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引論
一、重思中國：文化比較中的非對稱性
二、現代化即為西化？
第一章 問題是提什麼問題
1. 設定問題：儒家倫理學論述應該從何處開始?
2. 時代的挑戰：理論化“內主體”的人（intra-subjective persons）
3. 葛瑞漢：於儒家人之觀念的理論化中誓絕實體存在論
4.亞裡士多德論對正確問題的追問
5.內在構成性關聯學說
6.重要區分：割裂的“個體”與關繫性構成的“個體性”
7.問題齊觀：重申從何來，之何方
8.“立體式的”（aspectual）與“分析性的”語言：論述中的互補性
第二章 儒家經典如何表述“角色倫理”
1.人作為習得性的關繫性臻熟（Achieved Relational Virtuosity）
2.儒家角色倫理學與對人的敘事性理解
3.仁：中國古代經典中稱呼“角色倫理學”的一種方式
4.孝：儒家經典中“角色倫理學”的另一術語
5.儒：角色而非教義
6. 禮、體和作為“角色倫理學”的立體的詞彙簇
第三章：敘事性的人性理念
1. 人之“存在”還是人之“成為”
2. 序曲：儒家關於人類文化的理念
3. 關於人之“存在”的“存在論”理解及“發展式”（Developmental）理解
4 葛瑞漢對孟子“性”的發展式理解的早期形態
5 葛瑞漢發展中的對“性”的敘事性理解
6. 孟子論“性”的常見誤讀
7.援引《孟子》以重申葛瑞漢關於“性”之敘事性的洞見
8.《孟子》論勤勉修身的作用
9.《孟子》與有志人生
10. 《孟子》與”心即性”的全息
11.“成”人敘事：總結
第四章： 全息性與焦點-場域式的人之理念
1. 儒家焦點—場域式的人之理念
2. 一即多，多即一
3 諧音雙關：儒家創造意義的方式
4. 蘇格拉底與孔子能否相與為友？
5. 孔子其人作為焦點—場域主體的模範
6. 杜威的“個體性”觀念：一種關聯的類比
7. 儒家焦點-場域之人與經典實用主義的共鳴
第五章 關繫性自主與厚重選擇
1.反省評估
2.以焦點—場域式的主體觀念重新構想自主與抉擇
3 作為人之“成為”及其世界之“度”的聖人式自主
第六章 整體主義、民主、人之經驗的最優化
1.語境主義：誓絕“抽像之害”
2. 杜威與即時經驗主義（Immediate Empiricism）預設
3. 儒家倫理學對角色的評估
4. 作為行仁方法的“恕”
5. 杜威與民主“理念”
6. 懷特海與民主的宇宙論基礎
7.唐君毅的儒家“理念”：最優化的人類經驗
8. 儒家“理念”及其調節“形式”之追尋
第七章 從人之“成為”到一種過程宇宙論
1. 闡釋的前提預設
2. 一種厚實概括：區分“事件”（event）與“事物”（object）
3 一種厚實概括：區分“階段”（phases）與“要素”（elements）
4. 一種中國宇宙論及“其自身的因果與邏輯”
5. 勢：對“物”之邏輯及“外在因果”的審美化替代方案
6.《易經》：一份宇宙論語彙
7. 唐君毅與《易經》宇宙論
後記：緣何為革新世界文化秩序建立儒家人論？
譯後記
參考文獻

斯著從何而來？十數載之前，得益於摯友同仁羅思文的激勵和影響，我欣然接受了以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角色倫理學作為理解早期儒家經典中道德探討的最佳方法。經年以來，羅思文和我戮力協作亦遙相呼應，不遺餘力闡述我們所認知的儒家角色倫理學。鋻證這一合作進程及思想發展的多篇論文收錄於《儒家角色倫理學：21世紀之道德願景》 一書中。 我則在2011年出版了專著《儒家角色倫理學：一套特色倫理學詞彙》 ，該書緣起於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所作的“錢穆繫列講座”。從副標題可見，此書訴諸儒家傳統本身的概念詞彙，力求使儒家角色倫理學真正地“以自有術語來講述”。我在書中立論指出，理解儒家角色倫理學的自有詞彙迫在眉睫，僅當這一要務完成而令儒家傳統得以自為發聲之時，其參與並對話當代倫理學探討方能實現。換言之，鋻於儒家倫理的悠久歷史，我意在抵制比比皆然的將此傳統削足適履式納入我們熟知的西方倫理學範疇的現像。這類做法建立在未經檢驗的假設上，即視儒家倫理與西方道德哲學理論的遭際乃前者之重大契機。

    料想以其自身視角認識儒家倫理學的論證已備，我乘興起稿續論，擬名為“駁斥客觀論：為儒家角色倫理學中的正義觀念正名”。這部續著目的明確，旨在導引儒家角色倫理學進入與西方道德哲學理論的對話中，就“正義”觀念這一重要議題促成跨文化交流。從羅爾斯（John Rawls）到蘇珊·奧金（Susan Moller Okin），再到庫普曼（Joel Kupperman）和所羅門（Robert Solomon），緊接著是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同杜威（John Dewey），這部現如今束之高閣的書稿出入當代西方哲學，最終返本儒家整體性的社會正義理念。該著之所以被擱置事出有因。其時我正伏案寫作“正義之書”，西方哲學界的賢達及漢語學術圈的高明對《儒家角色倫理學》的回應紛至沓來。我既欣慰於“角色倫理學”觀念所激發的學術焦點，又感激於同仁們為助我澄清術語、改善論證所作出的批評指正。我從諸評議中獲益良多，但也意識到羅思文和我在清楚地闡述儒家關繫性構建的人之理念（relationally-constituted conception of persons）這一儒家哲學對當代倫理學探討最為深遠的貢獻上，依然任重道遠。事實上，我的專著《儒家角色倫理學》以及同羅思文合著的論文集均未能就儒家關繫性構建的、敘事性的、焦點-場域型的（focus-field）人之觀念給出足夠明晰的論述，從而證明其為何能夠超越基礎主義的個人主義（foundational individualism） 這一當代西方倫理學近乎不證自明的前提，而為當代道德哲學的討論另闢蹊徑。

    與此同時，出於同樣的關切，羅思文於2015年出版了《駁斥個人主義：對道德、政治、家庭和宗教基礎的儒家反思》（Against Individualism: A Confucian Rethinking of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Politics, Family, and Religion）。此書力證基礎個人主義在歷經多番衍說後，由曾經有所廣益的啟蒙學說蛻變成為如今禍心暗藏的意識形態，不但涉嫌而且加劇了當代眾多緊迫的倫理問題、社會危機以及政治亂像。羅思文和我俱以為，儒家關繫性構建的、角色承擔的人之觀念足以挑戰上述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為展望和構想社會、倫理與宗教等層面的人類經驗而別開生面。

羅思文的《駁斥個人主義》一書主旨明確。他指出，法人資本主義控制了工業化民主國家及大多世界其他地區，其利益主要依靠根源於基礎個人主義的程序正義來保障。基礎個人主義為少數人謀得福利的同時邊緣化了大多數人的分配正義得以伸張的可能性。因此，當學術影響力與政治勢力在鼓吹辯護根源於此種個人主義及程序正義的道德觀上愈發得心應手之時，社會公義的伸張便愈發舉步維艱。換言之，我等主張社會公義與分配正義優先者，務須面對這一事實，即少數特權精英享有其個體自由是以普羅大眾的實質正義被鯨吞蠶食為代價的。

    延續羅思文的建樹，我認為，被暗許默認的個人主義所導致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問題，令當前人類面臨的困境日益惡化——下文中我或喻此困境為“極致風暴”（perfect storm）。事實上，基礎個人主義被率先運用在對道德之人的定義上，然後它又被穿鑿成該假定的“道德之人”何以正義行事的決定因素。在現當代西方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中，把“人”理想化預設為自由的、自主的、理性的、妥善自利之個體的學說，若非汗牛充棟，業已俯拾皆是。經過類比關聯，這一預設更被運用到了主權國家和組織文化的層面。基礎個人主義深根固柢於西方哲學敘述，通過從心理的、政治的以及倫理的層面上，與他人隔絕式地來描述、分析與評價所謂的“個體之人”，從而稀釋淡化了人的道德責任感。如此定義的“個體”為日趨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輸送倫理的、政治的正當性論證，故而此種基礎主義的假定個體從方方面面看都已非止於本體論上的虛構，它儼然變成了幾微征兆。無可厚非地說，正是這套訴諸個體自由與自主來實現其自我辯護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非但未能治愈當世頑疾，卻令舉世病入膏肓、每況愈下。

    與羅思文殊途同歸，我也認定具體而微地審視超越個人主義另覓坦途的儒家關繫性構建的人之觀念及其深刻啟示，已經勢在必行。為此，我決定暫且擱置“正義之書”，與羅思文同向而行。當前這部專著力圖盡可能清楚地闡述我們所體認的儒家哲學所貢獻的整體的、相互依存的、敘事性的人之觀念。羅思文在《駁斥個人主義》一書中致力於建立對基礎個人主義經久有效的批判，而接續他的工作，我的任務則在於以儒家經典勾勒出我們稱之為焦點-場域型的、敘事性的、關繫性構建的人之觀念。一言以蔽之，我力爭以此著完成對超越基礎個人主義的儒家角色倫理學中人之觀念的理論化。

    儒家的人之觀念尚未成為當前倫理學探討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非平白無故。我有意將此研究項目描述成——為整體性的儒家傳統“理論化”人，然而儒家自肇始即秉持理論與實踐不隔。那種將理論與實踐、正式與非正式區分開來的論思維，遭到作為諸多中國經典文本闡釋語境的整體性、審美性的宇宙論所厭棄，已經是老生常談。事實上，這些中國經典文本正是以對實踐的尊崇，以及視理論為實踐活動非分析性的固有屬性，衝擊了那種關於“理論化”的俗常見解。昔者，儒家傳統的哲學家們“寓於其中”（in media res）地將理論性工具引入進來，是為了使實踐活動在實踐本身的語境中更有益於明辨篤行。

    儒家哲學經典主張理論與實踐不隔順理成章的結果是，理解它的主要哲學術語的定義，在絕大程度上將取決於讀者在追問中自然而然帶入的自身生活經驗及存在洞見（existential insights）。任何特定論述意欲取得令人信服的中肯度，亟需參詳提供其敘事語境的具體情況及其中的內情曲折。即便我全然贊同理論與實踐貫通一體、相互依存的主張，我也旋即意識到，在堅持此前提之下對“人之觀念”鉤沉索隱將多少犧牲理論和邏輯的明晰性，而這種程度的明晰性或許可令本書觀點作為個人主義之外的新選項變得愈加廣泛可取。與此同時，為了追求明晰性，我們不得不允許本書所理論化的儒家的人之觀念至多也隻能是對此觀念“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的論述，並且此論述也頗為損傷其自身的整體性及其決然的語境化前提。然而，正因儒家經典自身不耽於理論化人之觀念如許，補續此遺策者誰？今故試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