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宗教_宗教與美國社會:第十三輯

內容簡介

《宗教與美國社會》繫列叢書出版的主旨是為促進國內學界對美國宗教以及其他相關議題的研究。鋻於宗教在美國歷史上和現實中的重要性，研究美國宗教對我們更全面地了解美國社會，具有重要的學術和實踐意義。同樣鋻於宗教在美國對外關繫中的作用以及美國在當前國際關繫中的地位，可以說宗教研究不僅是美國研究，而且是國際關繫研究的知識性和學術性基礎之一。作為中美關繫中的歷史性、經常性和情感性因素，宗教對中美關繫研究也是不可忽視的議題。《宗教與美國社會》第13輯分為美國宗教、宗教與國際關繫、歷史和學術綜述三個部分。

作者簡介

徐以驊，上海嘉定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宗教繫哲學博士，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國際關繫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繫主任、宗教與國際關繫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家社科基金學科組評審專家、國家宗教事務局宗教工作專家庫特聘專家等職；擔任多項國家社科基金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的首席專家；上海市政協委員。研究方向包括宗教與國際關繫、宗教與中國社會、中國基督教史、美國宗教等，在國內外發表數十部（篇）學術論著。創辦並主編學術叢刊《宗教與美國社會》《基督教學術》《宗教與當代國際關繫論叢》以及《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論叢》。

◆宗教在1979年徐以驊（3）

美國宗教

◆基督教與中美關繫（1949—1979）塗怡超（19）

◆哈羅德·布魯姆的“美國宗教”研究高永（43）

◆美國何以影響中國？——以20世紀20年代中華麻風救濟會創建與前期活動為例的討論莊輝（64）

◆宗教與美國政治文化\\[美\\]肯尼斯·D沃爾德（Kenneth Wald）、阿利森·卡爾洪—布朗（Allison CalhounBrown）著劉倩潔譯徐以驊校（84）
宗教與國際關繫

◆現代化的挫折與政治伊斯蘭俞沂暄（119）宗教與美國社會目錄

◆天平與十字架——國際貿易法中的梵蒂岡秦倩丁建家（140）

◆“伊斯蘭國”的主義主權觀章遠（167）

◆英國的伊斯蘭朝覲組織和管理研究李立（185）

◆朝覲意味著什麼？羅伯特·R比安奇（Robert RBianchi）著俞海傑譯鈕松校（202）
歷史和學術綜述

◆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初耶穌會設在日本的藝術學校及其活動顧衛民（229）

◆日本宗教對話理論研究現狀評介與展望——兼論星川啟慈的宗教對話觀陶金（258）

◆19世紀俄羅斯的藏傳佛教研究及其影響張艷璐（274）

◆東正教在中國研究：回顧與展望杜祎謝玉梅（290）

◆我國摩門教研究綜述程洪猛（309）

在線試讀

宗教在1979年本文的主要內容曾載2016年4月5日《中國民族報》。徐以驊全球“宗教反叛”並非始於1979年，但1979年肯定是一個關鍵時間節點。教宗約翰·保羅二世1979年對波蘭的訪問，官方的理由是紀念波蘭歷著名的聖徒聖斯丹尼斯勞殉道900周年；1979年11月也就是美國駐伊朗使館人質被扣的當月是伊斯蘭歷法1400年新年的開始，根據傳統該年是伊斯蘭教的救世主馬赫迪降臨的日子，而伊朗革命領袖霍梅尼正是被許多伊朗什葉派民眾奉為國家的救世主；1979年的重大事件還有不少從該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及中國包括宗教領域在內的全面對外開放，到該年聖誕夜蘇聯入侵阿富汗結束。因此1979年是充滿像征意義的一年。有國際關繫學者就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全球宗教復興對傳統宗教學和國際關繫理論的衝擊如此評價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本不應存在的世界。”Scott MThomas，“Outwitting the Developed Countries?Existential Insecurity and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1，no1（2007），p21正是1979年以如此突發和醒目的方式把這個“本不應存在的世界”帶給了我們，以致我們有充分理由將其視為宗教對當代國際關繫產生重大年。宗教在當代國際關繫中從“韜光養晦”到“顯山露水”，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其中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或稱“六天戰爭”）可以說是全球宗教發展趨勢的重要轉折點。這次戰爭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義的失敗和宗教民族主義的崛起，“使許多憤怒的阿拉伯人從納賽爾世俗的泛阿拉伯主義轉向激進伊斯蘭”，參見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God Is Back，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New York：The Penguin Group，2011)，p20。尤其是使中東地區的不少年輕人開始從伊斯蘭主義甚至聖戰神學家那裡尋求身份認同和政治方案，出現了地區性的伊斯蘭復興或“覺醒”浪潮。宗教與美國社會宗教在1979年宗教在當代國際關繫上真正“登堂入室”的年份，是1979年。該年發生的一繫列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的政治、社會和宗教事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美國資深新聞記者克裡斯汀·卡裡爾（Christian Caryl）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奇異的反叛者：1979年及其21世紀的誕生》（Strange Rebels：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Christian Caryl，Strange Rebels：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3）中文譯本題為《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林添貴譯，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中，把當年這五大事件——伊朗革命、阿富汗聖戰開始、撒切爾當選首相、教宗次回祖國波蘭訪問，以及鄧小平在中國展開經濟改革——串聯起來，認為此五大事件分別代表了長期被壓抑的市場和宗教兩股力量，造成了強烈的逆反和復仇，將歷史的進程轉到極其不同的新方向。因此1979年被稱為是使“專家狼狽、名嘴驚慌”的一年，作者認為直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仍活在1979年這一巨大變革之年的陰影之下。《奇異的反叛者》一書雖然犀利，將不同的全球性政治、社會和宗教事件串聯起來加以評述確實需要宏大的視野、豐富的想像和敏銳的洞察力，但也不免會有牽強附會之處，缺乏事件之間的有機聯繫和整體結構。如果將專注焦點集中在宗教領域，那麼從現在看來，1979年確實是在宗教上振聾發聵、承前啟後的關鍵年份。一、1979年的國際宗教事件和運動伊朗伊斯蘭革命被視為宗教對當代國際關繫格局的次衝擊浪潮，也是對忽視宗教的國際關繫學界的當頭棒喝。伊朗伊斯蘭革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現代神權政體，在國內扭轉了以“白色革命”和“世俗自由化”為標榜的受西方影響的現代化進程；在國際上打出“既不倚東，也不靠西”的旗號，鼓吹“輸出革命”，擴充其什葉派信仰版圖，揭開了伊斯蘭革命和當前世界“認同戰爭”的序幕，打亂並改變了中東世界國際關繫格局和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長期走向，把伊斯蘭教推向國際政治的中心舞臺。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影響迅速波及整個中東地區。1979年11月20日凌晨5時，400多名來自中東地區不同國家的伊斯蘭武裝分子在沙特原教旨主義教士朱海曼·奧泰比（Juhayman alOteibi）和自稱“馬赫迪”的默罕默德·阿卜杜拉·卡赫塔尼（Mohammed Abdullah alQahtani）的率領下，占領了麥加大清真寺，並扣留朝覲者作為人質，號召推翻所謂背叛伊斯蘭教教義並屈從於西方的沙特王室。這一占領行動持續達兩周之久，造成數百人傷亡，並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地激起反美和反以色列浪潮。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就公開指責美國是此次大清真寺被占事件的幕後黑手，而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也受到穆斯林學生的攻擊。1979年沙特大清真寺被占事件是伊斯蘭主義及其國際恐怖主義發展的轉折性事件。阿富汗聖戰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延續，阿富汗是遜尼派激進主義崛起的主場，而阿富汗聖戰運動則是包括塔利班、“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伊斯蘭聖戰組織源頭之一，使政治伊斯蘭思潮出現聖戰化趨勢，並在使地方聖戰擴大為全球聖戰的過程中扮演著庇護所、訓練營、指揮樞紐和“聖戰大學”等重要角色。有“帝國的墳墓”之稱的阿富汗先後使蘇美兩個超級大國陷入難以脫身的泥潭，阿富汗戰爭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導致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波蘭政治變局則代表著宗教影響國際關繫的另一個顯例，其中1979年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次回祖國波蘭訪問，被認為是促成波蘭政治變局的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教廷和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方媒體特別是梵蒂岡電臺和由美國國會出資的自由歐洲電臺的波蘭語部對波蘭的輿論宣傳和所謂公共外交，Daniel Hall，“Pope John Paul II，Radio Free Europe，and Faith Diplomacy，”Philip Seib，ed，Religion and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pp27-56塑造了基於波蘭民族深厚天主教傳統而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身份認同，長期以來為促變波蘭作了思想和輿論上的鋪墊，而此種“信仰攻勢”在1979年6月2日至10日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對其出生國波蘭為時9天的訪問中達到高潮。這次訪問中，在各種集會上聆聽約翰·保羅二世12次彌撒講道和一些非正式談話的波蘭民眾據稱達1100萬之眾，幾近當時波蘭3500萬人口的三分之一。克裡斯汀·卡裡爾著、林添貴譯：《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第269頁。約翰·保羅二世在這些講道和談話中雖然回避直接批評當局，但他多次奉勸波蘭人民“不要害怕”，“不要失去精神自由”，“不要在教會權利問題上妥協”，而要“加強建立在基督宗教基本價值觀基礎上的整個歐洲靈性上的團結”，通過強調波蘭天主教會的千年歷史來抵消二戰後波蘭共產黨35年統治的影響，或用“天主教會末世論遠像來取代共產主義目的論願景”，Daniel Hall，“Pope John Paul II，Radio Free Europe，and Faith Diplomacy，”Phuilp Seib ed，Religion and Public DipComocy（New York：Palgreve Macmillam，2013），p43為波蘭的政治反對派勢力提供了道義上的巨大支持。不少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認為，因教宗而發起的這些宗教集會在塑造波蘭政治反對派的一整套語言、意識形態、符號、組織和技術手段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為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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