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斯蒂芬·麥迪根（Stephen Madigan）

1992年在加拿大溫哥華創立了家庭治療工作室，而後又創辦了溫哥華家敘事療法學校。每年主持治療談話會議，著述甚廣，在全球開辦敘事培訓工作坊。在2007年榮獲美國家庭治療學會授予的優秀家庭治療理論與實踐創新獎。

 譯者簡介： 

劉建鴻：華東師範大學發展心理學博士，譯有多本心理、教育圖書，致力於將積極心理學和心理治療的新進展應用於教養——積極教養。

王錦，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學士，哲學碩士，譯有《兒童心理創傷治療》等多本圖書。

郭本禹，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心理學會理事、理論心理學和心理學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人格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委員、《心理學探新》和《心理研究》編委。

重寫對話
心 理 學 家 傑 羅 姆· 布 魯 納曾說，在我們選擇性地表達故事時，在占主導地位的故事之外總還有被忽視的感受和鮮活的體驗。敘事療法借助於文本類比（textanalogy），人們關於生命所講述的或所相信的故事決定了他們賦予生命何種意義。因此，我們隻會把故事中被認為有意義的部分表達出來。比如，同樣是在駕照考試中獲得 80% 正確率，在贊賞的故事版本中，我們說自己記住了很多知識，因而得到了 80% 的正確率，相反，也可以解釋成因為自己忘記了部分知識，從而沒有拿到滿分——兩種描述以及兩種描述的講述過程帶來兩種不同的體驗。
    艾普斯頓和懷特非常倚重文本類比，以此來和治療中的當事人開啟重寫對話。重寫對話既是敘事療法哲學根基的重要部分，也是實踐的關鍵。艾普斯頓和懷特發現，當人們講述的（或者卷入的）故事並不能完全代表他們所有的體驗時，當人們體驗到的許多重要部分都和占主導地位的敘事相衝突時，這些人往往就傾向於通過咨詢來尋求幫助（D. Epston，個人通信，1991）。他們發現，通過外化問題，治療過程可以幫助人們從充滿問題的故事講述中分離出來。人們就可能發現之前被忽視的一部分體驗（和占主導地位的故事相衝突的）。
    艾普斯頓和懷特同時還發現，重寫對話邀請人們做那些他們經常做的事情，也就是按照時間順序來連接起生命中的事件——根據一個主題或者特定的情節（J. Bruner，1990）。正是在講述 /表演故事的活動中，人們得到了治療師的幫助，開始發現更多生命中被忽視的事件，這在敘事療法中被稱作獨特結果。人們被鼓勵去捕捉這些獨特結果並將其融入替代性的故事線索中，這被稱作獨特解釋（uniqueaccounts）。比如，當湯姆（本書第 2 章提到的案例）次治療時，他先傳達出的關於他自己的版本是一個“失敗”的人。僅僅經過簡單的敘事提問後，他就開始重新講述自己，講述出他在生活各個方面的故事，比如他也是令人驕傲的父親，公正的老板，能干的園丁，等等。當他僅僅被描述成一個需要住院的慢性病患者時，這種概括性的描述其實抑制了其他很多層面的故事。
    懷特和艾普斯頓（1990）感到獨特結果提供了重寫對話的開啟點，突破了被講述的充滿問題的故事所造成的限制。獨特結果使得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切入點來觸踫生命的替代性故事。在治療性對話的開始，當事人開始看到這些替代性故事的存在，這些替代性故事痕跡模糊、充滿了裂縫而且並沒有得到清晰的命名。隨著對話的展開，治療師在逐漸浮現出來的支線故事的周圍建構起一個腳手架。
    當獨特結果被識別出來之後，敘事療法的對話就把它們編織進替代性故事的情節之中，體現著當事人的另一種生活體驗。獨特結果通過獨特解釋得以被說明和闡釋，敘事治療師通過提出一繫列的問題來產生、定位和復活（那些被期待的）替代性故事，充實了來訪者獨特結果的故事，也賦予了故事更多的意義（White，1988/1999）。
    懷特和艾普斯頓引入提問題的方式來調查故事的新近發展具有何種意義，無論是對於當事人還是他或她的各種關繫（占主導地位的問題故事之外還有許多故事，這些故事由當事人、其家庭成員或者專業人士講述出來）。這時，治療性對話的重點就是要給予替代性故事更多的描述（Geertz，1983）並且把這些替代性故事編織到當事人的生命之中。
    許多問題被提出來，目的在於能夠引出被懷特和艾普斯頓稱作為獨特的重新描述（unique redescription）的問題［1］ ，獨特的重新描述的問題是為了了解新的發展反映出當事人及其各種關繫的哪些方面。問題還包括調查情節線索以發現和故事有關的各種獨特的結果、獨特的解釋、獨特的可能性和獨特的傳播，同時還包括支持新衍生出的故事的各種有關體驗的體驗、傾向性和歷史定位（我會在第 4 章繼續探討這一問題）。
    懷特和艾普斯頓設計了敘事療法中重寫對話的許多方式，目的就在於能夠讓當事人重新獲得能量去理解（a）生活中正在發生的是什麼，（b）生活中已經發生的是什麼，（c）它們是如何發生的，（d）它們可能意味著什麼。通過這種方式，治療的對話鼓勵戲劇性地重新卷入到生命和歷史中，給人們提供選擇，使得他們能夠完全沉浸於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各種關繫之中。
     懷特和艾普斯頓構建起以下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即重寫對話所需的技巧類似於創作出具有文學價值的文本的技巧［1］ 。在很多情況下，具有文學價值的文本能夠激發出（讀者）戲劇性地卷入很多自己的生活體驗。正是在這種戲劇性的卷入過程中，不同線索的故
事之間的鴻溝被填補，當事人將故事采納進來變成自身體驗的故事。使用那些能創造出具有文學價值的文本的技巧之後，懷特和艾普斯頓就可以讓當事人意識到並且去填補不同體驗藍圖之間的鴻溝（Epston，1998）。敘事療法的問題並不想分析出輕率的結論，即有關主體的沒有新意的和過於熟悉的結果［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