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幾年前，我問一位我上醫科大學時的同學——一位內分泌科主任，為什麼現在患糖尿病的人這麼多，沒想到，他脫口而出：生活方式。更讓我沒想到的是，他正帶著博士生研究糖尿病患者的抑郁情緒……
是啊，我們現在有某種生活方式，這種需要去定義、去研究的“生活方式”，導致了我們現在特別的疾病譜，形塑了我們的存在現實，而生活方式的形成與我們的歷史有關。在這裡，這個“我們”也是需要界定的，“我們”經由梳理“我們”的歷史而得以確立。現在，我把“我們”置換成“我”，“我”的綻出，來自於我自己特別的歷史。
近兩年，在臨床和教學之餘，我研究了劉震雲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這是一本有關“說話”的小說，我梳理出小說中說話的兩個層面，一是“說”“話”與“說話”，二是說人、說心、說事與說理。我的興趣在於觀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如何“說自己”的，小說為此提供了豐富的語料，讓我們可以切近自己的經驗，重新體認自我。比如，在說人自身的姓名、身份時，是“叫”什麼，是“當”爹的、“當”師傅的，這些個“叫”“當”有特別的意味，但很難直接翻譯成外文，這差不多是不可能完成的翻譯任務。我非常認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我們生活在一些“說法”之中，可能需要從西化的“說法”，回到本土的“說法”，後到直接的描述。用寫作重建自我，應該是這樣的描述之路。每個個體的獨特性、完整性與豐富性，是一點一點寫出來的，環繞著名字、身體，還有“我的樣子”等，跟隨自由聯想的寫作，“我”流淌出來，並被我重新認知。
這就是黃鑫這本著作的任務，其中我們也從書寫中感知到我們內在的療愈力量，這樣的力量來自我們的歷史與傳統。
二
2019年4月9日，中國心理學權威期刊《心理學報》發布“中國人應對歷史危機的心理特征與行為表現”專欄征稿，這是極不尋常的，茲摘錄征稿啟事如下。
自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歷經滄桑，飽受磨難，卻延綿不絕。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中不間斷千年文化的特例，中華民族當比曾間斷過文化的民族更能在危機下變通、生存，亦更清醒“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
在全球變暖和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時代，占據食物鏈的智人突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算法開始替代人類做出選擇，一些原隻有人類能做的工作已經被機器人所取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眾國家、民族迷茫應給自己的後代傳授或培養什麼技能，方可讓我們的孩子在20年後仍有競爭力，讓下一代能安身立命。
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為應對這一危機和挑戰，我們應比過去更自覺地探索什麼是人類成為“萬物之靈”的變通能力，進而了解“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在此歷史發展的重要拐點，中國的心理學家亦有責任揭示中國人重要或特有心理與行為背後的規律，用改革開放40年學會的科學共通語言，向世界報告具有民族特色的應對危機和挑戰的方式，傳授中華民族“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競爭優勢。
在此背景下，為了更好地在第三十屆國際應用心理學大會（ICAP 2022 in Beijing）彰顯、交流這些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研究，同時也吸引更多的學者從事這方面的探索，進而產生高質量且立足中國社會重大問題的心理學研究成果，《心理學報》與北京市社會心理學會，計劃在《心理學報》開設“中國人應對歷史危機的心理特征與行為表現”專欄，從中國傳統文化視角，開放性地探索被作者判斷為能“保民族在危機下生存”，能“鞏千年文化延綿”的任何心理現像與行為表現。
我個人認為這篇征稿啟事是一份很重要的“歷史”文獻。在目前重要的“拐點”“大變局”中，傳統、傳統文化關涉“我從哪裡來”，更蘊含“我要往哪裡去”的方向與路徑。黃鑫的書已經先行一步，交出了很有分量的報告。本書是以自我及家族史書寫為中心的論著，引入、借鋻了西方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思想與方法，更為寶貴的是作者把家譜、家訓家規等傳統文化納入家族史書寫之中，這是意味深長的嘗試。作者多年精讀《文心雕龍》等傳統文論典籍，將研究心得、寫作體驗一一呈現在本書之中，對黃鑫而言，傳統不是字面上的、口號中的，而已經是她實踐中的有機部分——充滿活力的部分。
三
2015年6月“東方之星”沉船事故發生後，我參與了心理救援工作，遇難者子女的敘述中讓我難過的是他們難以彌補的遺憾：沒有機會盡孝了，沒有機會去了解父母的過往了，總想著，等到什麼時候有空了，閑下來了，再……然而，沒有這樣的機會了。而對於逝者好的紀念，是整理遺物，試著寫出一份逝者的傳記，這是我們在心理救援現場給出的建議之一。祖輩的經歷在父母的記憶裡，隨著父母的離世被帶走了；父母的經歷，在那些遺物之中，那些照片、各種證件、文件等，靜靜地訴說著渴望被聽到的故事。其實，心理並不是真的需要“救援”，我們的工作是去發現許多早已存在的資源。
這樣的例子說明了家族史釆寫的緊迫感，換個說法，家族史的書寫應該是每個家庭可以很快著手進行的工作，就像本書反復說的，不用特別準備，重要的是現在開始。
可以把家族史的書寫，看成是我提出的“實驗傳記”的一種形式。所謂實驗傳記，目前看來重點有二， 一是強調過程，二是不拘形式。當我們邀請父母參與時，剛開始會被拒絕，但如果堅持的話，他們一般都會積極配合，在他們內心，一直都有訴說的動機，他們想要把所經歷的、所體驗的告諸後人，隻是他們也會有各種顧忌，傳記的書寫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開始的，這樣的過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終，家族史可以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可以是詩歌，可以是影集，也可以是片斷或未完成的。
在本書中，黃鑫報告了她在實踐過程中的一些非常寶貴的先行者的經驗。除了強調書寫的意義與態度，她還提供了很多工具，沿著她指出的路徑、步驟，相信讀者能夠收獲頗豐。
四
當今，我們越來越重視原生家庭的影響，也隨之出現了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觀點。一些心理工作者視原生家庭為許多心理問題產生的根源，也因此創設出基於此理念的心理治療的策略和方法，以此開展相關的干預；為原生家庭辯護的聲音則強調時代的局限性，強調原生家庭亞文化的合理性。但究其實質，不同的觀念有高度一致的目標，即努力達成家庭內部的和解。
在急速變化的當代社會中，存在巨大的代際鴻溝，和解像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口號，是在表達一種願景。我們得釐清我們所期待的和解的意義是什麼，在此基礎上去思考如何達成真正的和解。
和解肯定不以抹殺或回避矛盾衝突為目的，甚至可以說，和解也不是以化解矛盾衝突為出發點的。構成矛盾衝突的雙方，都是獨立的生命主體，因為婚姻、家庭、血緣而糾結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先天與後天、意識與潛意識，哺育與反哺共存，愛恨交加，和解意味著承認並接受這樣的現實。
表面上對峙的雙方，在巨大的張力中尋求著表達各自獨立的思想與情感。所謂的心理癥狀，那些焦慮或者抑郁，都是一些線索；盛行的雞湯文、各種佛繫的說辭，不一而足，是用創可貼覆蓋內在的傷痛……它們都指向強烈的言說需求，並拒絕了結。而和解便是深入到過往，深入到內在的深度描述。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各種事件，不單單是事件，更是一直等待敞開的生命體驗；家族中的禁忌與秘密，既是創傷，也是福佑。
這樣的和解是接受生命厚重的禮物。歷史以復雜的方式選擇它的親歷者、目擊者及代言人，“為什麼是我”，必須回到歷史之中，纔能找到答案。這個被派遣的“我”，有待了解，有待認識。這個“我”要重走家族的遷徙路線，回溯家族的源頭，梳理家族大事記，聆聽祖先的聲音；這個“我”要承接累世的愛恨情仇，給每個人位置，替每個人尤其是替那些沒有名義的、沒有話語權的人發聲……在這樣的過程中，這個“我”知道了自己的出身，明確了自己的身份，真正地成為“我”。
所以，和解是艱難的。它不是終結，而是開啟；它不是和風細雨、溫情脈脈地撫慰傷痕，而是充滿憤怒、悲傷地揭開傷疤。唯有如此，纔能獲得真正的和解、療愈，產生真正的希望。
吳和鳴
2019年6月9日於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