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學者說：中國人要了解、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一般來說，必須通過馮先生為後來者架設的橋梁；馮先生可超而不越。這道出了馮友蘭在中國現代哲學中的地位和影響。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唐河人，原北京大學哲學繫教授，是20世紀中國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對中國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一生著作頗豐，他以“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以道中庸”為座右銘，寫下了洋洋四百言的“三史”和“六書”，自稱為“三史釋古今，六”。


“三史”“六書”，是馮先生的代表作，已成為中國當代學界的學術名著，影響深遠。*曾對馮友蘭說：“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哲學家張岱年先生評價說：“當代中國哲學界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嶽霖先生和馮友蘭先生。”“馮友蘭不愧為一個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哲學家任繼愈先生稱贊說：“馮友蘭是哲學史家，又是哲學家，他以哲學家的觀點治哲學史，故能獨具特色。”他的著作也“必將享有長久的學術生命”。


十卷本的《馮友蘭文集》，主要包括“三史”“六書”，還有《三松堂自序》、《人生哲學》和《哲學論文集》。《三松堂自序》，馮友蘭所有著作之總序，讀之，可以對他的寫作背景和思想活動有全面的了解；《人生哲學》是作者20世紀20年代哲學思想的代表作，曾被列為當為時高中的教科書，影響很大；《哲學論文集》是中國哲學史專家從馮友蘭先生論文中精選出來的30篇哲學論文，可說是他哲學論文的代表作。這些書目和論文的選擇，是征求了著名學者方克立、張立文、陳來、宋志明、陳慶坤等先生的意見，並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支持。

一座中國哲學的豐碑

                             
——讀《馮友蘭文集》

在北京西山腳下的萬安公墓中，有一座用幾噸重的花崗岩做成的墓碑，這座碑是那樣的與眾不同。宗璞先生說，那不是碑，不是柱，隻是一塊大石頭。大石頭成自然形狀，隻是略加雕鑿，為的是能刻上幾個字。碑的正面刻著：“馮友蘭先生夫人之墓”。背面刻的是：“三史釋今古，六”。


還有一座碑，那就是馮先生所著的“三史”和“六書”。這座碑更重：在我們心中，在中國哲學史上，在中國文化中，都是沉甸甸的。它不是為了讓後人供奉，而是供我們學習、研究和受用的。


“三史”即三部中國哲學史，分別為《中國哲學史》（兩卷），《中國哲學簡史》和《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冊）。《中國哲學史》著於20世紀30年代初，出版於1934年。這是部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中國哲學史，有了這部書，纔有了真正的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此書以“釋古”的方法為歷史人物及其著作做了準確的定位，並對他們的思想鉤玄提要，條分縷析，其義理解說甚是清晰，其中許多論斷已成為本學科之典範。此書不僅為國人學習中國哲學之標準教科書，而且也為日、韓等國所采用，其英文版則廣泛流行於歐美各國，被國際學術解公認為現代中國學術之經典。


《中國哲學簡史》著於1947年，原著為英文，1848年由美國麥克米倫公司出版。《簡史》並非《中國哲學史》之節略，而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擇焉雖精而語焉尤祥”。此書先後被譯為法、西、南、捷、日、韓、中等十二國文字，甚受國內外尤其是西方讀者所歡迎。


《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先後歷時40餘年，直到先生生命的後10年，纔得以集中精力修改完成。此書不僅對中國哲學做了進一步繫統而深刻的闡發，而且以一個飽經滄桑的哲學家的眼光，對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做了極為精闢的分析和批評。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寫中國哲學史，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闡舊邦以輔新命”，即把中國哲學、中國文化中具有永久價值的成分挖掘出來，發揚光大，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先生這一終極性的關懷，在《新編》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評《過秦》，論《宣漢》，批評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是把中國拉向倒退，批評曾國藩“以官帶工”延遲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批評1949年以後的是“立一理以限事”，認為主張“仇必仇到底”的辯證法是不懂得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後他指出，“仇必和而解”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人類終一定要走這樣的道路。在寫完《新編》之後，先生預感到他的這些“非常可怪之論”會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因此他在該書第七冊《自序》中說：“如果有人不以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為王船山矣。”


“六書”即先生在抗日戰爭期間所著的六部書，即《新理學》、《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世訓》和《新知言》。

因為先生把抗戰時期稱之際”，所以學術界把這六部著作稱六書””者，之謂也。先生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新原人?自序》）先生認為，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從衰退向復興的轉折點，哲學家應該自覺地擔當起抗戰建國之責任，以哲學指導抗戰建國大業之完成。因此他在顛沛流離之中奮力寫下六書”，創立了自己的“新理學”哲學體繫。


“六書”的部是《新理學》，著於隨清華大學南下的路上，出版於1939年。該書是馮友蘭哲學的大綱。在書中，馮先生通過對存在事物的邏輯分析和總括得到了四個哲學概念：理、氣、道體、大全。理和道體主要來自《周易》和程朱理學，氣和大全則是來自老子、莊子和郭像。概念還是那些概念，但在馮先生那裡這些概念得到了現代邏輯學的洗禮，已不像原來那樣“如有物焉”了。先生對自己的形上學做過這樣的評價：“從這樣的思想發展下去，在《新理學》裡，我演繹出中國哲學的全部形而上學觀念，並把它們結合為一個清楚的思想體繫。這部書得到很好的反映，認為它對中國哲學結構的闡述比過去任何一部書都更清楚，並且認為它代表著中國哲學的復興，而這乃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像征。”（《中國哲學簡史》）


第二部是《新事論》，又名《中國到自由之路》，著於1939年，出版於1940年。這部書用文化類型理論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比較，並為中國探索出一條走向自由之路。馮先生指出，所謂西方文化，實際上是以社會為本位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以機器為動力的大生產為基礎的。而中國當時的文化則是以手工業為主體，以家庭為本位的文化。中國要想富強，就必須從原來的以家庭為本位的文化轉型為以社會為本位的文化，轉變的關鍵就在於實行產業革命，運用大機器進行社會化生產，隻要作到了這一點，中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會制度，以及道德倫理等就會隨之轉變。書中還對文化的體與用、時代性與民族性、可變的道德與不變的道德等重大問題做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


《新原人》是馮友蘭哲學的核心，出版於1943年。這部書是講人生境界的。境界論可以說是中國哲學中*特色的部分，中國的儒釋道都講境界：道家思想中包含著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和天地境界，儒家思想中包含著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我們說他們的思想中“包含著”這些境界，是因為他們雖有這樣的思想，但並不自覺這就是境界論。並且，道家分不清自然境界和天地境界有什麼不同，儒家也經常把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相混淆。馮先生明確地把境界分為四類：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並把天地境界分為事天、樂天和同天，建立了完善的境界論。這個境界論可以說是對儒釋道境界論的兼容並包，但基本精神則是儒家的，它實際上是對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以及宋儒“渾然與物同體”等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新原道》出版於1945年。該書提煉出了一個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極高明而道中庸。馮先生指出：“中國哲學有一個主要底傳統，有一個思想的主流。這個傳統就是求一種底境界。這種境界是底，但又是不離乎人倫日用底。這種境界就是即世間而出世間底。這種境界以及這種哲學，我們說它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新原道》）馮先生說，自己的哲學就是沿著這個思想的主流而創立的“新統”。


《新知言》，出版於1946年。“此書論新理學之方法”：從正的方法開始，以負的方法結束。馮先生指出：“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繫統，應當始於正的方法，而終於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於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後頂點。但是如果它不始於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中國哲學簡史》）。


《新世訓》是一部對青年人講生活方法的書，出版於1940年。書中講了尊理性、行忠恕、道中庸、致中和、勵勤儉、存誠敬等每一個人都必須多少遵循的生活規律。


馮友蘭先生是中國當代負盛名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他的形上學達到了可愛與可信的統一。馮友蘭先生又是中國當代*權威的中國哲學史家，他的“三史”是通向中國文化寶庫的津梁。他的著作一出版，便深受國內外讀者喜愛和推崇，並被許多出版社一版再版。不過，前此的版本除了《三松堂全集》之外多為單行本，有的有“史”無“論”，有的有“論”無“史”，即便是“三史”，也沒有一個彙總本，讀者很難通過一書而見馮友蘭思想之全貌。因此我們一直期待著有一部把“三史”“六書”彙集在一起的書問世。今天，我們的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2008年1月出版的《馮友蘭文集》就是這樣一部書。


《文集》是由邵漢明先生編選，長春出版社出版的，共10卷。卷收錄了《三松堂自序》和《人生哲學》。第二、三卷是《中國哲學史》。第四、五卷六書》。第六卷是《中國哲學簡史》。第七、八、九卷為《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十卷是馮先生的《哲學論文集》。《文集》選材精當，印制精美，有這樣一部書在手，對於馮友蘭先生的人品和精神、思想和學問就基本了解了，對於中國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也就入門了。少嫌不足的是，《文集》沒有收入《新編》第七冊即第七十一章至第八十一章，當然這不是編選者和出版社的責任。我們理解他們，感謝他們為我們編纂、出版了這樣一部好書。

                                
2008年1月  陳戰國於北京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