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非學術訪談

內容簡介

這裡記錄的23位學者關於馮友蘭先生的談話。他們大多是馮先生在三個時期（西南聯大、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們講述了自己的親身體會和真實看法，有見識而客觀，有情感而公正，沒有道聽途說，不是人雲亦雲。這本書告訴我們一段歷史。

任繼愈
楊振寧
汪子嵩
鄭敏
張世英
黃楠森
張友仁
許淵衝
聞立雕
陳氏民
資中筠
羊滌生
胡顯章
鐘肇鵬任繼愈
楊振寧
汪子嵩
鄭敏
張世英
黃楠森
張友仁
許淵衝
聞立雕
陳氏民
資中筠
羊滌生
胡顯章
鐘肇鵬王慶淑
餘敦康
牟鐘鋻
李中華
陳來
陳戰國
單純
郭建榮
後記

在線試讀

任繼愈
記者：您覺得馮友蘭先生的主要貢獻是在哪些方面？任繼愈：馮友蘭先生的主要貢獻是在中國哲學史方面，他的影響力也主要在這一個方面。在胡適以前鐘泰曾經寫過一本《中國哲學史》。但他那哲學史其實隻是材料的堆積，嚴格地講那不算是一個哲學史。真正的用現代的科學方法，繫統地來講中國哲學的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是一個全新的哲學史。他的“新”首先新在材料取舍的客觀上，對於那些沒有文字隻是傳說的東西棄而不用，哲學史從老子開始。當時馮先生在北京大學哲學繫讀書，老師講中國哲學史是從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講起，講了半年了還沒有講到周公。司三皇五帝隻是傳說，夏朝還沒有文字，哪裡會有哲學史呢？“五四”時代就是懷疑這些東西，那時被稱為“疑古時代”。雖然後來覺得當時走得有點過頭了，人們又反對它。但“五四”確實有它的好處，就是把過去信以為真的東西給重新審視一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撇開三代不講，直接從老子講起，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合拍培在給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寫序時說它具有“扼要的手段”，就是指這一點說的。
但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始終沒有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就沒有了下文。個用現代方法寫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的是馮先生。1931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上卷，1935年又出版了下卷。它的開創性價值首先是在這裡。同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是抱著他從美國學來的實用主義的成見寫的，而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雖然用了現代的理性主義和邏輯分析方法，但沒有抱什麼成見。這是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的另一個開創性的地方。
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的再一個開創性的地方就是它對哲學史的分期。馮先生把中國哲學史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子學時代在前，經學時代在後，其界線就是秦漢的統一和“百家爭鳴”的結束。這個分法很有道理。秦漢的統一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件大事，就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件大事情。中國歷史就是從此走上了不同於其他民族的道路。它的“大一統”的觀念和傳統更是世界其他任何國家和民族所沒有的。而漢代在很多地方，確實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研究中國哲學史不能無視這兩個歷史階段的不同，不能忽視中國歷史的這種特征。所以馮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這種分期是很有價值的。
記者：馮先生研究哲學史是從哪裡切入的？
任繼愈：馮先生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切人點是社會思想和社會意識。馮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分期就是以秦漢“大一統”思想的形成為標準的，他那時還沒有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也不知道什麼社會發展的幾個階段。他是從秦漢統一後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繫對中國歷史長久持續的影響來考察中國哲學史的。這一傳統直到現在還強有力地支配著我們的民族，左右著我們的國家，成為維繫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紐帶。
記者：馮先生的愛國表現在哪些方面？任繼愈
記者：您覺得馮友蘭先生的主要貢獻是在哪些方面？任繼愈：馮友蘭先生的主要貢獻是在中國哲學史方面，他的影響力也主要在這一個方面。在胡適以前鐘泰曾經寫過一本《中國哲學史》。但他那哲學史其實隻是材料的堆積，嚴格地講那不算是一個哲學史。真正的用現代的科學方法，繫統地來講中國哲學的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是一個全新的哲學史。他的“新”首先新在材料取舍的客觀上，對於那些沒有文字隻是傳說的東西棄而不用，哲學史從老子開始。當時馮先生在北京大學哲學繫讀書，老師講中國哲學史是從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講起，講了半年了還沒有講到周公。司三皇五帝隻是傳說，夏朝還沒有文字，哪裡會有哲學史呢？“五四”時代就是懷疑這些東西，那時被稱為“疑古時代”。雖然後來覺得當時走得有點過頭了，人們又反對它。但“五四”確實有它的好處，就是把過去信以為真的東西給重新審視一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撇開三代不講，直接從老子講起，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合拍培在給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寫序時說它具有“扼要的手段”，就是指這一點說的。
但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始終沒有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就沒有了下文。個用現代方法寫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的是馮先生。1931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上卷，1935年又出版了下卷。它的開創性價值首先是在這裡。同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是抱著他從美國學來的實用主義的成見寫的，而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雖然用了現代的理性主義和邏輯分析方法，但沒有抱什麼成見。這是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的另一個開創性的地方。
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的再一個開創性的地方就是它對哲學史的分期。馮先生把中國哲學史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子學時代在前，經學時代在後，其界線就是秦漢的統一和“百家爭鳴”的結束。這個分法很有道理。秦漢的統一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件大事，就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件大事情。中國歷史就是從此走上了不同於其他民族的道路。它的“大一統”的觀念和傳統更是世界其他任何國家和民族所沒有的。而漢代在很多地方，確實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研究中國哲學史不能無視這兩個歷史階段的不同，不能忽視中國歷史的這種特征。所以馮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這種分期是很有價值的。
記者：馮先生研究哲學史是從哪裡切入的？
任繼愈：馮先生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切人點是社會思想和社會意識。馮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分期就是以秦漢“大一統”思想的形成為標準的，他那時還沒有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也不知道什麼社會發展的幾個階段。他是從秦漢統一後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繫對中國歷史長久持續的影響來考察中國哲學史的。這一傳統直到現在還強有力地支配著我們的民族，左右著我們的國家，成為維繫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紐帶。
記者：馮先生的愛國表現在哪些方面？
任繼愈：作為一個哲學家，馮先生的愛國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的愛。但他對中國的愛也不止於對文化的愛，因為有很多外國人也喜歡中國文化。他愛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愛與他血肉相連的同胞，愛和他休戚相關的國家。《三松堂自序》有回憶，四八年北平面臨解放，他不願留居美國，毅然回國。
馮先生的這種愛國思想強烈地支配了他的一生，建國後更是如此。馮先生是在建國後遭到批判多的一個哲學家，可他一直沒有為此而背什麼思想包袱，總是自覺地投身於各種活動之中，以期和新中國打成一片。即使在“文革”期間，他遭到嚴重的批判和迫害，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時候，他就十分高興，歌頌共產黨和的偉績。到了晚年，他的愛國心是老而彌篤，支撐他以95歲高齡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就是這種愛國心和文化使命感。後來他把自己的這種愛國心和文化使命感概括為“闡舊邦以輔新命”。舊中國是我們的基礎，我們還要向前發展，就要繼承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這就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記者：在哲學上馮先生這句話是怎樣落實的？
任繼愈：在哲學上，建國前他主要是接著“程朱理學”講，創立自己的“新理學”體繫；建國以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當時很多老先生如湯用肜、賀麟、金嶽霖等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某種程度上，這是愛國主義在起作用。
記者：馮先生做學問有什麼特點？
任繼愈：馮先生讀書學習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不熬夜。他說他從20歲時就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學習是學習，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抗戰開始時，馮先生在衡山寫《新理學》，還在寫《諸子哲學講義》，工作十分繁忙，人開玩笑說他像一架寫作機器。據與他同住一室的康德研究專家鄭昕講，就是在那個時候，馮先生也是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按照作息時間工作：早上不上課時就寫書，中午休息，下午接著寫，晚飯後再寫段時間就按時休息，從來沒有熬夜加班。他這一良好的習慣堅持了一輩子，確實不容易。
記者：為什麼說馮先生是吸收各家之長，能思維的哲學家？
任繼愈：這也隻是一種說法，實際情況不完全是這樣的。比方說馮先生對佛教和道教就沒有吸收多少。儒、道、釋三教是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更不用說九流了。馮先生寫的《中國哲學史》，關於佛教的那一章，他自己就不滿意，道家也基本上沒有提到。當然了，馮先生是哲學家，作為一個哲學家，他的哲學體繫確實繼承了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尤其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發展一方面是要海納百川，一方面是要百家爭鳴。馮先生的哲學自成一家，是在當時的百家爭鳴中產生的。西南聯大當時就有百家爭鳴的局面。就是在同一個院繫裡，教授們經常爭論，經常做演講發表自己的觀點。那時馮先生和湯用肜先生、維也納學派的洪謙先生等，他們都自成一家，經常辯論，學術氣氛非常濃厚、非常活躍。這種爭論催促思想的形成，促進了學術的發展。馮先生的思想是在這種爭論中產生出來的，是他自己闖出來的，而不是在保護下產生出來的。
記者：您當時在西南聯大聽過馮先生講課，對他有什麼印像？
任繼愈：聽過馮先生講課，給我的印像是他講課特別有條理。他受過現代邏輯訓練，思維很清晰。講課時他慢條斯理，要是記筆記記得快，能跟上他講的話，那就是一本完整的講義，可以出版成書。馮先生講課，沒有廢話。這很不容易。馮先生晚年寫書，他自己眼睛壞了，看不見了，完全是靠口授，由助手記錄下來，然後念給他聽，再修改一下就好了，基本上出口成章。人們說一個人有纔，往往用“出口成章”、“倚馬可待”來形容。說漢代枚乘寫《七發》和唐朝王勃寫《滕王閣序》，是當場出口成章寫成的，被傳為千古佳話。但那隻不過是一篇文章，馮先生晚年是出口成章地寫下了一本又一本的書。這些書都是傳世之作。
記者：都說馮先生有高度的抽像概括能力，他善於把復雜的事物說簡單，您給舉個例子。
任繼愈：是這樣的。比如說講名家公孫龍和惠施學說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能把它們講清楚，更沒有講清二者的區別。馮先生就把公孫龍的學說概括為“離堅白”，把惠施的學說歸結為“合同異”，很簡單的三個字，就把他們的思想講明白了，區別也講清楚了。
記者：馮先生講話非常有趣、有幽默感，是吧？
任繼愈：曾在哲學年會的一場學術報告中，他講的是朱熹哲學。他說世上萬物都是由“理”和“氣”構成的：“理”就是原則、是形式、是結構，“氣”是物質、是質料、是材料。比如說陶瓷茶杯，它有它的形狀和結構，這是“理”；但做茶杯要有陶土，這是“氣”。做茶杯就是根據茶杯的形狀把陶泥做成茶杯。物質在英文中又稱為“材料”（stuff）。馮先生把“材料”音譯成“士大夫”，說可見“士大夫”並不是無用，還夠個料。後來的哲學會上馮先生有個報告，他在談到朱熹哲學的“理”跟“氣”的問題時，就索性把“氣”叫做“士大夫”。
記者：馮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寫六書》，您知道這個情況嗎？
任繼愈六書》有一部分是在學術報告會上講過的。比如說《新知言》裡講禪宗的“負方法”就是先在學術報告會上講的，後來纔被收進書裡的。西南聯大的好處是在於它的學術空氣特別濃厚，每個禮拜都有幾次學術報告會，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等眾多領域。馮先生講了很多次，其他的如湯用肜先生的《言意之辯》與賀麟先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早也是在學術報告會上講的。
記者：馮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任繼愈：馮先生教育學生的方法比較特別有趣。他說讀大學是以自學為主；當研究生就等於學遊泳，老師把你扔在池子裡，遊過去你就畢業了。遊不過去，中途就沉下去。有人把你撈上來，說明你沒有走完你應該走的路。做學生都是靠自己闖出來的。你把著手教，那是教不出人纔來的。馮先生這些清華人說，清華大學的原則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成了你就是學術界的頭，敗了就什麼也不是。我覺得這個在今天說很有啟發。今天就沒有自學的時間給你，現在這功課滿滿的，特別是中學生更是這樣子，哪有自學的時間，大學基本上也是這個樣子。
記者：在蒙自的時候，您還記得馮先生還有哪些經歷嗎？
任繼愈：西南聯大剛遷到昆明的時候，校舍很緊張，文學院就在蒙自租房子住下。一次聚會請馮先生講話，他說我們目前的抗戰是十分艱苦的，但等打敗日本以後，我們就是頭等的強國了。目前的困難隻是暫時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是篇很有名的文章，馮先生那時堅定的信念就寫在碑文裡面了。
記者：在昆明的時候，馮先生住的地方距離學校遠不遠？
任繼愈：馮先生開始住的地方距離學校還比較近，後來為躲避空襲就搬到郊區住，那裡距離學校比較遠。當時沒有什麼交通工具，來往全靠步行。馮先生和聞一多他們就是靠步行來往學校上課的。為了時間，有時他們就住在學校。
記者：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您覺得還有哪些特別值得介紹的？
任繼愈：西南聯大時，老師和老師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老師和學生之間，都能夠相互尊重。這一點很值得學習。卞之琳教授對莎士比亞很有研究，雖然沒有留過學，可是他翻譯莎士比亞，比那些留過學的翻譯得還好。他和何其芳、李廣田組織了個詩社。他去過延安，可因為不習慣那種生活，於是就回來了。回來以後，讓他照常教書。要是到後來的極“左”時期，一定說他是個逃兵甚至是叛徒，不會讓他教書的。西南聯大就有這樣的傳統，不同信仰的人可以相互尊重和共處。在一個大門裡面，兩邊都有壁報，一個是左派人辦的，另一個是右派人辦的，大家各辦各的，互相並不干涉。又如馮先生對各黨派學生一視同仁，他的學生馮契是共產黨員。馮契畢業後一時沒有著落，馮先生給他找工作。賀麟是國民黨員，他是我的導師，對我就很好。但他並沒有動員我加入國民黨，對這些事情他是隻字不提，我也不提。講學問就是講學問，跟政治沒關繫。馮先生也是這樣，他不跟學生講政治。
記者：馮先生提出的“人生境界說”對現實有什麼意義？
任繼愈：人要有點理想、有個境界，不能隻顧眼前這一點。有一次一個大學生畢業後到國家圖書館求職。他一開口不問工作隻問待遇，並且說月薪不能低。問他為什麼，他說讀書時每月家裡就給，現在畢業了，不能再向家裡要錢，所以月薪。我們念書的時候可沒有這樣想，我們隻想著畢業後怎麼去把日本鬼子給趕走，並且讓國家富強起來。
記者：馮先生是怎樣介紹他的“人生境界說”的？
任繼愈：馮先生說人生境界是建立在“覺解”之上的。他說，隨著你認識的深入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提高了，境界就自然不同了。比方說做好事，有人是為了榮譽去做，這是一種境界；有人是為了正義去做，這是一種境界；還有的是覺得這樣做了，心裡就感到坦然和自由，這又是一種境界。
記者：馮先生的哲學思想主要內容是什麼？
任繼愈：馮先生的哲學主要是繼往開來。馮先生接著“程朱理學”，會通西方的新實在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熔鑄成自己的哲學體繫。他是在舊的基礎上繼續前進，而不是推倒了重來。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記者：建國後，馮先生的思想有哪些轉變？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任繼愈：馮先生在建國後思想確實有很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外在環境變了，他也隻有被動地跟著變。當時是共產黨號召、政府規定人們要學習馬列主義，接受思想改造。從事哲學研究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員，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學哲學繫進行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空前的。馮先生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也隻有跟著轉變自己的思想。
楊振寧
記者：您次見到馮友蘭先生是在什麼時候，他給您的印像是什麼？
楊振寧：我次見到馮友蘭先生是在1929年。那一年我父親就任清華大學數學繫教授，我們一家搬到清華園來，當時我七歲。馮先生是早我們一年到清華大學當教授的，他是我父親的同事，當時清華的教師不多，所以經常見到他。他的長子叫馮鐘遼，是我的小學同學，比我低了三個年級，當時常在一起玩。後來我們都去了美國，有段時間我住在普林斯頓，也就經常見面。馮先生的小女兒叫馮鐘璞，筆名宗璞，我就更熟了。1944到1945年間，我在昆明西南聯大附中教書，宗璞是我一個班裡的學生。所以我跟馮先生一家，都很熟悉，有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馮先生是哲學家，我不是念哲學的，沒有上過馮先生的課。不過，馮先生的演講非常有名，我曾經慕名去聽過他的演講。他講的具體內容我記不清楚了，不過，有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馮先生口喫。口喫的人通常演講不容易成功，可是我聽了馮先生的演講以後，覺得馮先生把他口喫轉化為一個非常有用的演講辦法。就是在口喫的時候，他停頓了一下，這樣一停頓反倒給聽眾一個思考他接下來講什麼的機會。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後來講出來的這個話，往往是簡要而精闢，影響就很大。所以我認為，很多人喜歡聽馮先生演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口喫這種缺點轉化為長處。近幾年來，我不止一遍地看馮先生的《三松堂自序》，這部自傳寫得非常好。我在很多場合講我非常欣賞馮先生在《三松堂自序》裡表達的文化使命感，他把這種使命概括為“舊邦新命”。我想這四個字非常簡單，卻又非常深刻，它把中華民族的老歷史和新發展的長遠意義講出來了。他說的“舊邦”是指中華民族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發達，“新命”是中國的現代化，“舊邦新命”是指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經過了近代的坎坷和屈辱，現在遇到新的機遇，煥發新的活力，向現代化時代邁進。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欣賞“舊邦新命”這個說法。
記者：楊先生，還有那封信的事，請您給我們講講。
楊振寧：那是抗戰勝利之後的建國前夕，馮先生給他在美國的兒子馮鐘遼寫了封信。在信裡他提到了我。這封信後來不知道怎麼被人拿到舊貨攤上賣，被臺灣一個歷史學家看見了，他就買了。後來他把信的復印件寄給我，我纔知道馮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後期還特別提到了我。他知道他朋友楊武之有一個兒子，當時在美國念書，念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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