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啟事
插圖目錄
序言
對以賽亞?伯林的個人印像
縮略語
家譜
書信
倫敦
牛津
紐約
華盛頓
莫斯科
列寧格勒
華盛頓（再訪）
附錄
論自由
為費伯出版社寫的報告
華盛頓快訊
戰時華盛頓的猶太復國主義政治
補注
年表
重要人物生平
索引

序 言餐前酒沒有序言的書向來令我失望。這就好比到某人家赴宴，進門便直接被帶到餐廳。序言是私人的，充滿個性特點，而書的正文卻往往相反。通過序言，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對著作所傾注的情感，至少是部分情感。那些希望與作者保持距離的讀者盡可以跳過序言不看而沒有任何損失，但對有心近距離了解作者的人而言，我覺得，他們是應該得到這個權利的。——邁克爾?達米特我次向以賽亞?伯林提起出版其書信集的事，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當時，我們倆在牛津大學的全靈學院剛喫完午餐。兩人一邊喝咖啡，一邊交談，話題是我打算離開牛津大學出版社，專門來整理出版他的書信文集。談到書信時，我說要出版的話得經過精心挑選。主要出於幾點考慮，一是信件數量龐大，二是出版商對該書投放市場可能持有的想法，再就是一些書信比較乏味，或有重復，沒有必要收入面向普通讀者的集子。當時他的回答不假思索，令我頗感意外，因為這完全不像他慣有的作風。過去對待有關出版其學術著作的意見，他總是態度謙和，耐心聽取。而這次不同，他對我精挑細選後再予出版的建議完全置之不理，說此事要做就一定要做徹底。書信集“必須有大容量”，決不讓步。總體而言，此後我便根據他這一明確的態度開展工作，當然也不是輕率地盲目依從。以上提到的那些編選因素確實不得不加以考慮，但是具體貫徹起來卻可以靈活掌握，既可嚴苛死板也可委婉巧妙。死板的做法是按照一些出版商的要求，出一卷本的選集。但那樣不僅有悖伯林的願望，也有損原始素材的質量。即便是目前這樣的編選，也已經要求極大的自我克制了。目前的出版計劃暫定為三卷本。以1966年沃爾夫森學院成立，或者也可能以1975年伯林從學院院長一職退休為界，分為二、三卷。但這些計劃均未後確定。事實也確實如此。以此卷為例，初我打算以1940年伯林離開英國首次赴美作為結尾，但出版商的想法與我不同，他們都傾向於少出幾卷，把伯林戰時與戰前的書信一起收編進來，使讀者對伯林有更完整的印像。因此，我把收入年份延長至1946年。書信來往[伯林]之所以享有國際威望，不僅因為他身為哲學家、知識分子、教授、作家和公眾人物所作出的赫赫成就，還因為他躋身於眾多不同領域，與眾多同時代的傑出人物有接觸往來，同時還參加過許多意義重大的政治與文化活動。對許多人而言，他是一位受人敬愛的朋友和導師。毋庸贅言，伯林是20世紀引人矚目的思想家之一。作為一位他所在時代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更確切地說是戰後時期著名的英國思想家之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普遍關注和探討的焦點，是各種會議以及許多用不同語言撰寫的書籍和出版物的主題—這不僅是因為他的重要思想以及記錄這些思想的別具一格的文章，還在於伯林其人的風範。這裡不是要講他的生平故事—稍後會有一篇小傳交代他的主要生平情況，此外，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得到普遍認可的傳記以其富有洞察力的筆觸，已經為我們奉上了一部經典之作—不過，這裡還是要談談伯林通信往來的情況。伯林終其一生，都是一位無人可比的多產書信作家。至今仍有數量浩大的書信幸存於世，使我們得以出版一套多卷書信選集，全面反映他視角紛呈的書信話題和多姿多彩的人格面貌。我知道的封現存書信寫於1928年3月，當時的伯林是聖保羅學校的一名十八歲男生，信是寫給作家G.K.切斯特頓的，請他為新創辦的校刊投稿。後一封信則寫於1997年10月底，離伯林去世前不到一個星期，收信人為詩人阿納托利?奈曼。在兩者之間大約七十年的跨度中，共有數千封其他信件，貫穿伯林充滿活力、著述豐碩的漫長一生，涉及其中各個階段和方方面面：牛津大學的本科生、研究員、教師、講師、教授，直至沃爾夫森學院成立時的任院長；對北美、歐洲、巴勒斯坦/以色列及其他地區進行過的多次訪問；二戰期間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從事的工作；作為行政管理人員、作家、批評家和廣播員開展的各種活動。貫穿於信件中的主題有些是反復出現的，包括父母在世時伯林與他們的關繫，特別是與母親的關繫；1950年代起與妻子艾琳的關繫；龐雜而廣泛的社交圈子；評頭論足、講述趣聞逸事的愛好；以及後來越來越多就他的作品與學生和批評者展開的交流討論。這些信件遠遠超越了牛津大學和學術問題，進入許多國家的許多其他領域，尤其是藝術和政治領域。他的通訊錄中包括眾多傑出人士，這些人不僅活躍在學術界，而且活躍在政治、新聞、社會、文學、音樂和藝術等領域：這中間包括美國著名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作家諾埃爾?安南、英國語言哲學家艾耶爾、美國著名女演員勞倫?巴考爾、英國攝影大師塞西爾?比頓、美國思想家馬克斯?貝洛夫、社會活動家維奧拉?伯納姆?卡特、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恩、牛津大學教授兼校長莫裡斯?鮑拉、奧地利鋼琴家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英國蘇俄史專家E.H.卡爾、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英國家裝業潮流領先人物西比爾?科爾法克斯夫人、美國女富豪愛默拉?卡那夫人、歷史學家阿巴?埃班、美國詩人T.S.艾略特、英國女芭蕾演員瑪格?方廷、美國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及其遺孀瑪麗安?法蘭克福特、英國哲學家漢普希爾爵士、美國夫人傑奎琳?肯尼迪、導演泰迪?科萊克、英國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小提琴大師耶胡迪?梅紐因、作曲家尼古拉斯?納博科夫、英國史學家L.B.納米爾、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英國小說家安東尼?鮑威爾、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牛津大學全靈學院院長約翰?斯帕洛、英國詩人兼批評家斯蒂芬?斯彭德、美籍俄羅斯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著名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威爾士親王、作家艾娃?維文麗、以色列任總統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英國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美國文學和社會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等許多人。但往往還有這樣的情況：一些富有真知灼見的信件的收信人隻是一些無名之輩，這表明，伯林是一位不問來頭、有信必回的慷慨之人，待人誠懇，細致認真。當然，對摯友近交他更是不惜筆墨。貫穿所有信件（和幾百張明信片）的是一種頗似社會喜劇的基調，真實反映出伯林奔放樂觀的性格：他是一個好伙伴，一個傑出的談話高手，一個真正快樂的人，一個熱愛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總是喜歡以豐富多彩的筆調描寫普通平淡的事件。”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討學問。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時候是在寫人—人是他感興趣的對像。這一點在本卷書信集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像閑聊一樣寫道：“人隻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無忌憚地說話，活著纔有意義。”2他常常下令說“把這封信撕掉”，幸運的是，這種命令往往被置若罔聞。在初的這段時期裡，伯林從坐落在倫敦海默史密斯鎮的聖保羅學校畢業，來到牛津大學的聖體學院。在那裡，他分別於1931年和1932年獲古典學課程和PPE綜合課程一等學位。1932年10月，伯林在新學院得到了哲學講師的職位，後來，很快又在全靈學院舉行的績優獎學金考試中獲獎—他是首位獲選進入該學院的猶太人。1938年，在完成了《卡爾?馬克思》的寫作後（這是他在全靈學院從事的主要工作），他成為新學院的研究員。1940年7月初，伯林與朋友蓋伊?伯吉斯前往美國，打算從那裡前往莫斯科，但終留在了美國，直至1946年4月初。本卷也就是在這個時間告一段落。中間他回過幾次國，並在1945—1946年完成了著名的訪蘇之行。戰前的書信均為伯林親筆書寫，不過在美國，他學會了使用秘書。而他的秘書也必須學會如何為他工作。以下這些文字可以為證，它們摘自一位叫蕾麗亞?布洛德森的秘書給朋友的信件，信寫於1952年：他說話帶牛津口音，口齒不清，不會發r音，delivery（發信）一詞說得飛快，除了急口歌，在其他場合我還從未聽到有誰說得這麼快。[……]星期二，我手裡提著打字機，滿心絕望地來到他所在的院長辦公室。[……]我直接在打字機上敲入他口述的信件內容，這樣可以讓他不得不稍加停頓，因為打字機的聲響本身就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他很高興看到內容寫上去，或者畫掉，幾乎所有信件他都親自簽名。他的書信妙語連珠，偶爾哀婉動人。他害羞無助，文質彬彬，總是主動認錯。星期四，我再次去他辦公室，正好他出去接電話，於是我拿起他放在書桌上的《列夫?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論》重印本翻看。立刻被書中內容吸引。他回屋後，我問他是否可以借閱幾天。“盡管拿去，拿去，”他滿口答應著，一邊手忙腳亂地翻找文件，“我拿來就是送人的，拿去吧，留著。”於是我拿走了書。讀完之後，我徹底被折服。此人即便不是真正的偉人，但至少與偉人相差無幾，這一印像從此銘刻在我心中。[……]我越來越喜歡他，這種感覺頗為奇特。結束秘書工作我不會感到遺憾，但他的離開卻令我依依不舍。在他身上，有一種與常人不同的溫文爾雅和非同尋常的魅力，讓人在幾乎不知不覺中越來越喜歡他。那的確是一種十分獨特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