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王陽明

內容簡介

少年纔俊，但仕途受挫，便一心向往成聖成賢。曾在佛道之間徘徊，終在儒學中頓悟。雖蒙受陷害，被貶龍場，但意志不消沉，倉協書院，收徒講學。得朝廷委任，平定叛亂，顯示了軍事與組織纔能。王陽明，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實踐者。他的心性之學，在中國的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聰明伶俐的少年、滿懷抱負的青年、坎坷不平的中年、老當益壯的晚年，他的一生凝聚了一個大儒的風範。

一、生平與思想演化
二、心與物
三、致良知
四、德性與良知
五、萬物_二體
六、知行合一
七、良知與名言
八、心學與晚明思想
九、明清之際的心學

在線試讀

一、生平與思想演化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生於明成化八年(1472)，卒於明嘉靖七年(1528年)。祖籍浙江餘姚，自其父親這一代開始遷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曾修學講論於越城附近的陽明洞，由此獲陽明之號。
哲學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盡管他們的思想可以“極高明”，並產生震撼人的力量，但其哲學的沉思卻常常伴隨著寧靜單一的書齋生活。相對於這一類的學院哲學家，王陽明的一生顯得頗不平凡。作為哲學家，他固然有過龍場悟道之類的哲學沉思，但這種沉思並非完成於寧靜安逸的書齋，更多地是以種種的人生磨難為背景。從早年哲學問題的朦矓萌發，到晚歲的哲學總結，王陽明的哲學歷程與其曲折的人生旅程處處融合在一起。
王陽明的祖先常被追溯到晉代著名書法家王羲之。這種譜繫是否可靠，現在已不易考定。王陽明的六世祖為王綱。王綱(1302～1372)在明代初年曾由劉伯溫推薦，出任兵部郎中，後升為廣東參議，1372年因苗民起事死於增城，明廷特建祠加以表彰。這位先祖無疑讓其後代引以自豪，其忠烈節義對後代們產生了綿綿不斷的影響。一百多年後，王陽明受命安撫廣西，在歸途中特意繞道增城，拜謁了其先祖的祠廟。歷史仿佛有意安排王陽明去繼續其先祖的未竟之業，而二者的歸宿似乎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時光雖然逝去了一個多世紀，但先祖的精神感召卻依然存在。
相對於六世祖，祖父王倫對王陽明的影響無疑更為切近。王倫早年便熟讀經史，對《儀禮》《左傳》《史記》等研習尤深。其學識德行在浙東、浙西十分有名，人們往往爭聘他教授自己的子弟。王倫為人淡泊名利，曠達灑落，常吟詩於清風朗月之下，時人將其比做陶淵明。他平生愛竹，庭院四周環種青竹，由此得竹軒先生之號。王陽明少時常跟隨其祖父王倫，祖父的經史修養及曠達磊落的胸襟，無疑對王陽明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倫雖有名士風度，但並不顯達。到了王陽明的父親王華，王門的家境開始改觀。王華(1446～1522)，字德輝，別號實庵，晚年號海日翁。自幼好學。三十四歲中舉，翌及第，並授官翰林院編修。後又任東宮輔導，為太子講讀。王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講學謹守聖門，為人坦誠醇厚，事母至孝。父親的這種品格和氣質，對王陽明早期精神世界的發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導向作用。
王陽明生於成化八年(1472)。據年譜記載，王陽明出生前一天，其祖母岑氏見天神抱一嬰兒，乘雲而來。王倫得知此夢，覺得非同尋常，於是以“雲”作為王陽明之名，而鄉裡也盛傳此夢，並將王陽明出生之樓稱為瑞雲樓。這種逸聞不免有其玄秘之處，但在天神送兒的神秘傳聞中，卻無疑寄寓著王門對這位後代的厚望。一、生平與思想演化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生於明成化八年(1472)，卒於明嘉靖七年(1528年)。祖籍浙江餘姚，自其父親這一代開始遷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曾修學講論於越城附近的陽明洞，由此獲陽明之號。
哲學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盡管他們的思想可以“極高明”，並產生震撼人的力量，但其哲學的沉思卻常常伴隨著寧靜單一的書齋生活。相對於這一類的學院哲學家，王陽明的一生顯得頗不平凡。作為哲學家，他固然有過龍場悟道之類的哲學沉思，但這種沉思並非完成於寧靜安逸的書齋，更多地是以種種的人生磨難為背景。從早年哲學問題的朦矓萌發，到晚歲的哲學總結，王陽明的哲學歷程與其曲折的人生旅程處處融合在一起。
王陽明的祖先常被追溯到晉代著名書法家王羲之。這種譜繫是否可靠，現在已不易考定。王陽明的六世祖為王綱。王綱(1302～1372)在明代初年曾由劉伯溫推薦，出任兵部郎中，後升為廣東參議，1372年因苗民起事死於增城，明廷特建祠加以表彰。這位先祖無疑讓其後代引以自豪，其忠烈節義對後代們產生了綿綿不斷的影響。一百多年後，王陽明受命安撫廣西，在歸途中特意繞道增城，拜謁了其先祖的祠廟。歷史仿佛有意安排王陽明去繼續其先祖的未竟之業，而二者的歸宿似乎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時光雖然逝去了一個多世紀，但先祖的精神感召卻依然存在。
相對於六世祖，祖父王倫對王陽明的影響無疑更為切近。王倫早年便熟讀經史，對《儀禮》《左傳》《史記》等研習尤深。其學識德行在浙東、浙西十分有名，人們往往爭聘他教授自己的子弟。王倫為人淡泊名利，曠達灑落，常吟詩於清風朗月之下，時人將其比做陶淵明。他平生愛竹，庭院四周環種青竹，由此得竹軒先生之號。王陽明少時常跟隨其祖父王倫，祖父的經史修養及曠達磊落的胸襟，無疑對王陽明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倫雖有名士風度，但並不顯達。到了王陽明的父親王華，王門的家境開始改觀。王華(1446～1522)，字德輝，別號實庵，晚年號海日翁。自幼好學。三十四歲中舉，翌及第，並授官翰林院編修。後又任東宮輔導，為太子講讀。王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講學謹守聖門，為人坦誠醇厚，事母至孝。父親的這種品格和氣質，對王陽明早期精神世界的發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導向作用。
王陽明生於成化八年(1472)。據年譜記載，王陽明出生前一天，其祖母岑氏見天神抱一嬰兒，乘雲而來。王倫得知此夢，覺得非同尋常，於是以“雲”作為王陽明之名，而鄉裡也盛傳此夢，並將王陽明出生之樓稱為瑞雲樓。這種逸聞不免有其玄秘之處，但在天神送兒的神秘傳聞中，卻無疑寄寓著王門對這位後代的厚望。
然而，盡管其誕生經過了種種渲染，但直到五歲，王陽明仍不能開口講話。據說，五歲這一年的某日，一位僧人途經王陽明的住地，見了他便不由感嘆：“好個孩兒，可惜道破。”以“雲”為名，既像征著雲中送兒，又意味著彰顯了此事。祖父王倫由僧人之言而悟，於是改“雲”為“守仁”，王陽明隨即便能說話。“守仁”源出於儒家經典《論語》。僧人的傳聞當然未必可信，但改名一事則自有其寓意。如果說，以“雲”為名表現王倫對天神雲中送兒這種玄秘之夢的回應，那麼，改名“守仁”則隱隱寄托著認同儒學正道的期望。爾後陽明所接受的教育，也確實主要以儒學為中心。
王陽明開口雖晚，但悟性甚高，曾背誦祖父王倫所讀之書。王倫頗為驚訝，詢問後方知其孫乃是在聽自己平日誦讀時默記的。到京師的第二年，王陽明正式人塾學，接受較為繫統的儒學教育。相對於其他學童，王陽明似乎顯得有些早熟，常面對書冊，靜坐凝思，其所思所想的，又往往是一些具有終極意義的問題。十二歲時，王陽明就提出，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等事)也就是讀書學聖賢，亦即成聖。當然，在少年王陽明那裡，如何成聖的哲學問題還具有自發的特點，對“第一等事”的追問，乃是隨著其思想的不斷成熟而逐漸取得自覺的形式。
成聖內在地包含著對天下之事的關心。十五歲時，王陽明便留心邊疆事務。此時的王陽明對漢代名將馬援甚為推崇，曾夢謁伏波將軍廟。四十多年後，王陽明出征廣西，歸來的途中，雖已重病在身，但仍特意拜謁馬援廟，並作詩一首。盡管這時王陽明已年近六十，然而少年時代的夢與詩卻依然記憶真切。在重錄數十年前舊作的同時，王陽明又深有感慨地賦新詩二首，其中一首的開頭為：“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四十年前的夢境與四十年後的實境之間的近似，似乎具有一種像征的意義，它多少表現了早年追求與晚歲境界的某種一致。
自南昌返回餘姚後，王陽明開始了對“第一等事”多方面的沉思。這一時期，陽明極為勤勉，日間與諸生相與論析經義並準備舉業(科舉考試)，夜晚則廣讀經史子集，常持續到深夜。苦讀如此，當然絕非僅僅為了科舉的成功。事實上，按其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王陽明的真正興趣所在乃是“第一等事”(成聖)。
王陽明曾對朱熹的理學產生過興趣，並對其思想頗下了一番工夫。朱熹以為一草一木，兼含天理，格物即推究事物的道理，要以天下之物為對像。根據朱熹的格物之說，王陽明曾與一位錢姓的朋友一起面對亭前之竹，以格(推究)其中之理。錢氏早晚默坐，竭其心思，到第三天，便勞神成疾。王陽明開始還以他這位朋友精力不足，但自己堅持了七天後，也終於因耗神過度而病倒了。對朱熹格物方法的身體力行，不僅沒有使王陽明得到任何收獲，反而以致疾而告終，這種結果不能不使他對朱熹哲學產生某種懷疑。從理論上看，青年王陽明對朱熹思想的如上理解是否準確，固然頗有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種理解中，已蘊含著爾後他與朱熹分歧的契機。
格亭前之竹的失敗，固然使王陽明對朱熹哲學有所懷疑，但當時的他並未就此與朱學分道揚鑣。在一定程度上，王陽明還將格竹毫無成效歸之於自身天賦有限，認為自己涉獵雖廣，但未能循序以進，故所得甚少。於是，他又按朱熹的方法，循序而進，苦讀深思。然而，這種方法雖使王陽明在義理的理解上有所長進，但卻未能使其理解理與心的統一問題，這一問題長久地困擾著王陽明。如此反復潛心苦思，使得王陽明又一次沉郁成疾。循沿朱學所導致的這種結果，無疑加深了王陽明對朱熹哲學的懷疑，並促使他尋找不同的探索方向。
進士及第後，王陽明來到了文化中心——京師。當時的文化界，正是明前七子活躍之時。前七子的領銜人物是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等，他們以復古為旗幟，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一反明初臺閣體，在文壇頗開風氣。也許受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王陽明此時也十分傾心於詩文創作，並與李、何等“以纔名爭馳騁”。李、何輩在當時已是文學界名流，王陽明能與之馳騁爭先，足見其文學造詣已達到相當境界。
不過，盡管王陽明已可與李、何等輩在文壇上一較高下，但彼此的旨趣卻並不完全相同。如前所述，王陽明雖泛濫於辭章，但並不自限於此，詩文創作與審美活動在王陽明那裡總是關聯著求道的過程。王陽明一生留下為數可觀的詩與文，它們記錄下了他探索“第一等事”的心路歷程，也映現了他內在的情感世界。盡管後來王陽明不再唱和於文壇，但他始終沒有忽略藝術對德性的陶冶作用。直到晚年，王陽明仍然認為，志於道與遊於藝並非不相容，道如住宅，藝則是對住宅的文飾和美化，一旦志於道，則遊於藝便有助於德性的培養。
根據《年譜》記載，王陽明疏離辭章之學後，曾於1502年告病回越，築室陽明洞，行導引術。導引在當時主要屬道教一繫的修行方法，陽明潛心於此，顯然表現了對道教的某種認同。事實上，早在1488年，王陽明就開始對道教產生了興趣。這一年，王陽明到南昌完婚，舉行婚禮這一天，他信步走人一個名為鐵柱宮的道觀，見一道士靜坐榻上，便向其請教有關養生之論。聽了道士的解說後，陽明若有所得，於是與道士相對而坐，直至破曉。鐵柱宮的這一番經歷，也許是王陽明接觸道教的開始，而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陽明不時對道教心向往之。
在陽明日後的教法中，我們似乎仍可隱隱地看到道教對他的影響。
1498年，王陽明依朱熹之教循序讀書，不僅所得甚微，而且郁思致疾，苦悶彷徨之餘，又與道士談養生。此時，距鐵柱宮之行已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王陽明的思想較十年前無疑更為成熟，因而這種舉動顯然不同於少年時代的偶然衝動。三年後，王陽明奉命至江北審查案件，事畢，便前往九華山觀景覽勝，沿路止宿於無相寺、化城寺等處。當時，山中有一位道士叫蔡蓬頭，善談仙道，陽明慕名前去拜訪。然而，盡管王陽明禮節周到，但蔡蓬頭卻似乎不願與陽明深談，隻是一再含糊其辭地說“尚未”。在王陽明的一再懇請下，蔡蓬頭纔說：“你終不忘官相。”結果二人相視一笑，就此道別。蔡蓬頭的評語頗有意味，官相似乎像征著儒家的聖王境界，“不忘官相”背後所隱含的是未能忘懷儒家的聖王之境。這一時期，王陽明的心態確實較為復雜。宋儒的理論進路固然扦格不通，但成聖的志向卻又難以放棄；遺世人山誠然有其吸引力，但歸隱山林又與平治天下相衝突。蔡蓬頭的那一番話，有意無意地觸及了陽明思想中的這種內在矛盾。
然而，對王陽明來說，道教對他來說畢竟非“正道”，因而難以滿足他對“第一等事”(成聖)的追求。相反，極具人倫關懷的他即使在出世意向萌發之時，仍無法忘卻對父輩與祖輩的責任。在儒與道的這種衝突中，前者最終戰勝了後者。不難看出，王陽明對“第一等事”的追尋，蘊含著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即儒家的人倫原則，而對他來說，這種原則就植根於人的本性之中。
與出入道教幾乎同時，王陽明亦常常遊心於佛家。1501年，在審案完畢遊九華山期間，他不僅接觸了不少道教中的人物，而且與佛家禪師也有交往。他有時甚至留宿寺院，在清風朗月下與猿鶴同聽和尚唱偈念佛。此情此景，本身便頗有點禪的意境。遇到熟悉佛教歷史的老僧，則與之共話禪家舊事。即使在歸越養病期間，王陽明亦常往來於佛寺，有時甚至借居禪房。這裡無疑隱含著某種超越的追尋，不過，相對於理論上的契合，詩境與禪意的呼應在此處顯然占了更多的比重。如同對待道教一樣，王陽明似乎並未完全在“道”的層面上達到與佛家的認同。
王陽明與佛家的如上關繫，使他很難自限於佛家的境界。隨著與道教的疏離，他對佛家的懷疑也逐漸增長。1503年，王陽明在杭城養病期間，曾往來於南屏、虎跑諸剎，其中一寺中有位和尚，坐禪三年，既不開口說話，也不睜眼視物。一次，王陽明對這位禪僧大聲喝道：“你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什麼，終日眼睜睜看什麼！”僧人為之一驚，於是睜開雙眼，並開口說話。陽明問他家庭狀況。回答是：“有母在。”曰：“思念否？”對曰：“不能不思念。”王陽明由此以愛父母的天性開導他，“僧涕泣謝”。第二天，這位坐禪三年的和尚便離開了寺院。這似乎是一場儒佛之間的交鋒。王陽明以儒家的人倫原則克服了道教的“離世遠去”，也以同樣的原則喚醒了沉淪於禪境的佛界中人。盡管他對禪僧的開悟運用了近乎機鋒的方式，但它真正的像征意義卻在於告別佛家。
在對“第一等事”十餘年的探討思考中，王陽明廣涉宋學、兵家、辭章、佛老，最後似乎又回到了出發點：“第一等事”依然被歸結為如何成聖。當然，這並不是簡單的返歸。較之十二歲時“學以成聖賢”的自發意向，王陽明經過多向度探索之後的立志成聖之學無疑具有更深刻與豐富的內涵，而如何成聖作為“第一等事”則相應地獲得了更自覺的定位。在出入於各家諸派的過程中，王陽明固然力求博采眾說而超越之，但這一時期的多方面涉獵，仍不同程度地制約著其以後的思考。
1505年，王陽明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禮。這一年，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登基。當時，武宗年僅十五歲，朝政控制在內官劉瑾手中。內官專權導致了朝政的昏暗，這種狀況自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滿，於是劉健等聯名上疏，要求罷免劉瑾。但結果是劉瑾地位安然未動，劉健卻被革職。南京戶部給事中戴銑等上疏力主重新起用劉健，亦以“忤旨”的罪名被解京下獄。王陽明時為兵部主事，深知當時內臣弄權的政治形勢，也十分清楚一旦觸犯劉瑾輩將會導致何種結果，但他仍不顧個人安危，抗疏直諫，要求對言官加以寬容。盡管此疏在內容上隻涉及戴銑等人之獄，但其鋒芒卻同時針對制造冤獄的權臣，因而自然難為劉瑾所容。疏一遞人，即被劉瑾矯詔廷杖四十，隨即下獄，不久又被發配到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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