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的某天，當初秋後一絲悶熱從南加州漸漸褪去，我正在對將要交付《俄亥俄刑法雜志》發表的論文做後幾處修改。長期以來，我對心理變態殺人犯腦部掃描圖像的研究時斷時續，前後跨越了十個年頭，終凝結成《年輕心理變態的神經解剖學基礎》一書。書中記錄著一些你能想像到的壞的人——他們經年累月犯下滔滔罪行。如果我可以撇開那些保密條例，向你陳述這些罪行，這些故事一定會讓你毛骨悚然。
但是劣跡斑斑的過去並不是使得殺人犯有別於常人的理由。作為一個年過而立的神經學家，數年來，我看過了無數的腦部掃描圖。殺人犯們的圖像卻與眾不同。他們的腦部掃描圖都呈現出一種罕有而令人擔憂的共同特征，即額葉和顳葉（通常來說,這兩部分是與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關）腦功能低下。這些部位的活躍程度低下暗示著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衝動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這些罪犯都擁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記錄。我在論文裡說明了這些特征，交稿後便投身到其他項目中去了。
進行殺人犯腦部掃描圖研究的同時，我的實驗室還在進行一項基因方面的獨立研究，想要找出與阿爾茨海默病有關的特定基因。作為研究的一部分，我和同事們為一些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做了基因測試和腦部掃描。同時我們也為我的家人做了相同的測試，作為實驗中的正常對照組使用。
10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來分析家人的腦部掃描圖，那疊圖片裡的後一張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來非常奇怪。事實上，這張掃描圖看起來正像是我在論文裡寫到的那些不正常的圖像，也就是說這張圖像的主人是個心理變態——或者說，至少與心理變態者同樣有著一些讓人不愉快的特質。我對家人並沒有這方面的懷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認為是家人的掃描圖像中混進了些別的圖像。通常來說，在同時進行幾項研究的情況下，即使我竭力讓所有工作井然有序，但東西放錯地方這類事情也是在所難免的。麻煩的是，為了將所有的掃描圖做匿名處理，我們給所有圖片隨機編碼並且隱去了圖片主人的姓名。所以為了確保我沒有弄錯，我讓實驗室技術人員撕開了編碼。
看到了圖像主人的名字之後，我覺得這當中出了錯，便氣急敗壞地命令技術員們去核對掃描儀，檢查其他技術人員們做的圖像和數據庫資料。但一切都毫無差錯。
那確實是我的腦部掃描圖。
來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
這是一個周六的早晨，天氣晴朗溫和，你決定要去家附近的公園散個步。信步遊園之後，你在樹蔭下的長凳上坐下來歇息，邊上還坐著一個長得不錯的年輕小伙子。你們互相問好，他也隨聲附和說：“天氣真不錯，活著真是好呀”。接著你們又交談了十五分鐘，對彼此產生了大致的印像。在這短短的十五分鐘裡，你們可以了解有關對方的很多事情。也許你會知道他謀生的職業，他是否結婚了，有沒有小孩，又有些什麼業餘愛好。也許他看上去聰明，迷人，坦率，有趣，還會講很多有趣的段子，總的來說，和他的談話令人愉快。
基於你談話的對像，接下去的十五分鐘可以出人意料地告訴你更多。比如，如果他是個早期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他可能會開始重復剛剛說過的那個段子，重復同樣的面部表情，配合同樣的肢體動作，講同一句俏皮話。如果他是精神分裂癥患者，他可能會開始調整坐姿，說話的時候靠你太近，直到你覺得不舒服，起身離開，並時不時回頭看看這個人有沒有跟上來。
如果長凳上，坐在你邊上的那個人是我，你應該會覺得我大體上能算是個有趣的家伙。如果你問我是做哪一行的，我會告訴你我是研究大腦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會告訴你，我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醫學院的一名教授。我會向你描述我的職業生涯，怎樣教醫學院學生、住院醫生和研究生們了解人類的大腦。如果你聽得津津有味，我還會跟你講講我那些關於成體干細胞、帕金森動物病例和慢性中風的研究。此外，以這些實驗室研究成果為基礎，我還成立了三個生物技術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在過去二十五年裡一直保持著盈利的好成績，另一家從同類企業中脫穎而出，不久之前被授予了國家獎。
如果你還有興趣聽下去，也許我會提到自己是很多學會和專家小組的成員，關注藝術、建築、音樂、教育和醫學研究等領域。除此之外，我還是美國國防部的顧問，致力於研究戰爭對大腦所產生的影響。如果你不休地追問下去，我會提到我出演過的電視劇和電影，還有我以前做過的各種各樣的工作，從酒吧吧臺服務生、工人到老師和木匠。直到現在我還留存了一張過期的卡車司機公會卡，我以前還當過卡車司機。
某一刻起，你可能會開始想，我是在胡說八道，是在吹牛。特別是當我宣稱，我十四歲那年被評選為紐約奧爾巴尼教區年度天主教男孩，還曾經是五星級體育高中和大學的運動員。不過，即使你可能覺得我話太多，認為我是個滿口胡言的家伙，你仍然會發現，和你說話的時候，我一直注視著你，仔細聽你講的每一句話。實際上，你可能會有些驚訝，我對你的生活是如此的好奇，對你的觀念和你對世界的看法也很在意。
如果你答應下次可以再見面，後我們可能會成為朋友。一段時間之後，你會發現我身上一些讓你不快的事——你可能時不時會發現我在說謊，或者我經常會在赴你的邀約的時候遲到，讓你不開心。但是，撇開我的輕度自戀和間歇爆發的自私行為，我們在一起的時光還是很快樂的。畢竟，總的來說，我還是一個靠得住的好人。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一件事，我是個邊緣型心理變態。
我願意寫下這個故事，寫下這個可能算不上完整但卻真實的故事，來與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們分享我整個家族的生物學和心理學背景。當然了，整個敘述都建立在大量來自腦成像、遺傳學和精神病學的科研數據上。除此之外，還來自殘忍的自我剖析，來自那些時不時令我不安的坦白以及對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討論分析。（但願我的家人不會在讀完此書後跟我斷絕關繫。）我完成這本書的目的不隻是要講故事或是擁護什麼全新的科學發現。我的願望是能通過我的敘述，理清對一個議題的討論，一個在我們文化中，雖然備受大眾關注，但卻缺乏理解和共識的議題：心理變態。
除了書中提到的基礎科學理論和我自己的故事之外，我希望我所完成的研究，和我提出的理論可以派上用場。我希望這個關於大腦、基因和早期成長環境將會如何影響我們，將我們在何種程度上塑造成為心理變態的理論，不僅可以幫助我的讀者們，還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刑法制定這些更大的方面中做些貢獻。也許聽上去有些誇誇其談，但是在接下來的書頁裡談到的這些理論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我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假說，在那些長期飽受暴力困擾的地區，例如加沙地帶和洛杉磯東部地區之類的地方，女性為了受到保護就會與暴力分子結合，使得有心理變態潛質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密度增加，好戰基因得以傳播開來。這又加重了地區的暴力問題，周而復始成為惡性循環。經年累月之後，就構成了一個充斥好戰分子的社會。這個假說僅僅是一個推測，卻值得我們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下去。
我是一個堅定的科學家，一個專注於大腦神經解剖學的神經學家。我的這一身份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個成年生活所有行為、動機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來，人類是一種機器，一種我們自己都無法徹底理解的機器。數十年來我也一直堅信，人類對自己是誰和自己的行為幾乎無法掌控。我們的先天因素（基因）決定了我們個性的80%，而後天因素（成長環境）隻掌控其餘的20%。
一直以來，我就是這樣看待大腦和行為的。但這個觀念卻在2005年經受到了與其說是激烈的，不如說是讓我難堪的動搖。使我過去的觀念不得不向現實的生活不斷妥協。我漸漸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徹地明白——人類生來就是如此復雜的生物。我們不能片面看待我們的行為、動機、欲望乃至需求，任何將之簡化為的做法都無益於我們對於真相的發掘。我們並非簡簡單單的好人或者壞人，對的人或者錯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懷惡意的人，溫良的人或者危險的人。我們不隻是基因的產物，並且科學也隻能解釋人類天性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我寫下了手中的這本書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