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日本老師

吳汝鈞（ Ng
Yu-Kwan，1946年生）是香港著名哲學家、佛學家，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他的著作和文章，重要的我大都看過，但一直對他的生平細節不甚了了。讀完他的“思想性自傳”《苦痛現像學：我在苦痛中成學》（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2002年
3月初版），纔知道他曾三次大病瀕死（後一次是癌癥），卻能勇猛忍受下來，實在令人敬佩。但是，勇猛不同於思想，病苦未必催生學問。面對“本真的死亡
”，吳汝鈞這些年好像加快了寫書的速度和出書的頻率，真叫人替其質量擔心。《苦痛現像學》號稱“思想性自傳”，但它傳達的“主題思想”卻甚平庸，遠不及作為陪襯綠葉的那些學林掌故來得生動有趣。這些掌故涉及幾位他在日本京都大學求學時遇到的老師，它們裡面多半含藏著未來“思想”的種子。


1974年 4月，吳汝鈞申得日本文部省獎學金東渡日本，先在大阪外國語大學留學生繫習日語，半年後（即同年
10月）以研修員的身份入京都大學佛教學部學習佛學。日本大學的“學部”，相當於我們說的“繫”，京都大學和佛學有關的有三大學部，即佛教學部、印度哲學史學部和梵文學部。三個學部的研究生共用一個研究室，一個圖書館，據說該館梵文、藏文、歐文藏書甚豐。他在京大有兩位指導教授。位是佛教學部學問極為精純、態度卻有些“傲慢”的梶山雄一（
1925—
2004）：“梶山雄一尤其傲慢，他不大看得起我國的佛學研究的成績，認為我們這邊完全缺乏文獻學的基礎與訓練，不能算作線的（
.rst-hand）研究。他的專長在後期大乘佛教（指法稱
Dharmakīrti之後）的論理學，在研究龍樹的邏輯或思考方法方面，很有功力。”對梶山教授的“傲慢”，吳汝鈞也沒辦法，隻有硬著頭皮加緊學習。他始終不太喜歡梶山，在悼念梶山的文章中還說他“自信心強、嚴刻、說話不大考慮別人的處境與感受，對別人不是
considerate”，“他的所學與他的生活，特別是待人處世方面不協調，有明顯的撕離”，“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學者，但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隻是
a man in the
street”。這段評語我不知道給別人什麼感覺，它至少叫我徹底明白了吳汝鈞二十多年前在《日本及歐美之佛學研究點滴》一文裡未點名批評的人是誰：“不少日本與西方的佛學專家，在某一方面是學術權威，但在實際生活上卻是一個平凡的人，並無佛的味道。則其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否能保證對佛學的真正了解，這是可疑的。”在中文文章中不點名地批評諷刺自己的指導教授，不知道這裡面含有多少“佛的味道”！吳汝鈞後來譯出梶山雄一的《佛教中觀哲學》（譯自梶山雄一、上山春平合著《空の論理：中觀》一書中梶山雄一負責撰寫的《冥想と哲學》），這是一本很有用的書。譯本早由佛光出版社刊行，後來經過改譯修訂，交彌勒出版社、文殊出版社、圓明出版社和文津出版社先後再版發行，書名也前後變為《空之哲學》和《龍樹與中後期中觀學》。由於圓明出版社的版本誤植為吳汝鈞本人所著，竟然未提原作者梶山雄一的名字，遂給吳汝鈞造成極大困擾，為此他每次訪日，都不便去見昔日的指導老師（文津出版社
2000年
12月版“重印小語”）。這件事大概使梶山和他之間的關繫更加緊張了一陣子。吳汝鈞沒有認同梶山嚴刻的“先文獻、後思想”的進路，很早就跳向了“思想”。他在自傳中還說，他的《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有超出梶山的地方，不過這就像他說“在禪方面，我自覺自己的研究與體會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一樣，那大概隻有他自己相信了。


另一位指導教授是服部正明，身屬印度哲學史學部。他是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導師是英高思（ Daniel H.
Ingalls）。英高思這個人很有意思，他從哈佛大學克拉克（ Walter E.
Clark）那裡學梵文和印度學，從蒯因那裡學數理邏輯，結果呢就非常注意印度中世紀以後的邏輯學和知識論。服部深受英高思影響，博士論文做的就是譯注佛教邏輯哲學家陳那《集量論》品。他在研究方法上走“文獻學與哲學的雙軌並進”，和梶山雄一是一樣的。吳汝鈞對服部的描述是：“他頭腦很清醒，記憶力奇佳，當我們談到龍樹《中論》的三諦偈，他能即席把梵文偈頌朗頌出來，一字不錯。他還在作研究，還關心佛教知識論特別是法稱的問題。”隻是專業印度學家能背出個把梵文偈頌來，恐怕還算不得“記憶力奇佳”的展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