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張君劢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編輯推薦

張君劢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畢生追求民主，更因在《*憲法》的起草和創制中的關鍵作用而被尊為“*憲法之父”；他在五四後期肇端科玄論戰，首倡“新宋學之復活”，晚年致力於儒家思想復興的撰著和宣揚，被公認是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還是20世紀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重要的理論代表人物。翁賀凱編著的《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君劢卷)》選錄了張君劢在1949年之前的**代表性的論著，展現了張君劢關於如何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性的思考。

內容簡介

本書選錄了張君劢在1949年之前的*代表性的論著，著力展現了張君劢關於如何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building）的整體性的思考：他一方面強調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建設對於民族建國的關鍵意義，另一方面也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公道對於民族國家一體化的意義，同時也高度重視固有民族文化、民族性對於民族國家認同與精神融合的意義。進而言之，張君劢在國家政治制度建設上的基本立場是“憲政民主”；在此基礎上，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而他關於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論述，則無疑構成了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主張——其中不可忽視的是，他自五四時期特別是科玄論戰開始，對於啟蒙現代性尤其是科學主義流弊的反思與批評，既與其民族建國的總體思想構成了些許曖昧的張力，也開啟了其晚年儒家思想復興論的端緒。

作者簡介

目錄

張君劢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代導言）1
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1906）
聯邦十不可論（一名省制餘議）（1916）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1920）
——三封信
致林宰平學長函告倭氏晤談及德國哲學思想要略（1920）
倭伊鏗精神生活哲學大概（1921）目錄

張君劢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代導言）1

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1906）

聯邦十不可論（一名省制餘議）（1916）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1920）

——三封信

致林宰平學長函告倭氏晤談及德國哲學思想要略（1920）

倭伊鏗精神生活哲學大概（1921）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談話記（1921）

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1921）

學術方法上之管見（1922）

——與留法北京大學同學諸君話別之詞

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1922）

——在中華教育改進社講演

人生觀（1923）

國內戰爭六講（1924）

論教化標準（1925）

——國立政治大學新學舍成立記

愛國的哲學家——菲希德（1926）

吾民族之返老還童（1928）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廿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像及吾人

所得之教訓（1928）

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1928）

讀英儒陸克傳（1928）

廿世紀革命之特色（1928）

致友人書論今後救國方針（1928）

德國新憲起草者柏呂斯之國家觀念及其在德國政治學說

史上之地位（1930）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1932）

中華民族之立國能力（1932）

科學與哲學之攜手（1933）

——在梧州廣西大學講演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1933）

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1933）

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1934）

——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

中華新民族性之養成（1934）

——在廣州青年會演講

法治與獨裁（1934）

——在廣州法學院講演

國家社會主義綱領（1935）

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1935）

明日之中國文化（節選）（1936）

中國教育哲學之方向（1937）

——智識與道德各派哲學及拘束與開放各時代文化之大結合

立國之道（節選）（1938）

致*先生一封公開信（1938）

胡適思想界路線評論（1940）

——吾國思想界應超越歐洲文藝復興而過之

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1944）

張東蓀著《思想與社會》序（1944）

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1944）

國家為什麼要憲法（1946）

——*未來民主憲法十講之一

人權為憲政基本（1946）

——*未來民主憲法十講之三

民主社會黨的任務（節錄）（1947）

現代文化之危機（1948）

——卅七年十月廿三日在重慶重華學院講

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1948）

——卅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成都大學講

原子能時代之道德論（1948）

——卅七年十月廿八日在成都東西文化協會講

張君劢年譜簡編

人物簡介：

張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本名張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號立齋，祖籍江蘇寶山（今屬上海），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畢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和創制中的關鍵作用而被尊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他在五四後期肇端科玄論戰，首倡“新宋學之復活”，晚年致力於儒家思想復興的撰著和宣揚，被公認是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還是20世紀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重要的理論代表人物，1930年代“國家社會黨”、1940年代“民主社會黨”的黨魁，“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首要發起人，國共之間所謂“中間力量”（“第三種力量”、“第三勢力”）的領袖人物。

編者簡介：

翁賀凱，1975年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學哲學繫學士、碩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繫博士後，現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兼任《政治思想史》（季刊）編委，主要著譯有《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劢民族建國思想評傳》（專著，法律出版社，2010）、《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譯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在線試讀

張君劢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代導言）

……張君劢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國的思想；他是這一百四五十年間思考中國出路問題貢獻之一人。
——胡秋原
張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畢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和創制中的關鍵作用而被尊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他在五四後期肇端科玄論戰，首倡“新宋學之復活”，晚年致力於儒家思想復興的撰著和宣揚，被公認為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還是20世紀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重要的理論代表人物，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家社會黨”（“國社黨”）、 40年代“中國民主社會黨”（“民社黨”）的黨魁，“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首要發起人，國共之間所謂“中間力量”（“第三種力量”、“第三勢力”）的領袖人物。

然而，正如胡秋原先生所指，張君劢畢生為核心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國的思想”。從五四時期開始，貫穿其一生，張君劢不斷地、有意識地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提出自己的民族國家建設構想；而從更直觀的字面來考察，“立國”、“建國”、“民族建國”（nationbuilding）這些語詞，早至1906年的《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一直到臨終前的《老當益壯之自白》、《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在張君劢之思想文獻中不斷地重現與回旋，我們確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將“民族建國”視為其有意識的思想建構與追求。在這篇代導言中，我就將以“民族建國”作為主要視角，在整體上勾勒張君劢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為讀者閱讀本卷提供一個大略的背景。因“代導言”篇幅有限，關於“民族建國”之概念界定與歷史背景，詳參拙著《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劢民族建國思想評傳》（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章，本“代導言”亦是在章第三節基礎之上去除注釋修訂而成。
一、早年（1887—1919）張君劢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代導言）

……張君劢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國的思想；他是這一百四五十年間思考中國出路問題貢獻之一人。

——胡秋原

張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畢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和創制中的關鍵作用而被尊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他在五四後期肇端科玄論戰，首倡“新宋學之復活”，晚年致力於儒家思想復興的撰著和宣揚，被公認為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還是20世紀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重要的理論代表人物，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家社會黨”（“國社黨”）、 40年代“中國民主社會黨”（“民社黨”）的黨魁，“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首要發起人，國共之間所謂“中間力量”（“第三種力量”、“第三勢力”）的領袖人物。

然而，正如胡秋原先生所指，張君劢畢生為核心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國的思想”。從五四時期開始，貫穿其一生，張君劢不斷地、有意識地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提出自己的民族國家建設構想；而從更直觀的字面來考察，“立國”、“建國”、“民族建國”（nationbuilding）這些語詞，早至1906年的《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一直到臨終前的《老當益壯之自白》、《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在張君劢之思想文獻中不斷地重現與回旋，我們確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將“民族建國”視為其有意識的思想建構與追求。在這篇代導言中，我就將以“民族建國”作為主要視角，在整體上勾勒張君劢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為讀者閱讀本卷提供一個大略的背景。因“代導言”篇幅有限，關於“民族建國”之概念界定與歷史背景，詳參拙著《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劢民族建國思想評傳》（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章，本“代導言”亦是在章第三節基礎之上去除注釋修訂而成。

一、早年（1887—1919）

張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號立齋，行世之英文名為Carsun Chang，祖籍江蘇寶山，1887年1月18日（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於江蘇嘉定一世家望族。其祖父張銘甫曾在四川歷任知縣十餘年，頗有政績，且博學多纔，“尤邃於宋儒義理之學”。其父張祖澤則奉祖命以醫道傳業，亦為一方名醫；張父後來“經商挫敗，景況蕭然”，全靠張母劉氏籌劃有方，能於儉約之中“不失詩禮家風”，張君劢諸兄弟亦得母教尤多。

六歲那年，張君劢入家塾讀書，“善讀亦善嬉戲”。1897年，十二歲的張君劢奉母命入上海廣方言館求學。在廣方言館，張君劢接受的是半西半中的教育，四天英文，三天國文。四天英文除了學習文法之外，還包括了數學、化學、物理和外國歷史，上午授課，下午則自修或體操。國文繫由當時廣方言館的名師袁希濤（觀瀾）指導，主要是研讀“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學典章制度輿地，做策論，這開啟了張君劢對於政治制度的興趣。此外，張君劢自己還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鋻》、顧炎武的《日知錄》、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全集》、朱熹的《近思錄》。據張君劢後來回憶，他對《近思錄》的研讀特別用心，每天天不亮便起床高聲朗讀，而且為示虔誠，閱讀前要先淨手，並焚香一炷。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張君劢早年對於新儒學的興趣。

1902年，仍在廣方言館學習的張君劢參加了寶山縣的考試，成為秀纔。第二年春，馬良（馬相伯）在上海創立之震旦學院招生，張君劢偶然看到《新民叢報》上所刊登的震旦學院招生新聞以及梁啟超所寫的《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他深受梁啟超“中國之有學術自震旦學院始”的刺激，設法繳付了高昂的學費，進入震旦學院學習。震旦學院的課程全由馬良親自以拉丁文講授，張君劢費了很大的氣力纔勉強跟上，至第二個學期，終因負擔不起昂貴的學費而輟學。之後，張君劢轉入收費較低的南京高等學校，不及一年，因為報名參加“拒俄義勇隊”而被校方勒令退學；他本欲出國留學，終因家人反對而作罷；旋赴湖南，先後任教於長沙、澧州及常德等地之中學，教授英文，前後兩年。

1906年，張君劢的留學意願終獲家人之允準，並很快得到了寶山縣的公費資助，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寶山縣的公費原是資助張君劢學理化，但是他卻執意要入自己更感興趣的政治經濟科，所以半年後便被停止了資助。不過，張君劢很快便找到了維持生計的辦法——為梁啟超所主編的《新民叢報》撰稿。由此，他也結識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梁啟超，並從此成為梁得力的助手和追隨者。1907年10月，梁啟超籌組“政聞社”並發起憲政運動，張君劢為其中之骨干，並曾一度代表梁回國從事立憲活動。

留日數年亦是張君劢同西方學術正式接觸的開始。其時的早稻田大學，正是日本傳播現代自由思想的橋頭堡。從曾為張君劢授課的老師和張君劢曾經使用、研讀的教材、書籍看，他所接觸的現代西方政經思想頗為廣泛。不過，張君劢留日時期的思想和行動的脈絡顯示，對他影響的是英美（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思想。從思想的脈絡看，首先，張君劢生平發表的篇文章《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便是摘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集大成者彌爾（John Mill）的代表作《代議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而成，由譯文可見，張君劢對於彌爾思想的理解和把握都頗得要領；其次，據張君劢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的回憶，對於早稻田大學四年印像為深刻的是選修浮田和民（Ukita Kazutami）所講授的政治哲學，教材則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之父洛克（John Locke）的名著《政府論》(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後，張君劢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及其釋義的時候，也明確地將自己憲政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其留日時期所接受的憲政民主思想。而從政治行動的脈絡看，張君劢留日時期所從事的立憲改良活動與英美自由主義的要旨無疑是相契的。除了英美自由主義之外，由於當時日本學界頗為推崇德國學術，張君劢在留日時期也已經開始傾慕德國的學問：他曾在早稻田大學修習德文三年，研讀德國的經濟學和憲法，而且萌生了日後到德國留學的想法。

1910年，張君劢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旋即回國參加清廷學部專為留學生舉辦的科考，名列優等。1911年參加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為所謂“洋翰林”。不過僅僅數月之後，清廷就覆亡了。張君劢回到家鄉寶山，出任縣議會議長，並發起國民協會和共和建設討論會，後與其他社團合並成為民主黨，以湯化龍為干事長，張君劢名列三十常務員之一。不久，發生了外蒙古“獨立”事件，張君劢和黃遠庸、藍公武等人創辦《少年中國》，張君劢發表《袁政府對蒙事失敗之十大罪》，因言辭激烈而觸怒了袁世凱，人身受到監視和威脅。在梁啟超的建議下，1913年歲首，張君劢去國，取道俄國赴德留學。

張君劢到德國之後，進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由於他具有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學士的資格，所以隻需聽講一年，便可提交論文參加博士考試。不過張君劢在德國的學習看來卻無甚心得：他的德文程度仍然相當有限；另外據他自己後來回憶，當時他仍未逃脫清末民初為改良政治和救國而求學問之風氣的影響，並沒有深入地去了解每一種學派背後的“哲學”背景。另外一個現實的影響是，次年秋天爆發的次世界大戰很快就把心繫時政的張君劢的注意力全部牽引了進去：他在寢室中掛起戰略地圖，精研戰情；他到歐洲各地考察次世界大戰，甚至到過比利時戰場的前沿；1915年秋，他還遠赴英倫實地旁聽自己傾慕已久的英國議會的運作——也正是在那裡，他聽說了袁世凱醞釀復闢的消息，決意回國參與倒袁。

1916年春，張君劢經西伯利亞返國，先抵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長，參與浙江脫離袁世凱的運動，不久辭職，轉赴上海擔任研究繫重要文化產業——《時事新報》的總編輯。是年鼕，張君劢判斷德國必敗，力主對德宣戰出兵，乃將編務交與好友張東蓀，自己則北上，先說服梁啟超，再與梁啟超一起四處遊說段祺瑞等北洋軍政要人。接下來的近一年時間裡，張君劢與中樞政治牽涉頗深：他先是出任段祺瑞任會長的國際政務評議會的書記長，並陪同梁啟超穿梭於北洋政要和各國公使之間進行遊說；段祺瑞驅除張勛、“再造共和”之後，研究繫因襄助有功，梁啟超出任財政總長，張君劢則任（馮國璋）總統府秘書。梁啟超、張君劢原本希望通過使研究繫主導新國會來實現其政治主張和抱負，然而不久就成為了北洋派繫內鬥的犧牲品：梁啟超隨段祺瑞下野而去職，1917年年底張君劢也轉任北京大學教授。心灰意冷之下，張君劢大感救國應先治己，立意未來一年學書寫《聖教序》，讀漢書，習法文，編大學國際法講義。不過，“治己”看來仍是為了救國，張君劢並未忘懷政治：1918年10月，張君劢從日本考察回國不久，便致函總統徐世昌，提出應對巴黎和會的具體建議。不久，張君劢又在梁啟超的力邀之下奔赴上海，一同踏上了赴歐考察巴黎和會的行程。這次歷時三年的歐遊對於張君劢的思想和生命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民族建國思想的初步成型（1919—1929）

歐遊的年（1919年），梁啟超、張君劢一行人主要在巴黎拜會各國政要，並為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出謀劃策，冀望中國能以戰勝國的姿態收回權利，提升國際地位。不過，《凡爾賽和約》的簽訂，尤其是中國在山東（青島）問題上的外交大挫敗，卻讓張君劢非常不平和沮喪，再加上以後腐敗惡濁的議會政治的失望和反省，張君劢深感此前將精力專注於國際法和外交政治對於國家人類可謂徒勞無益，他決意轉而“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國之基本的力量”，求一種“基本的方法”，來對“民族之智力、道德與其風俗”加以研究。正是在這個時候，張君劢遇到了倭伊鏗（Rudolf Eucken，1846—1926）——這位當時以“精神生活哲學”著稱，並與主張“生命哲學”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一同被視為其時歐陸非理性主義思潮泰山北鬥的著名哲學家。1920年1月1日，梁啟超、張君劢一行人赴倭伊鏗家中拜訪。在歷時一個半小時的交談中，張君劢被倭氏的人格魅力和哲學涵養所深深打動，決意師從倭氏。待梁啟超等人回國後，張君劢便正式移居耶拿，從倭氏攻讀哲學和哲學史；此外他還每年兩赴巴黎，聽柏格森授課。正是在這一時期，張君劢開始了對康德以來的德國現代唯心主義哲學與文化的整體研習。此外，次世界大戰對歐陸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創傷，尤其是其時歐洲思想界所彌漫的對於自身文化的危機意識和倭伊鏗對於儒家思想的格外褒揚，使得張君劢亦開始正視自己從少年時代開始即已深受濡染的儒家思想的價值。可以說，師從倭伊鏗學哲學是張君劢生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其思想開始成型並逐漸趨於成熟的肇端。此前，張君劢的思想與行動幾乎完全圍繞著中國的現實政治問題與外交問題而展開，對於文化和哲學問題則甚少措意；而現在，他開始真正進入思想的堂奧，對於現實的政治經濟潮流與制度也每每能從思想與哲學的深層背景來加以觀察和思考——張君劢曾非常感性地將這種巨大的轉變稱為“去了一政治國，又來了一學問國”。

不過，對於張君劢而言，“學問國”真是“來”了，而“政治國”其實也從未曾“去”。歐遊三年，張君劢身處的歐洲正處於劇烈的社會變動之中：由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肇端的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浪潮亦正席卷歐洲，社會主義和社會革命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成為一種廣泛傳布的“新潮”。當其時，歐洲政潮中引人關注的，無疑是俄、德兩國的革命及其後續的政制和社會發展——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共同的，本質的分歧在於究竟是走激進的暴力革命之路，還是走漸進的議會民主之路。在師從倭伊鏗學哲學之前與之後，張君劢都曾在歐洲各地考察，並廣泛拜訪了其時歐洲各國的政要——特別是魏瑪德國執政的社會民主黨諸領袖，其中包括他非常傾慕的魏瑪憲法之父柏呂斯（Hugo Preuβ，1860—1925），一位堅定的憲政民主主義者；張君劢還撰寫了大量譯介或評論德、俄兩國革命的文章，很明顯受到了其時魏瑪憲政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也有可能是受其自早稻田大學以來便一直接受的英美自由主義憲政思想的影響，張君劢持一種非常清晰的“左德右俄”立場：在1920年中與張東蓀討論社會主義的通信中，他高度強調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明確表達了主張以“法律手段”、“議會策略”實現社會主義的立場，並對共產革命的破壞性和階級狹隘性提出批評。

這樣，在1921年年末1922年年初離歐返國前後，張君劢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幅改造和建設中國的藍圖：政治上，在堅持代議制的基礎上改良代議制，結合直接民主和“工業民主”（“工務會議素；社會經濟上，實施“社會所有”和社會主義；文化上，在力主引入歐美科學民主以改造中國舊文化的同時，張君劢非常強調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固有性和自主性、自決性，不贊成全面、簡單地移植西方文化。這套構想，很大程度上也在1922年中張君劢為上海“八團體國是會議”而撰寫的“國憲草案”及釋義性的《國憲議》一書中反映出來，張君劢也因此成為了中國知名的憲法專家。

1923年2月，張君劢在清華學校對即將赴美留學的部分學子發表“人生觀”演講，認為科學不能支配人生觀，引發了一場持續年餘的“科玄論戰”。張君劢在論戰中的言論，反對其時中國思想界甚囂塵上的科學主義的用心固然可嘉，但是矯枉過正，提出了許多從其一生的思想脈絡來看均屬極為“反常”和偏激的言論：他幾乎完全否認了人生觀中具有科學所能為力的認知的成分，帶有強烈的非理性主義傾向；他對科學知識、民族國家、工商主義等西方現代性的基本內涵持一種近乎全盤否定的態度，更在這種脈絡下提出了“新宋學之復活”的主張——這樣一種立場在五四末期已經日趨激進化的中國思想界所會遭到的對待是可想而見的：科學派和由科學派分化而出、日益壯大的唯物史觀派聯起手來，痛打“玄學鬼”。科玄論戰以“玄學派”在聲勢上的慘敗而告終。論戰對於張君劢思想發展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張君劢仍然繼續著自己在科玄論戰中的問題意識，為了對抗科學主義和唯物史觀的狂潮，他和張東蓀等友人立定唯心史觀的基本立場，以弘揚唯心論為己任，欲為中國思想界“成一種新分野”。另一方面，張君劢顯然也對自己在論戰中的偏激言論和思想背景做了迅速的反思和調校：在哲學上，他疏遠了倭伊鏗、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開始以康德理性主義的論為宗；在現實的政治和文化構想上，他也很快回到了肯定西方現代性基本內涵的軌道之上，這種傾向集中反映在1924年的《國內戰爭六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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