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學園

中譯本序

孟 明

法蘭西共和歷八年霜月二十四日（1799 年12 月15 日），拿破侖向國民介紹共和八年新憲法時宣布：“大革命結束了。”將近兩百年後，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在他的一本書裡襲用了這句名言，用來清算法國學院派史學中的馬克思主義“通俗版本”革命史。正如拿破侖那句名言給歷史留下的疑問（“拿破侖拯救了革命，還是絞殺了革命？”），傅勒1978 年發表的《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也未能避免這種疑問的籠罩，當然是在另一個層面上：修正主義史學的幽靈闖進了大革命的故鄉。

一

根據保羅·利科的一個說法，法國史學完成批判的歷史哲學與歷史編纂學的融合是以馬魯所著《論歷史認識》（1954）一書為標志的。此後的整個60年代是一個緩變期，理論上不定型，但產生了一批傑出的歷史著作。傅勒的起點處於這一時期，主要涉及一個特殊領域：革命史。在這個領域裡，由於他那種觸犯“家規”的角色，他的史家生涯後來幾乎是論戰的一生。大致可以勾勒這樣幾個日期：50年代，英美學派擾亂了巴黎大學革命史講座的寧靜；60年代中期，與布羅代爾齊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拉布魯斯領導的經社史集體研究班子樹倒猢猻散；70年代初，革命史權威索布爾及其弟子向傅勒發難，再後來是1982年以後相對平靜但苦澀的論爭：如何紀念法國大革命？總之，論戰持續了二十五年。直到1989年，在法國大革命兩百年祭的盛大慶典氣氛裡，疑問終被廓清。

這一年有兩件大事：一件是傅勒代表的“修正主義”史學觀點在法國占了上風；“我勝了，”傅勒在一篇訪談中這麼說。另一件事是諾拉（Pierre Nora）主編的三卷本法國史巨著《記憶的場所》（Les Lieux de Mémoire）問世；其間還穿插一個不容忽視的插曲：“旺岱史案”重又成為學界論爭的焦點。傅勒後來在一篇談話中指出：旺岱事件是法國大革命的軍事“恐怖”和大屠殺；革命恐怖“以公安、改造人、暴力不可避免為理由來建立新秩序。如果說極權主義是一種在政治和社會之間不允許有半點空間的體制，那麼，可以說法國的雅各賓主義已經具有前極權主義的特征”。法國大革命次如此明確被指涉與專制政體的當代形式有關，這個結論顯然超出歷史理解的一般模式。在歷史的因果鏈上，傅勒次將阿隆所說的“客體的消失”倒過來：消失的客體以另一種形式返回。它是經驗論的，被投注於現實。並非往事以回溯的或然性外觀達於我們的當代史，而是某種政治救世主義復活了往事。

傅勒在學術上“扭轉乾坤”主要是將概念史批判理論引入大革命史學領域，提出將法國革命事件開創的“民主文化”同革命者的行動方式分開來的解讀法。這一學術流變在1989年獲得承認。它所牽動的人事和創痛，可以用當今在世的雅各賓史學泰鬥沃維爾（Michel Vovelle）多少有點苦澀的心情來形容：“在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的史學論爭中，法國和其他地方都有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看法，即‘修正主義’勝了‘古典的’或‘雅各賓派的’革命事件史。在法國，這個主題很大程度上是媒體聯手打造出來的：電視把弗朗索瓦•傅勒封為‘法國大革命兩百年學術王’。”沃氏的忿詈之詞許是大師一時失態，但縱觀三十年來法國學界的革命史論爭，那種刀槍劍影的雄辯給人的印像，似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們還處在1789年的議會大廳裡，所不同的是協和廣場（大革命時期稱為“革命廣場”）已看不到斷頭臺黑魆魆的影子了。

誠如傅勒所言，在戰後的法國，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失敗，大革命的參照已經從法國政治中消失，圍繞1789年價值展開的辯論不再包含真正的政治利害關繫，盡管這份遺產仍在主導著未來的表現。既然歷史論爭已經超越了政治現實，那麼雅各賓派史學家們的失落感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傅勒曾指出，法國的學術機構裡“法國大革命還在執政”。對於這派人來說，1989年仿佛是史學界的一次“熱月事變”。他們本來要慶祝一種歷史敘事，結果是這種歷史敘事被顛覆了，就像熱月九日羅伯斯庇爾的形像突然間破碎了一樣，雅各賓派的紀念性史學失去了它往日那種迷人的魅力。1989年的學術轉向，可以用傅勒的一句話來說明：“每每在這個日期上（熱月九日）雅各賓派史學家總感到筆頭有一種奇怪的心灰意冷，怎麼也不能釋懷。其實是大革命終結了。”

二

傅勒大概不屬於那種他稱之為有閑情“把玩學問”的書齋學者。他也不同於薩特年代那種對歷史進程中的即時性事物有偏執歷史感的“介入知識分子”。他更接近雷蒙•阿隆那類對歷史表像保持警惕的自由知識分子。他的史學家生涯一開始就充滿了論戰。出於文學興趣，他從事專業史研究的同時，一直兼任《新觀察家》雜志書評欄主筆；而且他的歷史撰述與當代問題的論爭緊密相關，這也說明為何他的每一部主要著作問世總要引起一場論戰：1965年其《革命史》遭到共產黨史學家的批判；1978年其史學論著《思考法國大革命》被斥為一個對大革命感到“幻滅”的人的“情感自白”；1994年《一個幻想的往事：論20世紀的共產主義觀念》出版再次迫使他面對左派知識分子的責難。

在當代生活中，這種個人的特殊經歷難免有造就一個“學術明星”的效應，而多少掩蓋了一個研究問題的人帶來的變化。傅勒（François Furet，1927—1997）出生於巴黎一個不再恪守天主教傳統的共和派資產者家庭；他的祖父是個德雷孚斯派人士；外祖父是共和派參議員；他有一個舅舅是社會黨籍國民議員；家族背景對年輕人政治取向的影響，在法國似乎成為由來已久的風俗。傅勒對基佐的名言“我乃1789年激情培養的一代”抱有同感，甚至其歷史撰述中對教會問題的某種輕視，譬如他認為“非基督教化”隻是大革命時期的一個短暫現像，大概來自法國歷史中這種相對晚近的家族傳統。傅勒早年就讀於巴黎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後轉修法學；後來的擇業方向一度猶豫於文學、哲學和歷史學之間。他終的個人抉擇似乎與一場疾病有關。1950年傅勒患結核病中輟學業，此後數年時光大多在阿爾卑斯山中的療養院度過。這種疾病的脅迫似乎成了個人命運中某種決定性的東西：四年養病和讀閑書的時光使一個遊移於文學夢的青年在山中與歷史學結下不解之緣。在此期間他必涉獵了一個重大課題：革命史。

在大病初愈的1954年，傅勒考取歷史教師資格。這使得一個非歷史學科班出身的人在等級森嚴的學術機構裡獲得了一張研究的通行證。50年代末，傅勒在巴黎大學馬克思主義史學泰鬥歐內斯特•拉布魯斯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與沃維爾同為拉布魯斯的同門弟子。大概是厭倦了學院派的通史寫作風格（他婉轉地譏為“博學”寫作），或者是沒有耐心在老師的戒尺下過學生的刻板生活，傅勒不久就放棄了博士論文。1960年，已經發表一部18世紀巴黎社會史著作的傅勒有幸成為被布羅代爾網羅到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的一批纔子之一，從此開始了一個大革命史學家成長的道路。70年代，傅勒成為該院高級研究員和教授，並一度出任院長。此後的經歷是一個國際學者的聲望：1985年獲聘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並成為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1990年以其歷史學撰述獲法國托克維爾終身成就獎；1996年獲歐洲社會科學獎，同年獲德國漢娜•阿倫特政治思想獎。1997年3月20日傅勒當選法蘭西學士院院士；但未及學士院為其舉行接納儀式，這位為革命史奉獻了畢生精力的學者於四個月後（7月20日）在巴黎溘然長逝。

三

1965年傅勒與裡歇合著的《法國革命史》（兩卷本）出版，在相對平靜的法國史學界引起一場不小的地震。按時人的觀察，地震未造成破壞。但論戰爆發，此書被認為是大革命故鄉出現的部“修正主義”版本革命史；就像某種外來思潮的入侵，但不可能危及法國的遺產。

的確，當時占學術主導地位的雅各賓派史學內部雖然已經出現了裂痕，但法國的史學家們尚未充分意識到這場危機對學術流向可能帶來的變遷。這場地震的後果，至少要等二十年後纔觀察得到。由此可見，自奧拉爾、馬迪阨、勒費弗爾以來奠定的學院派革命史學在法國具有的幾近“國家史學”的地位在當時還是不可動搖的。傅勒後來把此書引起的論戰稱做知識分子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但論戰本身並不是偶然的。它起因於當時進入學術視野的兩個基本事實：一是革命史在法國的學術機構裡變成了“國家史學”的一塊特殊領地，長期盤踞在這塊領地上的左翼知識分子把大革命史變成了某種馬克思主義通俗版本的紀念史學；二是在大革命起源等問題上，被通稱為“修正主義”學派的英美學者從50年代中期起向法國主流史學提出了挑戰。

論戰發生在1970年前後。巴黎大學革命史權威索布爾及其弟子馬佐裡克首先發難，指責傅勒和裡歇合著的革命史企圖推翻半個多世紀以來卓有建樹的法國學院派革命史學術傳統。作為對權威責難的反駁，傅勒1971年初在年鋻派刊物Annales E．S．C．發表《革命的教理》一文。大致而言，這場論戰圍繞傅勒和裡歇所著革命史卷第五章（《革命的失控》）、第六章（《革命浪漫主義》）和第七章（《危難時期》）的主要論點展開。這三個章節分別討論：（1）1791—1792年革命的激化和失控，包括戰爭、革命意識形態以及恐怖主義專政，導致革命進程偏離了前革命時期的自由主義和革命初期的憲政方案；（2）吉倫特黨人和山嶽派之間的鬥爭隻是權力鬥爭，而非階級利益之爭；（3）巴黎的民眾（無套褲漢）運動並非如索布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說的革命時期行使“人民民主”監督作用的政治上的社會集團，而是某種不正常的糾偏力量，很大程度上成了革命恐怖主義的工具。這些論點，就其改寫革命史的基本內容而言，當然觸怒了巴黎大學革命史講座四周的左派學者。當今健在的雅各賓史學的後捍衛者、著名史學家沃維爾把這場震撼稱作“大攻勢”。他回憶說：“進攻來自多個地點：它在盎格魯—撒克遜學派那裡找到了初的一些重量級人物（柯班的《法國革命的神話》或者大西洋彼岸泰勒的《法國大革命起源無資本主義說》）。但這一思潮很快就傳到法國來，由弗朗索瓦•傅勒和德尼•裡歇的《法國革命史》於1965年點燃了導火索。”

這裡就不詳涉論戰的具體情形了（讀者可參看傅勒本書下篇的相關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傅勒論戰文章中有一章專門討論法國舊制度時代的封建地租和革命前夕的三級會議“陳情表”，似乎表明他接受了英美修正主義學派（尤其泰勒和薩瑟蘭）關於法國大革命起因及社會構成的分析，試圖論證化現像，進而論證1789年的事件中不存在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命題而言，這部史書尚未擺脫“正統”史學的術語和框架；不過從方法上講，這種論證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彌補傅氏革命史撰述被批評為“缺乏史料”支持的缺陷。但傅勒的意圖是重新提出一種“概念史”的構想，一種有別於通史的，同時又建立在各代人文史檔案工作及研究成果基礎上的概念史。這一思路在後來的幾篇論文中逐漸清晰，後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中得到完整的闡述。

四

傅勒指出：“大革命不僅創造了使‘當代’法國能在其中被識讀的政治文化，還給這個法國留下了各種合法性之爭和圍繞一種幾乎不明確的可塑性的一攤子政治論爭。”總括傅勒這個時期的史論工作，主要是廓清後兩個問題：歷史闡釋中的各種身份認同使大革命“生出許多不同的面孔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把革命史綜合成某種可塑的歷史起源說並用它來概說未來的歷史形態。傅勒與共產黨史學家論戰，並非僅僅針對索布爾及其弟子，而是針對繼社會黨人和激進派之後在法國學術機構裡“接管共和國紀念儀式”的所有共產黨知識精英。這一聲音不像戰後來自右翼陣營的批評。雖然那個年代的特點是知識分子生活公開化，但傅勒的知識分子肖像有點像孤傲的隱士，像巴黎奧斯曼街區老式路燈下的獨行人，不受時髦的結構主義吸引，也不追隨60年代特殊氣氛下的毛主義運動。他後來對自己的這種“冷漠”既無辯解，也無自責。以我個人目前所能接觸的資料，似乎此一聲音來自左翼知識界內部的叛逆思潮，至少出自一個“中間派”學人的知識涵養。

我的判斷基於如下觀察：首先，傅勒曾經是拉布魯斯（傅氏稱之為至今仍是革命史起源研究方面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泰鬥”）領導的革命史龐大研究班子的成員；其次，傅勒本人自稱對馬克思經典作品“相當了解”；而據沃維爾的一個曖昧說法，傅勒是“拉布魯斯方法培養出來的史學家”，盡管他“終與他青年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資源決裂”了，他仍然是一個專長於社會史方法的史學家。從傅氏歷史批評的兩大資源（托克維爾和古參）來看，人們可能傾向於將他歸入自由主義保守政治學者的行列，但其後期著作（《一個幻想的往事》）在涉及20世紀歷史問題時，更接近漢娜•阿倫特的政治思想。這種表面上的身份悖謬是不重要的。傅勒言及歷史學家古參的性格時說過一句話：“一個人可以對某個事件或某一歷史現像感覺疏遠或眷戀，但無論疏遠還是眷戀本身都不提供力量來為之起草一種解釋。”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看做傅勒本人的座右銘。力量來自對事物的一種信念。

我在此舉出這些顯然有欠明晰的身份資料，無非是想說明在薩特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盛行的70年代，法國左翼知識界確有一些知識分子從左岸的時髦風氣中抽身出來捍衛知識的信譽。當代世界使風俗變成政治，乃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在時間流逝三十多年後回頭去看那一切，可以衡量出知識更新對改變人與事所具有的力量遠遠超過飄蕩在歷史之上的政治浮塵。何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從歷史的喧囂中抽身而出，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目光。蒙田嘗言：“我表達意見，也是為了宣布我的目光的尺度，而非事物的尺度。”這也是自啟蒙時代以來法國知識人的一個傳統：尊重知識超過黨派信仰。確如傅勒指出，從70年代起“批評一切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已經不再是右翼思想界的專利（或準專利），它也成了左派思考的主題了”；“左派文化一旦接受思考事實，也就是說從它自身價值方面去思考20世紀共產主義經驗構成的災難，就不得不批判它自身的意識形態，批判它的闡釋，批判它的那些所謂合理化建議。正是在左派的身上建立起了歷史與大革命之間的距離，因為它曾經相信全部歷史就在大革命承諾的希望裡”。傅勒提起他個人的“左派”經歷時曾坦言“欠了共產黨的人情”，那是因為這段經歷使他得以從左派資源的社會學總結中瞥見這樣一種距離：偏離保持一個純潔“源頭”的想法反而能夠挽救法國大革命的卓越價值。從《思考法國大革命》這本書的論證方式可以看出，正因為作者對左派資源有足夠的研究，任何炫耀馬克思經典學識的人都逃不過他的判斷。一個自言欠情的人，超越“黨派信仰和昏暗的論戰”，乃是以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更好地捍衛真理。

在傅勒看來，共產黨的學子們已經把革命史學變成了一種完全與知識活動相脫節的紀念式史學。他本人和裡歇撰寫革命史書的宗旨就是要求“學院派史學與新雅各賓學術傳統之間的一貫衝突讓位給真正的和公開的學術討論”。在發出這種提請恢復學理秩序的呼聲的同時，傅勒也根據勒費弗爾的一項研究成果從闡釋層面提出革命化角度：不贊成將法國大革命視為單一整體，而應根據長時段史料建立多種革命交錯或並行的觀念，尤其通過重構革命行為方式來提供一個可供分析的事件全貌。傅勒甚至對革命的宿命論或必然性提出質疑。他認為法國大革命進程的某些方式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深入研究革命的起源必承認“革命史中包含了部分偶然的事故性因素”。這種“事故性”原因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導致法國大革命失控，在傅勒之前幾乎是主流革命史學的一塊禁獵地，盡管托克維爾已經涉足過其中的某些地段。

五

這個思路大約在十年後成熟。傅勒於1978年發表《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嚴格說來，這本書由四篇論文組成，分做上下篇。上篇相當於總論性質的導言，勾畫了一種概念史的方法，其中心觀念是在革命史中引入批判理論。下篇是對兩份史學文獻（托克維爾和古參）的解讀；有趣的是，傅勒發現並非在治史方法上“長時段”概念就優於“短時段”概念，兩者的優劣取決於對像和經驗。這本書提出結束對歷史記憶中大革命所包含的虛幻性東西的崇拜：法國大革命結束了。

這不是說，傅勒主張給法國大革命打上日期並收進檔案。結束，有兩層意思：首先是進行某種基本的修正，停止在學術上繼續把法國大革命作為當下政治辯論的資本投給未來；其次，必須用批判的眼光清理革命史學中以人物的歷史行為方式掩蓋“民主悖論”的通史觀點。反通史隻是一個轉換的說法。對傅勒來說，後一個方面纔是革命史今後真正的學術方向。因為，迄今為止討論革命意義的所有法國文獻僅僅是把革命作為一個的奠基事件並給它一個合法日期而已，沒有觸及革命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代議制這部失敗的歷史。

回避大革命的“民主悖論”恰恰是法國人的“歷史情結”。這對給革命以一個真實的意義究竟有多大好處，在傅勒看來是大有疑問的。這不僅僅牽涉到學術論爭，甚至就人們通常所說的法國大革命的“普適價值”而言，法國史學並沒有提供一種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釋。常年的學院派史學把法國大革命限定在經濟社會史的長時段視野中，其結果反而是使那個事件變成一切通史具有的東西，要麼使它的暴力（反民主）特征消解或“合理化”，要麼使它變成蘇俄式二次革命的“雙重扳機”。傅勒指出，時至今日法國大革命仍然是一個具有不透明性的事件。就像托克維爾一個多世紀以前就指出的那樣，“對於那些隻想看到革命的人，法國大革命將永遠是一片晦暗。”按傅勒的看法，長時段隻能解決革命的起源問題；要解釋法國革命在政治上的失敗，必須“重新發掘原原本本的政治分析”。回到概念化，回到短時段的政治史解讀，也就是從“民主的悖論”這一現像去分析那個十年史期的實際情形，纔有可能給出一個合理的總結。

在80年代末以前，這種提請恢復學理秩序的呼聲雖然發聾振聵，但似乎產生的論戰多於實際效果。身為學院派史學家的傅勒本人就驚異於他在這個場所裡常年看到的景像：大革命史學中令人敬畏的嚼舌頭更甚於政治意識形態。不過，經歷那些論戰年代之後，某種變化也預示了一個重大的學術方向：闡釋1789年以來的法國代議制演變史，以期給法國大革命的“普適價值”以一種明晰的、可理解的含義（下面還會談到這一問題）。誠如傅勒指出，法國大革命開創了一種普適的“民主文化”，但法國大革命神秘之處卻在於它同時又是民主的一個悖論。這不是用行動者的主觀願望和馬基雅弗利式的政治行動理論就能一勞永逸地解釋的。革命起草了代議制的同時，又經由雅各賓主義而逾越了憲政革命。民主走向它的反面。這種歷性自身也同時包容了一個反命題的類型，類似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講的“自由相對於價值的不可逆轉的綜合癥”就是“自由社會”本身。

按照傅勒的看法，托克維爾早已揣測到這個中心問題：這場革命有它自身的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說革命的整部歷史都處在這些原因裡。明智的做法是把“作為史案（全部原因與後果）的大革命同作為變革方式（亦即作集體行動的特殊動力）的大革命”區別開來。這條路子的好處在於可以破除作為歷史時期的革命特有的不透明性，反映在史學上則是那種“混合體裁”的通史特征的東西。盤點這份遺產，必須在民主觀念和歷史行為方式之間建立起歷史闡釋和批評的一切距離。

任何歷史批判理論的嘗試必然包含知識重建。傅勒身上有一種可能來自他青年時代文學氣質的東西，非但沒有損害一個歷史學家應有的嚴謹，反而給他帶來歷史散文寫作者通常少有的那種詞語智慧。一種激揚文字的個性。這是一個批判法國大革命的人的大革命激情：要解釋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讀《思考法國大革命》這本書，我們不得不承認作者精於文理章法，尤感嘆其文章魅力，就連論敵也承認書中“妙語迭出”。風格並非思想的代價，而恰恰是思想的補充。這與作者一貫倡導的史家風範有關：非功利的歷史知識活動纔是好奇心的真正朋友。

一般認為，自馬魯的著作問世以後，與批判哲學相聯繫的反事件史已從歷史編纂中消滅了敘事。傅勒建議恢復“短時段”的地位，也就是說歷史學家的眼光可以回到事件上來，但不是重建事件史，而是將事件分解：概念化。歷史事件的概念化，這個理論的闡述初見於保羅•梵納（Paul Veyne）1971年發表的那本頗為繁雜的方法論著作《怎樣寫歷史》。這裡暫不詳涉傅勒與梵納的異同。傅勒抱怨法國學院派中“那些統稱歷史學家者，並無從事非敘事性的政治史的習慣，或者是將短時段同概念聯繫在一起的習慣”這種批評指涉顯然寬泛了。矛頭對準的是60年代以後法國整個學院派的史學風氣，包括年鋻派的長時段理論。但更準確地說，傅勒是想用某種概念史去修正他的老師拉布魯斯和共產黨史學家索布爾的經濟社會史方法。此時他腦海裡已經裝著一個三位一體的方案：政治解讀，反通史敘事法，重建歷史批判理論。這種方法是否過於狹窄和偏激，暫且不論。

與學人追逐時髦理論的姿態相反，傅勒在19世紀的史學資源（托克維爾、基佐、米什萊）中看到了重建歷史批評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傅勒堅信隻有保守政治哲學能夠建立一種批判尺度。談到基佐的革命史著作時，傅勒指出正是政治保守主義使基佐得以從奠基性事件的神話中抽身出來。可是，19世紀的批判精神也遠逝了。法國大革命成了一個刁蠻的左派“君王”，以至於學界中人一涉及革命史就“惟恐在歷史與哲學批評中帶上興師問罪的風格和習氣。”革命既是一個在時間流逝中“被冷卻了的對像”，也是一個喪失了年代的“熱”對像，尤其在20世紀，乃至今天。對於傅勒來說，這個歷史對像還在當代的政治場域中主導著未來的表現，還革命以其與生俱來的政治闡釋權利恰恰可以解決一個法國往事經由歷史學延入當代史的那種特殊性，因為“大革命有生辰而無卒年”；就法國事件所開創的政治文化遠未被窮盡而言，這個往事仍然是我們的當代史。尤其在左派史學內部，由於某種既定的知識成因（饒勒斯、馬克思），產生於歷史闡釋的話語往往被用來作為當下時代的解釋機制並成為政治場域擴大的依據，結果蘇聯的例子不可避免地像一支回飛鏢那樣飛回來擊中它的法國“源頭”。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中初步表述的這個觀點，後來成為他考察當代政治形態（十月革命和極權主義起源）的基礎（《一個幻想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