成員以南方人為主。後因戊戌變法前翁同龢被譴南還而解散。北清流的主要成員有“清流四諫”，後人對其具體名單的記載略有出入，計有二張、黃體芳、寶廷、陳寶琛等，但二張之名卻總是名列其中。二張在“清流”中的地位和作用顯然可見。兩人曾多次合作上疏縱論天下大事，其典型事件是崇厚與俄羅斯擅議新約事，二張一直和陳寶琛合作，多次上疏陳言。崇厚終被定罪、改派曾紀澤前往談判，以二張為主的清流黨人所施加的壓力顯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居室主人王貴忱先生向來推重張南皮的學問、功業，故收藏其著作、墨蹟及相關文獻甚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一批南皮致繩庵的手札及詩稿，均未見《張文襄公全集》及河北版、湖北版《張之洞全集》著録，彌足珍貴。


該批手跡共計信札六十二通，另有詩稿兩頁，現裝為四冊，其前後排序與實際書寫時間略有出入。後附無款題記一開：“廣雅都門辰巳來簡，己卯年亦附詩在內。”審其語氣，當為受信人所寫所寫；而其用筆、結體等方面均與張佩綸的《澗於日記》以及其他具名手札特徵一致，為繩庵親筆無疑。辰、巳為庚辰、辛巳之省稱，即光緒六年（1880）、七年（1881）。據此，可知此批信札為清流時期二張交往的重要物證，見證了他們之間的親密交誼。在苑書義等人主編的《張之洞全集》中，收録有張之洞在光緒五年至十年初致張佩綸的信札共廿四通，其中南皮出任晉撫之前所寫者僅有論書札四通。這四通係香濤門下王秉恩手録、後交由趙尊嶽以《張文襄公論書語》之名刊行（見趙尊嶽《張文襄公論書語跋》），係其於光緒五年鼕在京時與繩庵討論書法的信札。可居室所藏這一時期南皮致繩庵信札則達六十餘通，可補《全集》之闕。僅此已足見此批手札的重要性。


一

該批書札的年代，據前述張繩庵的題記，當作於光緒六、七年間。除繩庵題記之外，尚有數事可資進一步考察其具體的書寫時間。

諸札中，有數通在署名之前加“期”字者。“期”係“期服”之簡稱，為喪服制度之一。清代喪服制度沿前代舊制，“期服”分“齊哀杖期”和“齊哀不杖期”兩種。而光緒六七年間的張之洞應是為妻子服“齊哀杖期”。按：香濤的任夫人為貴州都勻知府石煦之女，同治四年五月病卒。同治九年繼娶湖北按察使唐樹義之女，兩年後唐氏夫人卒。第三任夫人為龍安知府王祖源之女，亦即其好友、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之妹。兩人於光緒二年鼕結婚。光緒五年，王氏夫人下世。


王氏夫人去世的具體時間，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繫諸是年二月，後人也多宗此説。但張佩綸卻另有説法。《澗於日記》記載，己卯年（1879）四月初六日，繩庵生母毛太恭人去世，百日之後扶靈回原籍安葬。九月二十八日甫抵北京，“聞香濤繼室亦以娩逝，走慰之”。其去世當在此前數日之內。日記中尚有相關的記載：十一月初三日“晨起，往奠張孝達繼室王恭人於龍樹寺”；至十一月十五日，“夜至龍樹寺，詣孝達，談其夫人盡七也”。十一月十五日上距九月二十八日，正好接近盡七之期。日記所記去世時間和原因較為明確，而《年譜》則是“詳於撫晉以後，先乎此者不得而詳”（許同莘《張文襄年譜序》），故似當以日記為準。因此，這些帶有“期”字的信札當為己卯年九月下旬之後一年內所寫。其中，署“除日”的第四通，其署名前既有“期”字，則可明確其日期為己卯年除夕。


編纂《畿輔先哲録》事。第五札：“請過過寒齋，同篹畿輔先賢録。專候，專候。敬上幼樵仁兄。期之洞頓首。廿日辰刻。”按，“畿輔先賢録”當係《澗於日記》中所提到的“畿輔先哲録”，其編纂時間為己卯年（1879）。日記是年“十一月十九日”條記：“蔡輔臣約談論八弟驗看事。午後王夔石來。夜詣旭莊。孝達來約，遂去，因欲輯畿輔先哲録也。”次日：“晨起過孝達，輯先哲録。午後歸，寫墓志清稿一通。”此處所記與孝達廿日札所言之事相符，可知此札作於是日。


第二十八札談到“批改兒子文字，精密無比”（圖九），這當是孝達命兩子從繩庵遊後之事。《澗於日記》庚辰二月初一日載：“孝達前輩命其子權及頲從餘遊。頲郎甫十二歲，餘愛之，前輩因並命長嗣執業。抗顔為師，殊自愧赧耳。”此札當為其後所寫，又因落款前不帶“期”字，故很可能遲至是年九月之後。


諸札中，有並致繩庵之兄“守一”者。查《澗於日記》，未有任何繩庵與兄長同過孝達家或同遊廠肆的記録。但日記中多處提到其四兄。如戊寅年十月二十一日：“得四兄書，即作復。箋寄清湖。”己卯年，張佩綸連遭大故。四月初六日，繩庵生妣毛太恭人去世；五月五日其夫人也下世；七月五日女兒殤。其四兄、九弟自浙江到京奔喪。七月二十日扶靈南下。二十三日過津沽謁見李鴻章，次日李來答拜，“並委四兄充津捐局紳士，月領三十六金”。而其大兄、二兄早卒（己卯年八月初九日記：“容舫出二兄遺著。”初十日記：“午後至蓮溪，謁大兄及諸兄姊弟靈。”），這期間其日記中未提及三兄。因此，此守一當為其四兄。上海圖書館藏《李鴻章致張佩綸書札》中，光緒五年李鴻章曾連續四信談到其兄的職位問題。至光緒七年四月，守一臥病，李多次致函慰問，並介紹西醫為之診治。六月二十四日函：“頃奉廿二日惠書，驚悉守一世弟遽歸道山”，；又六月二十八日函有“守一過從既久”之語，亦可證明守一確係佩綸四兄。又據李鴻章為張父所作《原任安徽按察使張君墓表》，繩庵兄弟六人，長於佩綸者兩人：佩經，浙江知縣；佩統，監生。繩庵在《致李肅毅師相》一函中又有雲：“胞兄佩經承夫子一言，鑛局移請……”綜合上引的有關文獻來看，“守一”應該就是佩經。


廣雅致幼樵、守一諸札，落款均不加“期”字。其時間很可能在兩個時段：光緒五年四月到七月之間，即守一到京奔喪期間，或者次年九月王氏夫人去世周年之後。至遲不過七年四月初,因其時守一已病重，不可能屢次出遊，而孝達在信中竟毫無問候之意。又因繩庵兄弟在母喪百日之內似乎也不適宜經常如此聚會、遊玩，故以後一時間段較為可靠。這也可從此批信札的內容中得到佐證。如第廿四札有“午後擬奉同賢昆仲到斜街花局一覽，便過先哲祠小憩”之語，則應是鄉祠落成後之事。據《年譜》考證，鄉祠落成時間在光緒六年夏秋之間，可證此推斷不謬。


信札後附詩兩頁，各書七言詩一首，分別為《歲除日對雪，幼樵侍講、安圃編修來過小飲》和《恪靖疏論西餉，聞廷議已如所請》。安圃即繩庵之姪張人駿（1846—1927），字千裡、安圃，號健庵。同治七年進士，散館授編修。歷官至兩廣總督、兩江總督。三人的這次小飲,《澗於日記》也有記載：戊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同安圃過孝達，削鹿脯下酒，得高麗使者書（名趙同熙，字東石，官內翰直殿）。薄莫歸。”《澗於集》詩卷二也有《歲除日同健庵過孝達齋中對雪小飲》兩首記此事，中有“人海莫傳星聚處，冷齋真到雪深時。鬚眉入鏡成高格，筍脯圍爐稱小詩”、“
鄉人序飲忘賓主，海客傳書值歲朝。畿甸入春花似粟，山河感舊酒如潮”諸句，三者可互相印證、補充。其事在戊寅年除夕，成詩或稍遲，故繩庵題記所言的己卯年應可信。


如前所述，張之洞致張佩綸的這批書札的年代，確係張之洞“都門時”所寫，但其時間跨度較長，並不僅限於繩庵所追記的辰巳兩年，還應包括之前的一段時間。


二

此批手札所用箋紙都較為考究，多印有精美圖畫。其中部分為京城廠肆所製賣者，如松竹齋製箋、玉采齋製箋以及多款五雲箋等，都是當年京官們寫信時經常使用的。其中的松竹齋製箋似乎名氣甚大，現在所見不少晚清京官的稿、抄本均使用一種版心下方印有“松竹齋”字樣的紅格稿紙。此外，也不乏香濤自製之箋，如“無競堂”箋、“匏箋”，兩者上面所印製的題字皆為其手跡。


而值得留意的則是其中的十開“黃石素書”箋。箋上印一洞石，石之右上側印有“黃石素書”字樣，左下方則有“椎士”朱文印。其中第十七札的上款恰好亦作“椎士”，另有第三十一札上款為“椎公”。由此可見，“椎士”為繩庵未見記載之別號,“黃石素書”箋則是繩庵的一種自製箋紙。諸札中尚有“韻公”、“嘉禾鄉先生”（繩庵光緒六年二月至八月日記名為《嘉禾鄉人日記》）、“黃石先生”等稱呼也都罕見他人提及。這些箋紙由繩庵贈送香濤使用。無獨有偶，在第五十六札中，香濤則以本人的自製箋紙贈予繩庵。由此可見，當時人們的自製箋紙不僅限於本人使用，也常用來饋贈親友，以供賞玩或寫信之用。


這批手札首先反映出二張在當年交往的頻繁和密切程度。第五十八通：“昨夜惛倦，不能深談，尚有要義未盡，請即枉過。”《澗於日記》中對兩人之間頻繁的會面也有詳細的記載。三十六札説“張家口熏肉信是香美。感謝，感謝！但不免如審配所雲但恨少耳。”語氣直截了當，無所避忌；第二十七札則是臨時有事外出，要求繩庵代筆草擬謝恩札。在對方書齋中見到合用的羊毫毛筆也毫不客氣地索要（十四、十五札）等等。所有這些，都是關係至為密切的好友纔可能作出的行為。


其次，這批信札反映了二張在公事之餘的日常活動狀況，有助於我們瞭解當年京官們的一些業餘生活。

在這六十二通書札當中，雖多寥寥數語，涉及的內容卻頗多。其中偶有涉及朝政者，但其言詞隱晦，而且特意注明“丙”字。可見兩人在平時上疏議論朝政儘管是慷慨陳詞，而在私下的書信往來中則慎於談論政事。另有一些信札僅是邀請對方到家中商談的，其談話的具體內容也就不得而知。因此，就整批信札的內容而論，可玩味的當為結伴清遊之事。清遊當然離不名勝古跡，但多數情況下是遊廠肆選購、賞鑒書畫、文獻以及閑談遣悶之事。


自清代中葉起，位於和平門外的琉璃廠一帶成為了京城書店、字畫、古玩和文具等行業聚集之地，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達官貴人來此賞玩、選購。同光之間其風尤盛。而香濤、繩庵兩人也不例外。香濤本人喜歡搜購文玩，既有風氣使然的因素，也有其個人的愛好和修養等原因。在此之前，他曾經為潘祖蔭整理考證過一批金石文字，其中雖不免訛舛，但仍顯示出他在這方面具有相當的功力。在四川期間他曾收集有關碑刻拓片；就連在晉撫任上還曾函托遠在北京的王懿榮“過市時代求有風趣物事數品，以娛勞人新年，破書棄扇皆好”（光緒九年十二月與王廉生書）。因此，他經常約繩庵同遊搜購書畫碑帖之類文玩，實屬順理成章。何況此時他訪求的書畫、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充實鄉祠的收藏。


在這批手札當中，有相當部分所記述的內容就是兩人相約前往琉璃廠搜購古玩、書畫、文獻以及交流鑒賞心得。當時的琉璃廠已經是京師文物淵藪之地,吸引著無數的文人墨客、古玩掮客。葉德輝《都門書肆之變遷》記光緒年間士大夫遊琉璃廠的盛況：“吾官京曹時，士大夫猶有乾嘉餘韻，每於退值或休務日，群集於廠肆，至日斜，各挾數破帙，驅車而歸。”香濤這批信札中正好為這一記載提供了實物佐證。在諸札中，香濤不但對遊覽綫路和時間均有所安排，而且還提及很多店鋪名稱，是研究清代晚期琉璃廠店鋪的珍貴史料。其中有名可查的就有清秘閣、尊漢閣、隸古齋、永寶齋、翰文齋、博古齋、寶珍齋、澄秋閣等等，包括書肆、南紙店、法帖鋪、古玩店。其中清秘閣更是琉璃廠負盛名的南紙店之一，其主顧主要是各種官員。從諸札內容可知，他們所選購的主要是一些書畫、古籍、金石拓片等。其逛遊方式既有獨自遊逛，也有結伴而行。而且其密度頗大，如從第三十五、三十八等札可看出都是連續兩天前往。而據《澗於日記》記載，己卯年正月十二至十五日兩人連續三天偕同其他好友逰廠肆；緊接著的十六日，兩人又有廠肆之逰。在這批信札中，一同遊廠肆多的朋友是黃國瑾（再同、公瑕，貴州貴築人，是當時蓮池書院山長黃彭年之子，官至翰林院編修），而在繆荃孫所追記當年“日日來廠”的舊友中，再同就是其中之一。信中也記録了其中的喜和憂。如第四十札：“獨遊至暮，止得青主草書一幅。然卻有一快事，頓悟去臘所得有押字無姓名手卷乃王守溪也。為之狂喜。”第三十札體現的是另一種心情：“石文介兄弟手札始終不肯攜來，令人鬱鬱不快。廟市行將畢矣，而趙忠毅遺墨竟不可見，亦是大闕陷事。吾誠豈竟不能感格鬼神乎？終當求之。”此外，第五十一通有“明日仍擬遊廠，到泰豐樓早飯”之語，所提及的泰豐樓則為舊時北京飯莊中著名的“八大樓”之一，開業於咸豐年間，屬山東風味，其位置也在城南，與廠甸相去並不遠，在當時已經聞名遐邇的飯莊了。


這批信札的內容表明，香濤從琉璃廠購買的物品主要為書畫碑帖和畿輔地方文獻。除了像上述那樣親自到廠肆搜訪之外，也有從直接上門推銷的古董商那裡得到的。如第五十八、五十九兩札，分別稱“早起寂坐齋中，而得吾鄉兩先輩扇，亦一奇也”、“朝旦獨坐，俄頃之間已得鄉先生兩書一扇，殆有合於老氏不出戶牖而知天道之妙”。可見古玩商們已掌握其喜好，專門迎合其口味有目的地上門供貨。這種送貨上門的做法在舊時琉璃廠古玩商中頗為盛行，其對像主要是一些大客戶或老主顧。在當時，潘祖蔭、翁同龢等人就屬於這類主顧，他們“耑候廠友之自送，罕見蒞肆”（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由此説明香濤在當時的古玩收藏界已有一定名氣。


收藏家得到心頭之好，必定會加以考證、鑒賞，與同好分享心得；此外，彼此有時也會交流一些藏品。這些都在此批信札中有所反映。

事實上，除了逰逛廠肆之外，張之洞與琉璃廠還有一層比較特別的關係。雲間顛公在《紀京城書肆之沿革》一文中説到：“清自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直極賤；宋槧亦多。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於時南皮張文襄方任四川學政，有書目答問之作，學者按圖索驥，賈人飾櫝賣珠，於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可見南皮於琉璃廠是時之興盛其功不淺。而這批信札的內容正好也印證了“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的熱鬧情形。


逰逛廠肆之外，這批信札比較集中提到的是與二張家鄉直隸有關的事情。

香濤與繩庵均為直隸人，誼屬同鄉，因此，有關家鄉的事情自然是兩人日常交往中共同的重要話題和事項。修建畿輔先哲祠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項。畿輔先哲祠即札中所提及的鄉祠，位於下斜街，由張之洞與李鴻藻等人主持修建。鄉祠的建設顯然被香濤本人視為其生平一大功績。《抱冰堂弟子記》專門記其事：“在京與同鄉創建畿輔先哲祠，祀歷朝鄉賢，專收藏鄉賢書畫手跡。”其創建的時間，許同莘考證是光緒六年之事。但光緒五年的《澗於日記》即已談到此事。該年“八月十六日”條記：“同容舫至直隸會館一遊，故拙政園也。張子青先生撫吳時率鄉人割俸建，長康司事。今已漸形荒落。在都時與李蘭蓀師、張孝達前輩方營畿輔先賢祠，當作書告之，務慎選司館之人，以此為鑒也。”明確指出在其未離開京城之時先哲祠已在營建。據《年譜》記載，鄉祠的倡建者為李鴻藻和香濤兩人，而具體主持和負責者則是香濤，即《年譜》所説的“其規畫一切，則公主之”。諸札中，尚有數札談及收集畿輔先賢遺物者，其實也與先哲祠的建設有關。如第六札提到之趙南星鐵如意即有拓本藏於祠中的“如意齋”。上述這些資料表明，張佩綸也參與了先哲祠的創建，而於祠中先賢文獻的收集尤為用力。許同莘曾見香濤致繩庵一批信札，其中與先哲祠有關者頗多，並“屢言購先賢書畫事”（《張文襄公年譜》卷一）。可居室所藏這批信札從內容來看似與許同莘所見者有關，或係其佚出者。畿輔先哲祠曾藏有大量畿輔先賢的遺墨、遺物，其中當有不少經二張之手收進，其中很可能就有這批信札中所提及的物品。


編纂《畿輔先哲録》則是二張為家鄉所作的一項鮮為人知的事情。前述第五札顯示，兩人相約於己卯年十月二十日見面討論此書的編寫。而據《澗於日記》記載，此後兩天，兩人繼續商談此事：廿一日“過孝達，輯先哲録”；廿二日“香濤訂修畿輔先哲録”。這項工作直至十二月十九日完成：“畿輔先哲録成。此一月中，餘心力疲乏極矣。天亦時有雪霰，為十餘年所罕見。”在繩庵的日記中，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八日這近一個月的時間裡，除十二月初五（“墓志寫定”）、十二（“恪靖寄百金為賻，作書卻之”）這兩天之外，日記中其餘日子均未記録任何事情，可見此時張佩綸主要是埋首於此書之編纂。直到庚辰年二月初二日，繩庵夜宿通州李問樵家時，還曾談及同人輯《畿輔先哲録》，並向李索其弟李載文傳略寄香濤以資考證。


從這批信札和前引《澗於日記》的相關記載來看，《畿輔先哲録》可能由香濤倡議，而由繩庵負責具體的文字工作。據前引的日記資料，可知該書歷時不足一月即已完成，其後續有修訂。二張所編此書未見流傳和其它著録，或係編訖而未付手民者，其內容和篇幅也因此無從稽考。此後徐世昌曾編《大清畿輔先哲傳》，不知與二張所纂此書可有淵源。


要之，這批信札提供了清流時期二張交往的詳細而可靠的重要資料，見證兩人之間密切的關係，有利於瞭解他們公事之餘的日常活動狀況。我們日常在談及這些重要歷史人物時，往往隻會聯想到他們在廟堂之上為國家朝廷大事慷慨激越、侃侃高談的形像，而容易忽略其日常的一些私人活動。而這些信札所提供的信息，正好生動而具體地描繪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作為普通人的另一側面，從而使我們對其真實生活有更全面的掌握，歷史人物的形像也由此變得更為立體而可信。

三

光緒七年底，張之洞再次離京，出任山西巡撫。這時，二張幾乎沒有見面的機會，但彼此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書信往來頻密。這由《張之洞全集》所收二十通致張佩綸的信札可見一斑。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孝達在晉撫任上所上的《臚舉賢纔摺》中，所薦舉的人即是蕢齋，並稱其“內行純美，秉性忠貞，清鯁不阿，能謀能斷，誠摯可以共艱危，警敏可以應急變，內政外事皆所優為，論其志節纔略，實為當代人纔。”而在馬江之戰中，香濤還曾派廣東的兵馬馳援繩庵。


二張同為直隸老鄉，同樣出身文學侍從，負高纔，有志略，堪稱志同道合，而張佩綸的天資以及清流時期的風頭甚至超過了張之洞。但命運弄人，其後二人的仕途卻是大相徑庭：香濤由京城外放巡撫後仕途順暢，一路得意，而繩庵則“豐纔嗇遇”，命運多舛，令人惋惜。


二人後來在仕途上為何有此截然不同的際遇，個中原因極為複雜，非本文所能説清。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法戰爭是兩人事業和命運的重要轉折點：繩庵因馬江之戰失利而遭謫戍邊，事業由此急轉直下，命運坎坷。而香濤則因此顯示出其協調能力與軍事纔能，此後屢膺疆寄，終入參機要，砥柱中流，成為一代名臣。


中法戰爭同時又是二人交往的轉折點。兩人自此音問漸稀，其關係也漸趨疏遠。在繩庵遣戍軍臺期間，兩人曾有過為數不多的書信往來，香濤也曾向繩庵饋贈金錢和廣東的刻書、特產等。但與其他前輩、朋友如李鴻藻、王懿榮、黃國瑾等書問不斷的情況相比，二張之間的書信往來確實稀少。但另一方面，兩人仍互相牽掛。通過《澗於日記》，可知繩庵一直非常留意廣雅的重要舉動。同樣，香濤也繫念著繩庵。曾見拍賣會上有一套《咸同光板蕩權臣大吏遺墨》冊頁所收香濤信札中，香濤就頗為關注繩庵在塞下的窘苦狀況，並詢問“幼樵明年可望賜環否”（見中安太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07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文獻專場圖録658號）。平心而論，二人的日漸疏遠並非如某些研究者所説的那樣應該全部歸咎於香濤。事實上，繩庵自己似乎在有意無意之間疏離了香濤。如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繩庵“得安圃書，又孝達寄三百金”，但他遲至三月十三日纔“復香濤書”，這對於繩庵來説是比較少見的。在當時，對於其他友朋的來信，他都是儘快回復的。同年七月十八日“得安圃及再同書，再同復寄孝達書及龍眼、荔枝來”，而日記中則未見到有回復香濤的記録。另一方面，與此同時，繩庵與李鴻章之間的書信來往卻甚為頻密，李在信中多次論及香濤的兩廣的一些做法，又曾經命人前往探望繩庵。繩庵釋還後立即入李鴻章幕，二張的關係就更為疏遠。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李鴻章因與張之洞就鐵廠借款事相持不下，遂利用繩庵的關係，“從中通之”。繩庵在當天的日記中説道：“五年來先施於厚祿故人者惟此而已，然究無謂也。”從中可窺見繩庵對香濤態度的某些變化。這也許可以有助於解開兩人關係疏遠之謎。


其實，在後期，二張兩人之間仍保持一定形式的聯繫。可居室藏札中有一通梁鼎芬信，是向壺公（張之洞）彙報繩庵家人的有關近況的。而在黃國瑾病篤時，繩庵“伴之赴滬，並電請香帥派員弁接替”。而他沒有直接將黃送到湖北的原因是“畏到鄂應酬”，由此或多或少可以窺見他的某種心態（《張佩綸致朱溍書札》通，《歷史文獻》第十三輯）


繩庵晚年定居金陵，香濤則兩度署理兩江總督，按理兩人在此期間晤面的機會應該較多，但事實卻不然。此時的繩庵對香濤這位想登門相見的早日密友有意避而不見。所幸在繩庵去世前不久，兩人終於見上了一面。


陳寶琛撰《張蕢齋學士墓志銘》中記述了蕢齋去世前兩人的這次會面：“南皮相國相睽近二十年，來權江督。欲見，輒以疾辭。偵少間，以歲除日就君縱談身世，累欷不已。既而歎曰：‘不得為廉生，命矣！’廉生，王文敏字，盡室殉庚子之難者也。疾遂革，以癸卯正月七日卒，年五十有六。”由此記載可知此次會面為蕢齋逝前數日之事。這是兩人近二十年來次也是後的一次見面，時過境遷，故友飄零，難怪會“累欷不已”。


不知這次見面，令兩人“累欷不已”的往事中可有包括二十四年前兩人與張人駿對雪圍爐、削鹿脯下酒的那個除夕夜。我想，他們會憶及的。今天，當想起這前後相隔二十四年、情景迥異的兩個除夕，品讀著這批信札，雖然時隔百餘年，我們仍是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