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再林教授

長期從事中西哲學比較、中國哲學的現代闡釋的研究，並為中國大陸“中國哲學身體維度”研究的開創者。

現任西安交通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安交通大學文化哲學研究所執行所長，西北大學特聘教授，西北大學東西方哲學研究所所長；美國羅耀拉大學兼職教授, 臺灣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智大學“國科委”立項客座教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身體哲學分會主席，全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哲學》雜志編委。

     代表著作：

1.《作為身體哲學的中國古代哲學》

2.《中國古代身道研究》

3.《中西哲學的歧異與會通》

4.《治論：中國古代管理思想》

一趟不無偶然的途經麻城的列車之旅，竟使我與李贄結下了不解之緣，竟為我打開了自己思想久久關閉的洩洪閘，從中奔瀉出滔滔十餘萬字的我對李贄的書寫、我與李贄的交談。

李贄，無疑是中國晚明時代為偉大的思想家。梅洛一龐蒂說，人們走進哲學家的先賢祠不是為了理解永恆的思想，隻有詢問他的生活，真理的聲音纔能長久地回蕩。一如梅氏所說，哲學家之偉大端在於其生命的偉大。對於篤信並躬行原儒“身道”的李贄來說更是如此。

與舉世皆是的跪著求生的他的同時代人不同，李贄始終是頂天立地地站著躬迎自己的人生。從他身上，你知道了什麼是我們民族永遠不屈的脊梁，你發現了子民雖背負著無上皇權的沉重宿命，卻從不缺乏人類共同追求的自立自由那種氣衝霄漢的精神。

一身鐵打的錚錚之骨，並不妨礙他同時身具似水的柔腸。他的一生，既是“不自由，毋寧死”的一生，又是情深義重的一生，以身殉情的一生。這種對情的尤摯，不僅來自一個無比真實的人身上的不可或缺的人性，而且還淵源於以陰陽纏綿為大易之道的中華民族唯情論的文化基因。

他還是一個“像握一把劍那樣拿著筆”的人。他的筆不是針對某個人、某個階級、某個集團，而是鋒芒直指與權力結盟的整個社會的&ldq話語”統治。所以，他的筆鋒纔是那樣的從不躲閃，纔是那樣的無堅不摧，那樣的一劍封喉，以至於使他與千萬人為敵而面無懼色，以至於即使面對凜凜我皇殺無赦的威令，他也從不懂得抽身而退，不懂得斂跡和藏鋒。

是的，李贄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十足的悲劇性人物。他的書被焚、身被囚，後手起刀落，喋血獄中。你可以說與強大體制為敵的李贄是不自量力，是以卵擊石，但也正是在這種以卵擊石的悲劇中，在為我們演繹出李贄驚天動地的不凡人生的同時，使你見證到什麼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良心，見證到什麼是儒者對“己”堅守的特立獨行，見證到什麼是人類不可讓渡的尊貴人性，還有，見證到什麼是個體生命所載有的不可磨滅的族類記憶功能。這種生命記憶功能為李贄鑄就了一座直接天際的金字塔，使其身死而名存，使其高山仰止的英名永遠被世人傳誦。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說，“現實在記憶中形成”。而李贄就屬於這種其個體現實能夠在人類記憶中復活的人。

這也是一同歸於盡的悲劇。馬克思說，統治者自身“被他們的統治所統治”。當明統治者把李贄這一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關進鐵牢裡之時，當明統治者把其“思想奴隸制”制度、把其“陽儒陰法”式的像征性權力推向極致之時，以一種“出乎爾，反乎爾”的方式，他們自身同時也作繭自縛於不可逃逸的重重羅網之中，他們自身同時也成為無人稱的體制的供品和犧牲。而一如人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那樣，明帝國統治者——萬歷皇帝，其雖貴為天子，卻實為傀儡、形同僵尸的個人宿命不正為其明證嗎?因此，這種玉石俱焚意味著，我們帝國的皇權統治的喪鐘的真正開始敲響，並非黃仁宇先生所說的萬歷十五年，而更確切地，應定位於李贄為世所不容而終自刎詔獄之年——萬歷三十年。同時，這種玉石俱焚意味著，由於他的生命與我們整個民族的歷史血肉相連、息息相關，李贄的名字業已超出了自己，實際上成為我們民族的真正的文化符號，真正的文化像征。

火車在荊楚大地上疾駛。

夜幕下，飛馳的列車離李贄故地漸行漸遠，但在我的紛紛思緒中，李贄的身影卻依然是那樣的緊隨不舍、揮之不去：李贄在名山大川中跋涉不已，李贄在書房中奮筆疾書，李贄聲震瓴瓦的談笑聲，李贄在自刎後血如泉湧……後，伴隨著“一棒打殺卓吾老，立成萬古之名”這一李贄鏗鏘有力的誓語，所有這些紛至沓來的身影，都齊集而至地烘托出“卓吾”這一無比奪目的名字。這名字像星星一樣在荊楚的夜空中閃爍，像碑銘一樣鐫刻在慕名而來的每一個朝聖者的心裡，並猶如點石成金般的使眼前的山山水水成為人們永難忘懷的“名勝之地”。

是的，誠如人們常說，有人活著，但是死了；有人死了，但是活著。而有人之所以雖死猶生，是因為其身死而名存。故人的名字幾乎成為生命不朽的代稱。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辛棄疾詞雲“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司馬相如也稱“身死無名”，既“恥及父母”又“為天下笑”，凡此種種，無不表明古人對“名”的猶如圖騰般的迷信，堪比泰山般的敬重。古人是如此，今人也不例外。清明節掃墓，無邊的墳塚，林立的墓碑，看不到死者的任何身影，看到的隻是死者留在碑石上的名字。參觀華盛頓越戰紀念碑，碑的設計者匠心獨運，碑上並無諸如“永垂不朽”這類稱頌的話語，僅刻上密密麻麻而令人目不暇接的美國五萬多大兵的姓氏名稱，使整個墓碑宛如一本打開了的死者的花名冊。然而，追昔撫今，人人都希冀自己身後有名，但其中又有幾人能真正做到名垂青史?人人都把自己的名字銘刻在墓碑上，但又有誰能在名的汪洋大海中脫穎而出，使自己的名字深深地銘刻在千秋萬代的每一個人的心中?

無疑，李贄卻做到了這一點。他不僅使自己真正得以名垂青史，而且使自己的名字愈隨著歷史的推移，非但沒有被人們所遺忘失憶，反而愈令人銘懷追慕不已，愈以其不朽的魅力在人們心中熠熠生輝。下面，我們將和讀者一起，追溯李贄人生的“成名”之旅。而這種追溯將使我們發現，李贄之所以得以“成名”，首先得益於他自己心目中對“名”的超乎尋常的無比看重。

作為“一代名士”的李贄，其對“名”的看重是人所皆知的。翻開李贄的著作，他重“名”的言論可謂俯拾皆是。例如，在《永慶答問》裡，有一段李贄與人關於“名”之可好與否的對話，以其機鋒交馳而令人不忍釋讀，茲不妨全文錄下如次：

李如老論及好名者，且曰：“名不可好。”

卓老曰：“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間一件好事，真好名的那裡討?我看從古大聖人俱以名教率天下，曰名法，曰名理，曰名義，曰名節，種種名稱不一，無非所以引誘世人。若沒有名，就難處了，何以教化得天下萬世?”

如老曰：“太上無名。”

卓老曰：“無名又自更好。無名乃天地之始，誰敢?”

良久，回視諸友曰：“我纔說的是狂話，大家莫聽。我隻重在名教上好。”

這裡的李如老即李如真。書中對其生平事跡介紹語焉不詳，但從其言語中可知，他與其說是其自稱的近溪先生的門人，不如說倒像個泥老莊之語不化的道家信徒。當他拾道家闢名說之牙慧而侈談所謂“名不可好”時，李贄卻正色告曰，“好名”不獨無害，且為“世間一件好事”，乃至真正的“好名”稀世難找。作為理論依據，李贄抬出了古聖人“俱以教化得天下萬世”的所謂“名教”，以正人們對“名”的視聽。無疑，這一“名教”大旗的祭出，對闢名者來說不啻一記悶棍。但如老並不因此而示弱，旋即又推出道家的“太上無名”之說以與李贄的觀點分庭抗禮。誰料李贄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老子的教導轉告對方，“無名乃天地之始”，又有何人敢以“無名”自稱，遂使如老終無言以對。論末，在對方這門炮筒子“啞火”之後，李贄又以一種“窮寇勿追”架勢聲稱，自己之所以口吐這番唇槍舌棒的“狂話”，並非口出傷人地意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僅僅是為了維護“名教”的正統而已。

在這裡，被人目為“名教罪人”的李贄卻以“名教”的維護者自詡，這一事實本身就令人稱奇，而把所謂的“名教”和人的“好名”聯繫在一起，這更是奇之又奇，堪稱曠古難尋的奇識。我們看到，也正是基於把“好名”和古人的“名教”聯繫在一起，基於這一把“好名”提到“名教”的高度，使李贄不僅公然地為人之“好名”而正名，而且也使他本人非但不諱言自己“好名”，反而處處當仁不讓地宣稱自己要生前成名、死後留名，以對名的仰慕並以“好名者”自居，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千古難遇的“唯名主義”的信徒。

李贄曾在“答袁石公”詩裡寫道：“多少無名死，餘特死有聲。隻愁薄俗子，誤我不成名。”該詩不啻可視為他志在成名的宣言，因為詩中明確宣布，他要從芸芸的無名之輩之中脫穎而出，要擲地有聲地死，要使自己的名聲譽滿人間。類似的說法還可見之於他對汪本鈳所說的話。其謂“丈夫生於天地間，太上出世為真佛，其次不失為功名之士。若令當世無功，萬世無名，養此狗命，在世何益?不如死矣”。在這裡，他對立身成名是如此的看重，以至於在他看來，人苟無名，不僅其命如狗耳，且其生猶死，不如死了反落得個干淨。故李贄在與焦弱候的信裡宣稱：“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他甚至責怪朋友焦弱候在其危難時救他出險，認為此舉誤了他“死猶有烈士之名”。此即李贄所謂的目為“至言”的“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所謂的“寧屈而死，不肯俸生。……使我苟不值多事，安得聲名滿世間乎”?所謂的“一棒打殺卓吾老，立成萬古之名”，所謂的“那時名滿天下，快活快活”!凡此種種，均表明了李贄是那樣的不甘為“無名之輩”，是那樣的視名如命，而把成名看作其生命的期許和終極追求。

因此，也正是從這種“重名”出發，使李贄不僅對何心隱的“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的“生”不無推崇，而且也對何心隱的“烈烈之死”備極頂禮，因為何心隱的死是一種獨當“上九”之爻位的死，是一種“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的死，他的死並未因其生命終結而使自己“湮滅無聞”，反而使其英名播揚中國大江南北，使其身載之道深入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也正是從這種“重名”出發，使李贄對詩仙李白和杜甫始終心懷深深的敬畏，因為詩聖雖然仙逝其詩名卻可以永存，在他們的身後為後人留下了千古長在的“太白樓”和“杜陵池”，從而“使樓使池使任城之名竟不能滅也”，使其故地永遠成為歷史上的“名勝之地”，而讓那些“真是與草木同腐”的吾輩為之“可以懼矣”，並終於從中悟到了人的生命可以不朽的真理。同時，也正是從這種“重名”出發，使李贄追隨著其同代和前代的“名士”成名的歷史足跡，義無反顧地勇赴那種所謂的“榮死詔獄”的不歸之旅，因為一如其“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所說，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明白，“老不老，死不死，於英雄何損”，人生如白駒過隙，肉身終將與草木同化為腐土，英雄的生命卻可以以其榮名、英名毫發無損地長存於亙古的天地。

可以看出，李贄這位“名士”所重的名是一種超世俗的、不朽的名，而非一種世俗化的、可朽的名。這種名非但不可以與世俗化的、可朽的名同日而語，反而與之判若雲泥、差之千裡。而那種世俗化的、可朽的名即當今“名利之輩”所競相追逐的名，在李贄所生逢的“高官即是仙”的時代，它集中體現為“功名”之名、“仕名”之名，還有被“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的偽道學家們苦於裝飾、巧於囑托的那種道德名義、名節之名。對於這樣一些名，李贄對之始終是敬而遠之的。在李贄看來，這種名不僅與他所重的名大相徑庭，而且以其實際上的“匿名”、  “偽名”“無名”性質，恰恰是對其所重的名的背離，乃至終成為其埋葬之地，因為這種名既無個人人身人稱而言，又無任何人生命之洋溢的流彩異光，遑論什麼所謂的“生前身後名”，遑論什麼所謂的“名垂青史”，遑論什麼所謂的“疾沒世而名不稱”。

故李贄有“名乃錮身之鎖”之說。此語出自《焚書》中的“答耿司寇”一文。從某種意義上，該說可看作是對偽道學家的代表，也即人所謂“天臺重名教”的“荊楚名士”耿定向人生哲學的嚴厲抨擊。在該文中，李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耿定向雖作為陽明門人，卻以名營私的真實面目。他說：“且東廓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廓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為己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廓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護太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況東廓哉!”在這裡，李贄直斥耿定向的軟肋為“名心太重”。在他看來，正是這種“名心太重”，使耿定向言不由衷、身不由己，以至於以其對朋友何心隱坐死不救，以其對“良知”背叛和作為名韁利鎖的奴隸和犧牲，終淪為王門弟子中的不肖子孫。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李贄來說，這種“身為名錮”不獨體現在偽道學家的身上，甚至連他所敬仰的先師羅近溪、王艮這些“之儒”，亦也難以自撥地身陷其中。此即其所謂的“名儒死節殉名”。關於近溪，他說“彼其一生好名”，隻是“近來稍知藏名之法”，說其“原是生死大事在念，後來雖好接引儒生，扯著《論語》《中庸》，亦謂伴口過日耳”；關於王艮，他說“之儒，殉名而已矣，心齋先生是也。一為名累，自入名綱，決難得脫”。在李贄看來，雖然這些“之儒”以其高山仰止的人品，使諸如耿定向這些偽君子不可望其項背，然而，在難脫名網這一點上，二者卻不無遺憾地殊途同歸了。

因此，對於李贄來說，人人都知古人所謂的“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卻又有誰能夠做到古人所謂的“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老子問“名與身孰親”，莊子譏“士則以身殉名”，劉禹錫雲“哀我墮名網，有如翾飛輩”，柳永曰“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古人均視名為錮身之鎖，卻又有誰能夠做到超凡脫俗地不為世俗之名所累。故舉目四望，正如李贄發現充斥於世的都是“市道之交”一樣，他也發現天下滔滔者皆為逐名之輩，真正能夠掙脫名網的人其稀少如黑天鵝。無怪乎李贄認為當今學人的通病是“但知為人，不知為己；惟務好名，不肯務實”，並宣稱“超然於名利之外，不與利名作對者，唯孔夫子、李老子、釋迦佛三大聖人爾”，也無怪乎李贄在給耿克念的信中寫道：“丈夫在世，當自盡理。我自六七歲喪母，便能自立，以至於今七十，盡是單身度日，獨立過時。雖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來，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為也。歷觀古大丈夫好漢盡是如此，不然，我豈無力可以起家，無財可以畜僕，而乃孤孑無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勢矣。蓋人生總隻有一個死，無兩個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死，孰與無名?”在這封信裡，他不僅重申了“丈夫在世，當自盡理”“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為也”這一自己的“一生主意”，而且還由此出發，聲稱其既不托庇於人，又不托庇於名，而一反其所謂“死後留名”的說法，提出“有名而死，孰與無名”，與眾人趨之若鹜的名徹底決裂，為了實現特立獨行的自我，甘做無名英雄，即使身後無名也義不容辭、在所不惜。

這樣，在我們的面前，似乎出現了一個“出爾反爾”的李贄，一個從“重名”又一變為“輕名”的李贄。但是，一旦我們了解了李贄所重之名與所輕之名分別為什麼意義上的名，這一“出爾反爾”之謎也就隨之破譯了。也就是說，如前所述，李贄所重之名是一種超世俗的、不朽的名，而李贄所輕之名則為一種世俗化的、可朽的名。其名雖同，其指卻異，二者不可不辨。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可不看到，雖然李贄所重之名是一種超世俗、不朽之名，這種名卻同時又與世俗的、可朽的東西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以至於其終內在於後者之中，根生於後者之中，二者實際上以其相反恰恰趣其相成。

易言之，正如李贄所真正皈依的佛實際是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佛一樣，李贄所真正仰慕的名實際亦是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名。所謂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名，即一種“內在超越”式的名。這種名雖然超然物外，同時卻深深根植於我們每一人世俗化的生命之中，是對這種生命之固有的有限性的真切而又透徹的體悟的產品。故李贄無比正視和珍重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例如，佛家以棄有存空為旨，李贄卻破空立有，大講生命之有的不可承受之重。他說“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清淨本原，故謂山河大地即清淨本原可也”，並言“我所說與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以及宣稱“‘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在李贄的眼裡，佛家的“祛身之身”竟成為原儒苦苦執著的身生之道的代稱。例如，道家以力闢貪生為業、以羽化成仙為歸，李贄卻堅持生不可不貪，仙不可為歸。《初潭集》的“道學”篇記有：“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針對莊子這一高論，李贄直批為“道理可厭”。又《初潭集》的“道教”篇記有：“範忠宣雲：‘人或勉以攝生，不知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廓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在範氏這一席話後，李贄欣然命筆作詩曰：“獨存何足樂，此語未為非。千歲還故鄉，好笑丁令威。”再如，後儒以生命的放任放縱、及時行樂為病，李贄對此不惟不病，反而極盡溢美之頌。在《初潭集》的“酒人”篇中，李贄饒有興致地為我們描繪了“酒人”張季鷹與人的一段對話：當有人對張季鷹的“縱任不拘”深以為憂，勸告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時，其卻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李贄不僅對張季鷹這一回答大為欣賞，且寫下“正身後名也”這一批語為其身進一步地“正名”。

這種對人的生命固有有限性的正視和珍重，不僅使李贄視佛學所謂的人可以“了生死”之說為荒謬之論，故其宣稱“生死相續，無有窮了，正是坐在生死窟中，而謂能了生死，吾不信也”，而且也使“坐在生死窟中”的李贄本人比任何人都強調人應以傷生怕死為正論。故李贄著有《傷逝》篇。在該篇中他提出，“生之必有死也，猶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