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寫作本書的主要原因是榮格所使用的語言和術語除了榮格自己的話之外不曾有所釋義;從寫作當時至今日都是如此。其中的一些用語極其難以理解,這就帶來了巨大的問題。
因此,三位作者決定用自己的話來定義榮格的用語。並且他們決定“批判”,這意味著他們並不認為榮格所寫的一切都是正確的,甚至是有用的。
我認為,本書自1986年出版以來得以持續暢銷,正是由於這種批判性的銳利文風。這可不是適用於對初學者灌輸學說的宗教性宣傳冊!
這是一本好書,對學生們會十分有用,並且也能激發更具經驗和資格的從業者們的思考——但我想說的還不僅限於此。
如果20世紀可被稱為“弗洛伊德世紀”,那麼我們一直以來,並且現在同樣有充分理由認為21世紀可能被稱為“榮格世紀”。確實,榮格的時代看來已經到來了。
首先,榮格發明了“情結”(complex)一詞,意指從過去、現在甚至未來抽取的情感問題及互動的組合或群集。這個說法使臨床醫生不必糾結於並不適合精神健康方面的精確診斷。(對“抑郁癥”或“焦慮癥”等嚴密診斷之有效性的質疑如今仍然存在。)
榮格還發現了他所謂“內傾”(introversion)與“外傾”(extraversion)之間的區別。內省、安靜、害羞、詩意的人們往往在更為外傾的家庭和社會中苦苦支撐;對於他們來說,榮格已成為的心理學家。
與弗洛伊德相比,榮格關於人類心靈和無意識的看法更為積極。在榮格看來,無意識不僅充滿野性和破壞力,它也是創造力、靈性和人際關繫能力的來源。同樣,夢也並非弗洛伊德認為需要破譯的、不可信的“文本”;相反,它們準確地揭示了夢者的心靈狀況。在榮格的“自性化”(individuation)概念中,我們看到了個體與群體或者說集體之間關繫的映射[榮格創造了“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這個術語,從心理學的角度指出了人類的共同點]。
更廣泛地說,今天大家都為“西方”一詞的意義所困擾。與所謂的狂熱的伊斯蘭(這個概念本身是政治和媒體調和的產物)作為鮮明對比時,“西方”是容易定義的;其含義卻是一個復雜得多的話題,迫切需要榮格理論的支持。榮格視自己為西方文化的治療師,而假如他對西方文化的批評確實與許多穆斯林的意見不謀而合,我認為這隻會讓這樣的批評更加顯著。
榮格在西方文化中所看到的與當代批評家的看法非常相似。作為如今我們所稱的生態心理學的先驅,他對西方文化過分理性的單一性以及與自然的切離感到絕望。他抨擊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唯物主義、個性的喪失、對身心分裂的注重、對性的機械化處理,以及存在及精神之目的感與意義感的喪失。在一個典型的天馬行空的天纔時刻,在其推陳破舊的著作《答約伯》中,榮格甚至試圖成為猶太基督教派中上帝的治療師。
不過,要因此就樂觀地看待榮格的名聲是錯誤的。作為一名榮格分析師,我一直堅持榮格分析師和學者們應當正視他在1930年代的反猶太主義,並為之道歉,還應該試圖糾正榮格理論中受誤導甚或是完全錯誤的部分——例如因為據稱猶太人缺乏他們自己的文化,被認為需要借用其他“東道主”(host)文化的形式,就使用“寄生者”(parasite)一詞來指猶太人。
同樣,榮格也貶低性地描述具有非洲背景的人們,甚至提出黑人缺乏意識的某個層面。
僅僅辯稱主張這些觀點隻是由於榮格所處的時代是不夠的;事實並非如此,近的研究已表明了還有其他選擇。
然而,榮格也有遠非反猶太或種族主義的另一面。他反對將一種心理學體繫強加給所有人,這預示了當今跨文化心理學家與治療師的出現,也使榮格成為鼓舞所文化社會中砥礪前行的治療師的老師。榮格關於猶太人在遠離其歷史經驗之處擁有土地將會影響他們群體心理功能的思考,又以極具挑戰性的方式為我們對中東局勢這一當今熱門政治話題的理解做出了貢獻。
在與患者的臨床工作中,榮格預見了心理治療的“關繫轉折”:寫到治療師和患者同樣身處治療過程中,強調“治療人格”(therapeutic personality)相較於機械性運用技術過程的重要性。他是一個機敏而富有同情心的治療師,這也是我們應當避免隻專注於其個人生活的又一個原因。
總而言之,我認為對本書也要進行批判!本書也不能對任何概念蓋棺定論……
安德魯·塞繆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