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倫·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

德裔美國精神分析學家。被公認為是與阿德勒、榮格、蘭克、弗洛姆等齊名的西方當代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代表。

1912年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在精神病醫院擔任醫師，1920年私人開業，並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國。初期擔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副所長，後遷往紐約重新開業，並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

霍妮是社會心理學的zui早的倡導者之一，主張以文化決定論替代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她的重要著作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們內心的衝突》（1945）、《神經癥與人的成長》（1950），以及她去世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學》（1967）等。

楊佳慧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學碩士，持英語專業八級、上海高級口譯證書，曾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翻譯中國廣播影視大獎第20 屆、第21 屆星光獎及2011 年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等相關材料。譯作有《醒來的森林》、《zui美zui美的自然手記》。

序   言

|章|

神經癥的文化及心理內涵/ 001

|第二章|

為何談起“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 019

|第三章|  

焦慮/ 029

|第四章|  

焦慮與敵意/ 049

|第五章|  

神經癥的基本結構/ 069

|第六章|  

對愛的病態需求/ 093

|第七章|  

再論對愛的病態需求特征/ 107

|第八章|  

獲求愛的方式及對冷落的敏感/ 127

|第九章|  

性欲在愛的病態需求中的作用/ 139

|第十章 | 

對權力、名望及財富的追求/ 153

|第十一章| 

病態競爭/ 179

|第十二章 | 

逃避競爭/ 199

|第十三章|  

病態的負罪感/ 223

|第十四章|  

病態受苦的含義（受虐狂問題）/ 251

|第十五章|  

文化與精神癥/ 273

|序 言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準確刻畫出那群隱匿於我們之中的神經癥患者，刻畫出實際推動他們的內心衝突，刻畫出他們的焦慮、他們的痛苦，以及他們在人際交往和自我認識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在這本書中，我並不打算提及任何特殊類型的神經癥，隻想集中討論在我們這一時代裡，近乎所有神經癥患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共同表現出的性格結構。

在書中，我將重點置於以下兩點：神經癥患者內心實際存在的衝突，以及他們為解決這些衝突所做的種種嘗試；他們內心實際存在的焦慮，以及他們為抵御這些焦慮所建立的防御機制。我強調實際境況，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拋棄了傳統的認為“神經癥本質上形成於早期童年時代的經歷”這一觀念。但我確實又和眾多精神分析作家不同，因為我並不認同要將注意力片面地集中於童年時期，也不認同將患者後來的反應看作是其幼時經歷的本質性重現。我想向大家證明，患者童年時代的經歷與其後來展現出的內心衝突這兩者間的關繫，遠比一般精神分析學家所猜想的更為復雜。一般情況下，這些精神分析學家隻覺得這兩者間無非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繫，但事實遠不止於此。盡管童年時期的經歷為神經癥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但它們不是導致出現後來種種困難的原因。

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實際的神經障礙時，便可以意識到，神經癥的出現並不僅僅局限於偶然的個人經歷，我們所處的特定文化環境也會促使其發生。事實上，文化環境不僅可以為個人經歷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們的特殊形式。舉個例子，一個人的母親無論是專橫跋扈或是富有自我犧牲精神，都是其個人命運，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要想判斷其母親究竟是專橫跋扈還是富有自我犧牲精神，則必須依賴特定的文化環境。同時，正是因為這些已有的文化環境，這樣一次經歷纔會對其日後生活產生影響。

充分意識到文化環境對神經癥的重要影響後，那些被弗洛伊德認定為神經癥根源的生物因素及生理因素，便自然而然地退回其充當背景的次要位置上。隻有在分析了大量精確的事實材料後，這些次要因素的影響纔能被考慮進去。

這種思維傾向，讓我對神經癥中的許多基本問題作出了新的解答。盡管這些解答針對各種不同的問題，例如受虐狂、對愛病態需求的內涵、病態犯罪心理的意義等，但這些問題都基於一項共同理念，即焦慮對產生病態的性格傾向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由於我的許多解釋都與弗洛伊德的理論截然相反，一些讀者可能會問這是否還能算作是精神分析。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認為的精神分析中根本的東西是什麼。如果你認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論，那麼，我這裡所提及的一切對你而言都稱不上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特定的基本思路，其目的在於解析無意識過程的作用以及這一過程的表現方式，並且以心理治療的方式使這些過程得以察覺，那麼，我這裡提到的就可以稱之為精神分析。我認為，全然擁護弗洛伊德的理論，會使我們面臨僵化的危險，即我們在神經癥中隻能發現那些弗洛伊德理論希望我們發現的東西。這是一種會導致精神分析停滯不前的危險。我相信對弗洛伊德偉大成就的尊敬，應該是將他所建立的基礎發揚光大，通過這種方法我們纔能完善精神分析在未來的種種可能，使之不僅成為一種理論方法，更是一種治療方式。

這一解釋同時也回答了另一種可能提出的問題：我的解釋是否是一種阿德勒(1)式的理論。確實，我的理論和阿德勒曾強調過的某些觀點有共同之處，但就其本質而言，我的解釋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礎之上。事實上，阿德勒的理論恰好是我這一說法的例證，他證明了，如果隻是從單一方向觀察探索心理活動，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發現為基礎，那麼對於富有創造性的人來說，這一過程也會變得枯燥乏味。

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闡述我認同或不認同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的觀點，所以整體而言，我隻有在自己的觀點同弗洛伊德的產生重大分歧之處，纔會加以爭論辯駁。

我在這本書裡提及的一切，都是在對神經癥漫長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所收獲的成果。若是要提供我的理論所依據的材料，那可能要將若干年來我診治的病人的詳細病案都容括進書中，可本書的目的是概括性地介紹神經癥所表現出的種種問題，所以，上述做法對本書而言無疑是一種累贅。然而，即便是沒有這些材料，同行專家亦或是外行人都可以檢驗我的理論是否正確。如果踫巧他是一位細心善查的人，那就甚至可以用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同我的假設相比較，並在此基礎上抵制或接受、修正或堅持我所說的一切。

本書的文字通篇樸實淺顯，為了保證清晰，我盡量避免討論過多細枝末節。同時，我也會盡可能避免使用技術性術語，以免這些術語干擾清晰的思考。因此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許多讀者（尤其是那些外行人）會認為神經癥人格這一問題簡單易懂，但這種結論是完全錯誤甚至危險的。我們必須要認清，所有心理問題必然都是極其復雜且微妙的，如果不願意承認這一點，那麼好還是不要讀這本書，否則你會發現自己越看越糊塗，而且會因為找不到現成的套用公式而感到失望。

這本書是寫給那些對此方面感興趣的外行人看的，也是寫給那些與神經癥患者打交道，而對此類問題頗為熟悉的專業人員看的。這些人中不僅包括精神病專家，也包括社會工作者和教師，還包括那些已經意識到心理因素對不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此外，我也希望神經癥患者本人能從本書中學到些什麼。如果神經癥患者在原則上並不把心理學思想當作是一種侵犯和強加，並對此予以駁斥，那麼他就可以根據自身承受的遭遇，更敏銳也更徹底地理解心理學的錯綜復雜，而他的這種理解能力是他那些健康的同伴們難以企及的。然而，不幸的是，了解自身處境後，並不能治愈他的疾病，因為在他讀的書中，他可能更會覺得書中反映的是他人的影子，而不是他自己的。  

我借此機會，對本書的編輯伊麗莎白.托德小姐表示感謝。同時，我也在書中正文部分提及了那些幫助過我的作家朋友。我想向弗洛伊德致以誠摯的感謝，因為他為我們的探索奠定了基礎，提供了研究工具。同時，我也要對我的患者們表示衷心感謝，因為我所得出的一切理解，都源於我們共同的合作。

神經癥的文化及心理內涵

今天，對於“神經癥”一詞，我們使用得頗為隨心所欲，但對於該詞的實際含義，我們總是缺乏清晰的概念。通常，它隻是人們表示反對時使用的一種自以為博學的表達：以前人們口中的懶惰、敏感、挑剔或多疑，如今很有可能就直接被冠以神經癥之名。盡管在使用時，我們的腦中並不了解這一術語的確切含義，但對於能夠使用該詞的對像，我們還是十分清楚的：我們會下意識運用一定的標準決定選擇的對像。

首先，神經癥患者在其對外界事物的反應方面有別於普通人。比如，有個女孩，寧願在普通員工中做滄海一粟，也不願接受加薪，不希望被領導賞識；還有的藝術家，每周隻掙，若他願意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時間明明可以賺取更多，卻隻願在那三十美金的基礎上享受生活，花大把時間與各種女人廝混，或沉溺於奇技淫巧。對於這類人，我們將其認作患上神經癥情有可原。因為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僅僅熟悉一種行為方式，那就是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賺取遠遠超過維持生存所需的金錢。

這些例子揭露了一條我們將一個人稱為神經癥患者的標準，即某人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們這個時代承認的行為方式。一個女孩沒有競爭欲，或是至少沒有明顯的競爭欲，如果她是生活在普韋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麼這也不足為奇；若是那位藝術家住在意大利南部的一個小村落或是墨西哥，他的生活方式便也稀松平常。因為在那些環境下，不會有誰想賺更多的錢，或是在所做的一切已經完全滿足現需的狀況下，還做出更多努力。這種想法對他們來說本就不可思議。追溯至更古老的時候，古希臘時期，在完成所需工作的基礎上還想超額完成的態度，會直接被斷定為下流。

因此神經癥一詞，雖然來源於醫學術語，但在當下的使用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文化內涵。我們可以在對病人的文化背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知道他的腿部骨折了，但如果在相同情況下，面對一個聲稱自己有種種幻覺並對其幻覺深信不疑的印第安少年(1)，我們直接診斷其為精神病患者，就很可能需要冒極大的風險。因為在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擁有幻覺是天賦異稟的表現，是神靈所賜予的福祉，因此，人們無比尊敬擁有這一稟賦的人，因而這類人不僅可以得到威望還能享受到各種特權。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有誰聲稱曾與自己已故的祖父長時間聊天，那麼他一定會被認為是神經病，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裡，與祖先交流是大家廣為認可的現像；在我們的文化中，如果一個人十分忌諱已故親屬的名字，隻要別人提及便大發雷霆，那我們一定會認為他是神經病，但在基卡裡拉.阿巴切人（Jicarilla Apache）的文化中，他的這種行為是正常不過的；在我們的文化中，一個男人如果因為觸踫到了經期女性而表現得極度恐慌，我們會認為他是神經病，然而在許多原始部落中，對女性月經的恐懼卻司空見慣。

關於何為正常這一觀念，不僅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就算在同一文化環境下，也會因時間推移而發生改變。譬如，當今時代，如果一個成熟且獨立的女性僅僅因為自己曾有過性關繫，便自認為是一個“墮落的女人”，“不配再有好男人愛”，那麼至少在大多數社會圈子中，她會被認為是神經病。而在大約四十年前，人們卻認為這種罪惡感是理所應當的。正常與否這一觀念還會因社會階級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例如，在封建階級中，一個男人隻需在征戰和狩獵中表現積極，其餘時間裡終日遊手好閑也無傷大雅；而在小資產階級中，如果一個成員表現出同樣的態度，則會被認為很是反常。此外，性別差異也會影響個人判斷正常與否這一觀念。在西方文化中，人們認為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氣質。女人在臨近四十歲的時候，沉浸在對衰老的恐懼中是“正常的”，倘若換作一個男人對衰老緊張不安，便會被認作是神經病。

每一名受過教育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將我們所謂的正常放入世界的大背景下，便又會有諸多差異。我們都知道中國人的飲食習慣與其他國家的很是不同，知道因紐特人的衛生觀念與我們的截然相反，知道巫醫對某些疾病的治療方法同現代醫生大相徑庭。盡管人類學家或直接或隱晦地提及過，人類不僅在風俗習慣上有諸多差異，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亦是如此，但這一點依舊很少人能夠理解。正如薩丕爾所說，現代人類學的功績之一，便是不斷地重新發現正常的含義。

每一種文化都有充足的理由，堅信自己的欲望及情感纔是“人性”的正常表現。這一觀點在心理學中也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曾通過觀察，得出女性比男性更善妒的結論，之後他便嘗試著從生物學的層面來解釋這一假設性的普遍現像。此外，他似乎還認為所有人都體驗過幻想“謀殺”而帶來的罪惡感。然而，在對待殺人這件事的態度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正如彼得.弗洛伊肯（Peter Freuchen）所指出的那樣，因紐特人從不認為殺人需要受懲。在許多原始部落裡，一名家庭成員被外來人員殺害後，外來人員不一定會被治罪，這種傷害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彌補。在某些文化中，一名喪子的母親可以通過將兇手收認為義子的方式來撫慰受傷的心靈。

如果更進一步運用這些人類學上的發現，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有關人性的某些觀念可以說簡單而天真，就譬如，我們總認為競爭心理、兄弟不和、夫妻恩愛乃人性使然。事實上，我們對“正常”的理解，完全取決於特定社會認同的行為及情感標準，社會將這些特定的標準強加於其成員身上。但由於文化、階段、階級及性別差異，這些標準也不盡相同。

這種現像對心理學而言，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而直接的影響便是會動搖人們對心理學的信念。盡管我們的文化同其他文化間存在著種種相似之處，但這並不足以使我們確定兩者是基於同樣的動機。因此，想通過新的心理學發現揭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傾向，這種想法本就是行不通的。所有這一切，隻不過是證明了某些社會學家早先重復強調過的論斷，即事實上並不存在適用於一切人類的普遍心理學。

然而，這種局限性也有其意義，它為進一步了解人性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上述人類學現像的基本內涵是：我們的生活環境，以及互相交織且不可分割的文化環境同個體環境，會以不可思議的程度影響我們的情感及態度。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識到了所處的文化環境，就將更好地理解正常情感及態度的特殊性。同樣，既然認識到神經癥隻不過是偏離了正常的行為模式，我們也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神經癥。

這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要沿著弗洛伊德的路繼續走。正是在這條路上，弗洛伊德終提出了一種對神經癥的解釋，而這種解釋迄今尚未有他人發現，即盡管人類的怪癖受天生的生物性驅動，但如果未能詳細了解個人的生活環境，尤其是其早期童年時代情感上的種種決定性影響，我們就無法真正了解他的神經癥。這一點，不論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論還是實踐中，都被反復提及。運用這一原則分析特定文化下或正常或病態的人格結構就意味著：如果我們未能詳細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對個人產生的種種影響，就無法理解那個人的人格結構。

而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在弗洛伊德已有的發現基礎上，再邁出堅定的一步以超越他。因為在某些方面，雖然弗洛伊德的思想已經遠遠超越了他所在的時代，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也深受那個時代科學主義傾向的影響，譬如過分強調精神特性的生物根源等。他曾設想，我們文化中常見的本能驅力或客體關繫是由生物性決定的“人性”，或是誕生於各種無法改變的情境，例如，生物學上特定的“前生殖器”期(1)、俄狄浦斯情節等等。

這種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不僅導致弗洛伊德得出許多不恰當的概括和結論，而且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認知那些真正推動了我們態度和行為的力量。我認為，正是因為人們一成不變地遵循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論，忽視文化因素，纔致使精神分析看起來似乎潛力無窮，不過，精神分析實則已經窮途末路，隻能靠濫用晦澀難懂的理論和含混不清的術語來撐場面。

現如今，我們已經明白，神經癥隻是偏離了正常的行為模式。這一標準十分重要，但用於判斷一個人是否患有神經癥時，卻略顯不足。一些人的行為方式可能不同於普通大眾，但他們未必就是真正的神經癥患者。我前面提及的那位藝術家，他之所以拒絕花更多的時間去賺更多的錢，可能是由於患有神經癥，但也可能隻是由於他比一般人想得透徹，不願讓自己卷入名利的競爭。而與之相反，有一些人表面上看起來完全適應現存的生活方式，但實際上卻患有嚴重的神經癥。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從心理學和醫學的角度進行分析。

可奇怪的是，僅用這一觀點又很難解釋神經癥的真正內涵。至少，如果我們隻是把目光停留在表面現像，那就很難探索出所有神經癥的共同特征。顯然，我們不能把各種表面癥狀作為衡量標準，例如恐懼不安、萎靡不振、機能性生理失調等，因為並非所有的神經癥患者都會表現出這些癥狀。不過，幾乎所有神經癥都會有某種抑制作用——其原因我將在後文談到——它們通過微妙精巧的偽裝將自己隱藏起來，若我們隻是淺觀表層，就難以發現這種抑制作用。而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僅僅依據表面現像判斷一個人的人際關繫或性關繫是否正常，我們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這些現像倒是不難捕捉，難的是如何鋻別分析它們。然而，雖然人們對人格結構了解不多，但卻仍然可以從所有神經癥中辨識出兩個特征：一是反映方式上的固執，二是潛能和實現間的脫節。

接下來，我將對這兩種特征作進一步的解釋。所謂反應上的固執，指的是面對不同情境時，神經癥病人缺乏一種正常人身上能對不同情景做出不同反應的靈活性。舉例來說，正常人也會時常存有疑心，但他感到外在事物很可疑，或明確找到什麼理由這樣做的時候，纔會如此；而神經癥患者的疑心，是隨時隨地而不管時宜的——無論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這一狀態，都無法控制。正常人能夠辨別出別人的贊揚是出於真心還是隻是假意，神經癥患者則不然，他們無法區分出兩者差異，通常不分場合、不分青紅皂白地懷疑所有的恭維。面對別人毫無根據的要求時，正常人會憤憤不平，而神經癥患者面對任何含蓄的批評，都會變得義憤填膺，即便他自己明白接受這一批評對自己有利，卻也還是如此。正常人面對一件重要卻棘手的事情時，有時會舉棋不定，而神經癥患者可能無論何時何地都猶豫不決。

然而，固執隻有在偏離了正常的文化模式時，纔能成為神經癥的表現。在西方文明進程中，大多數農民面對一切新鮮或陌生的事情時，會固執地持有懷疑態度，但這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同樣，小資產階級固執地推崇節儉，也被認為是一種正常的堅守。

同樣，如果一個人的潛能與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成就有一定差距，很有可能隻是由外在因素所造成，與他個人沒有任何關繫。但如果一個人具備種種天賦，而且又獲得非常利於其發展的外部條件，卻終一事無成；或他擁有一切感到幸福的條件，卻仍無法從中獲取幸福；又或是，一個女人擁有絕代的容貌，卻仍然覺得自己無法吸引男人，那麼，這種差距就可以歸為神經癥的表現。換句話說，神經癥患者常常感到自己在為難自己，自己就是自己路上的絆腳石。

若是撇開表面現像，直接深入引起神經癥的根源問題中去，我們就會發現，所有神經癥都存在一個基本因素——焦慮，以及神經癥患者為了對抗焦慮而建立起的自我防護機制。同神經癥患者的人格結構一樣，這一因素十分復雜，它是產生及推動神經癥的驅動力。我將在接下來幾章中詳細闡釋我的此番論述，所以就不在這裡舉例說明了。不過，即使我的言論使得剛剛接觸這一領域的人有了一知半解的原則框架，我也還是要再補充一點。

顯然，我的上述說法太過於籠統而寬泛。焦慮，或者說是恐懼——我們暫且將這兩個詞歸為一類，以及為了抵御它們而建成的防御機構，這些心理的存在是不分物種的。不隻有人類纔會有這樣的反應，動物在遇到危險或受到驚嚇時，也會反擊或逃跑。同樣的情況下，若是我們感到恐懼，也會采取同樣的防御措施。如果我們害怕閃電，就會在房頂上安裝避雷針；如果我們擔心意外事故所帶來的傷害，就會事先購買保險。這些行為都同樣包含恐懼與防御因素。每一種文化，無論文化形式存在怎樣的差異，都包含著恐懼與防御因素，甚至會以制度化的形式展現出來。例如，由於擔心未知的危險，人們會佩戴護身符；因害怕死者作祟而舉行隆重的葬禮以慰亡靈；由於害怕女性經血會帶來災禍，而制定避免與其接觸的種種禁忌等。

以上的種種類似，會使我們不自覺地犯下一個邏輯錯誤。如果恐懼和防御都是神經癥的基本因素，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把那些為了抵抗恐懼而制度化的防御措施稱為“文化上的”神經癥呢？這種邏輯的錯誤在於，兩種現像具有一項共同點時，不能說明這兩種現像就完全相同。就像我們不能僅僅因為一座房子由石頭建成而直接稱之為石頭一樣。那麼，使神經癥患者的恐懼和防御措施變成異於常人的病態，其根本特征又是什麼呢？病態人格的恐懼是否是一種幻想性的恐懼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我們同樣可以將對死者的恐懼稱為幻想性的恐懼，所以這依舊無法從根本上區分兩者，我們仍然茫然不知其解。那麼，是不是因為神經癥患者根本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害怕呢？也不是的，因為從人類的原始祖先起，人們就同樣也不清楚為什麼要害怕死者。顯然，兩者的區別不在於他們有無意識到自己的恐懼，也不在於他們理性化的程度，而是在於以下兩個因素。

首先，任何一種文化下的生活環境，都會引起某些恐懼，而不論這些恐懼為何產生——有些可能是由外在危險造成（比如大自然或戰爭），有些是因為社會關繫的種種表現形式（例如因為壓制、不公、脅迫或挫折所激起的仇恨），還有些是因為文化傳統（例如對鬼魂的敬畏、對違背禁忌的恐懼）。所有人都會面臨這樣的恐懼，隻不過表現出的恐懼程度不同，因為這是我們生活的特定文化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的，誰也不能例外。然而，神經癥患者承受的恐懼，不隻有文化強加給個人的普遍恐懼，他們還因為個人生活環境的差異（但是其個人生活環境依舊免不了與社會大環境有所交織），承受了諸多偏離文化模式的恐懼，這些恐懼無論在質或量上都與文化模式內的恐懼有很大差異。

其次，存在於文化環境中的恐懼通常會因某些保護制度而得以消除，例如禁忌、儀式、習俗等等。一般而言，相比於神經癥患者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機制，這些依據保護制度而建立起的恐懼防御機制顯得更為容易且經濟。因此，正常人雖然無法逃離自身文化所帶來的恐懼，無法擺脫這一文化下的防御機制，不過總得來說，還是能發揮自身的潛能，能享受生活所賦予的一切。在這種環境下，他們學會了限度地利用文化提供給自己的種種機會。反過來說，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其所處的文化帶來的痛苦限度以內。然而，神經癥患者承受的痛苦總比常人要多出許多，他需要付出更多代價，纔能維持自身的防御機制，這些防御措施壓抑了他的生機與活力，更具體地說，是束縛了他獲得成就與幸福的能力，這就導致了我在上文所提到過的差距及脫節。毫無疑問，神經癥患者一定是飽受痛苦的人。我在上文中討論過那些可以通過表面觀察得出且存在於所有神經癥中的共同特征，當時之所以沒有提到這一點，就是因為這一事實很難通過表像觀察到。就連神經癥患者本人，也不一定可以意識得到他正在遭受痛苦。

在談論恐懼和防御措施時，我花了大量功夫去解釋什麼是神經癥這一簡單問題，恐怕有不少讀者已經頗為不耐了。為此，我有必要替自己辯解一番。我想說心理現像從來都是錯綜復雜的，即便表面上看起來十分簡單的一道問題，分析後得出的結論也絕不簡單。而且，從一開始我們就會遭遇這樣一個困境：無論我們之後要解決何種問題，這個困境都將伴隨我們貫穿全書。事實上，想令人滿意地描述解釋神經癥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我們不能單單隻用心理學工具或是社會學工具去獲得這個答案，而必須將兩者結合交替使用。先使用一種，再使用另一種，正如我們現在所做的那樣。如果我們僅從動力學和心理結構的角度去觀察神經癥，那麼我們就不得不使“正常人”這一定義具體化，創造出一個不存在的“正常人”，而一旦我們越過了文化國界，或是同我們文化相似的地區，就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僅僅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分析神經癥，將它視為對某一社會中大眾普遍行為模式的偏離，那麼，我們就又嚴重忽略了那些已為我們所知的神經癥的心理特征。此外，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學派的精神病醫生，都絕不會贊同使用這一方法來診斷神經癥患者。交替使用這兩種方法，可以使我們的觀察既顧及神經癥患者表面行為的異常，又考慮到其內在心裡變化的異常，同時也不用糾結究竟哪一種因素纔是決定性因素。所以，這兩種方法必須結合起來。一般來說，我們認為恐懼和防御都是神經癥的內在動力之一，但事實上，隻有在數量和形式上都超越了其所在文化帶來的恐懼和防御措施時，我們纔能稱之為神經癥。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沿著這一方向繼續前進。因為神經癥還存在著另一種基本特征，那就是衝突傾向。然而，無論是這種衝突傾向，還是它所帶來的種種表現，神經癥患者本人都是無法意識到的，因此他隻是不自覺地去尋求某種妥協和解決辦法。弗洛伊德就曾以各種形式強調過這一無意識和不自覺的特征，他指出這一特征正是構成神經癥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無論是這些衝突的內容，還是無意識的本質，都無法將神經癥患者的衝突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衝突區別開來，因為這兩種衝突很有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實際上，區分這兩者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發生在神經癥患者身上的衝突，會顯得更突出更強烈。面對這些衝突，神經癥患者總是試圖尋找妥協的辦法，在這裡不妨稱之為病態的妥協辦法，因為相比於正常人的解決方式，他們的妥協不僅難以令人滿意，甚至會以損傷其人格的完整性為代價。

現在，回顧並結合我以上所有論述，就會發現依舊很難給神經癥下一個全面的定義，但至少我們可以對它做出如下描述：神經癥是一種由恐懼、由抵抗這些恐懼的防御措施、由試圖找出緩和衝突傾向的妥協方式而導致的心理紊亂。從實際角度出發，隻有當這種心理紊亂導致其行為偏離特定文化中大眾普遍的行為模式時，我們纔能稱之為神經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