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定義：童年和青少年時代

家庭生活是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理想的重中之重。然而，維多利亞時代也存在著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使得身處其中的孩子和成人很難獲得快樂的家庭生活。似乎是為了論證這一觀點，狄更斯在小說中不乏對高度畸形的家庭進行描寫，例如：《荒涼山莊》中的傑利比家（Jellybys），《艱難時世》中的葛擂梗家（Gradgrinds）；他的小說中還會塑造一些成人形像，他們的經歷極其悲慘，為了生計不得不背井離鄉流離失所。《遠大前程》中馬格維奇（Magwitch）說：“我曾經被銬起來，像個銀茶壺……被裝到車裡運來運去，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我被戴上足枷，被鞭打，被驅趕，我很害怕。不像你，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哪兒出生。我頭一次知道世上還有我這個人，是在埃塞克斯郡，為了活下去，不得不偷蘿卜喫。之前收養我的那個人是個男補鍋匠，後來他丟下了我，還帶走了火爐，剩我一個人挨凍。”

狄更斯童年也曾有過類似的動蕩生活，或許沒有小說中描寫得那麼困苦。這段歷史，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狄更斯的著作中童年問題至關重要。除了在小說中對現實進行抨擊，在窮人問題上，狄更斯也試圖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特別是規勸人們完善教育體制。直覺告訴狄更斯知識是改變孩子命運的途徑，他在《考察報》（Examiner）中寫道：“在英國除了犯罪、疾病和不幸外，無知也在不斷滋生，無處不在。”

當然，大部分孩子終會進入工廠，狄更斯也曾在工廠待過，那段記憶一直伴隨著狄更斯整個成年生活，令他不勝其擾，以至於讓他想改革整個體繫。例如，應沙夫茨伯裡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邀請，狄更斯參觀了一個工廠，之後狄更斯寫道：“我所觸目之處已經夠了，讓我深惡痛絕，震驚不已。我一定要盡我所能為那些不幸的人全力出擊……”

時至今日，那些通過狄更斯“全力出擊”而塑造的人物形像已經存活了大約一百五十年，如小扒手道奇（Dodger）、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斯麥科（Smike）和奧利弗·特維斯特（Oliver Twist）。狄更斯在描寫這些人物的辛酸經歷時，總不失幽默，這也足見狄更斯高超的寫作技能。

在一個昏暗的房間的角落裡，董貝坐在床邊的一把大扶手椅上。兒子蜷縮在一個暖和的小睡籃裡，睡籃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張低矮的長椅上，距離火爐很近。仿佛他是一塊松餅，需要趁著還鮮嫩的時候，把他烤成棕色。

                     《董貝父子》（Dombey and Son），1846—1848年

“哦，”我的姨媽說，“這就是他的孩子—親生兒子。他長得幾乎跟他父親一模一樣，雖然也有幾分像他母親。”

                   《大衛·科波菲爾》1849—1850年

想到這兒，斯奎爾斯先生（Mr Squeers）變得十分惱火，他盯著那個小男孩，看是否能找個碴狠狠地揍他一頓。然而，小孩竟什麼也沒干，於是，他隻是給了小孩一記耳光就作罷了，並告誡小孩下不為例。      

              《尼古拉斯·尼可貝》，1838—1839年

“你給馬下個定義。”

聽到這樣的要求，西絲·朱浦（Sissy Jupe）大驚失色。

“二十號女生竟然不能給馬下個定義！”葛擂梗先生為了教育這些小孩子說道，“二十號女生不知道什麼是馬，它是常見的動物！男孩子呢？比策（Bitzer），你對馬的定義是？”

那根方形手指點來點去，突然點到了比策，或許是因為他坐的位置和那個女生踫巧在同一束陽光裡。陽光從一個沒有窗簾的窗口直射進來，照進刷得雪白的屋子，同樣也照到了西絲……

“比策，”湯瑪士·葛擂梗說，“說說你對馬的定義。”

“四足動物，食草類，四十顆牙齒，包括二十四顆臼齒，四顆犬齒，十二顆門牙。春天脫毛，在一些有沼澤地的國家還要換蹄，蹄子很硬，但是還需要釘掌。從牙齒可以判斷出它的年齡。”比策如此種種說了一大堆。

“二十號女生，”葛擂梗先生說道，“你現在知道什麼是馬了吧！”

 《艱難時世》，1854年

外甥為了報復、嚇唬他的姨媽，屏住呼吸，讓他姨媽相信他已經下定決心要把自己憋死。不管是輕言細語還是使勁搖晃，他還是憋足了氣，憋得面色蒼白，仍不肯罷休，一直憋著直到面無血色，終於姨媽再也忍不住了，把他領了出去。隻見他兩隻眼睛鼓得像龍蝦，完全看不到脖子。

《非營利的旅行者》之《倫敦市教堂》

（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1860年 

那些日子，一些庸醫把柏油水當成是良藥。喬夫人（Mrs Joe）總是在碗櫥裡備著一些，深信這些令人作嘔的東西會有神奇功效。流行的時候，把這種東西當作補品，讓我大喝特喝，記得當時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有一股難聞的味道，極像新籬笆的味道。

皮普，《遠大前程》，1860—1861年

“我的母親？跑啦，夫人！”龐得貝（Bounderby）說道。葛擂梗夫人一如往常，先是驚得目瞪口獃，然後癱軟下來，終沒有說話。“我母親把我扔給了外婆，”龐得貝說道，“記憶中外婆是世上邪惡壞的女人。如果我有一雙鞋子，她肯定會從我腳上脫下來拿去換酒喝。因此，我了解了外婆會在早飯前躺在床上喝十四杯烈酒。”

葛擂梗夫人虛弱地笑了一笑，毫無生氣，看上去一如往常，就像一個粗制濫造的透明的小雕像，隻是背後缺乏了些光彩。

“她開了一間雜貨鋪，”龐得貝繼續說道，“把我放到裝雞蛋的箱子裡，那就是我嬰兒時的搖籃。等我長大了一些，能夠跑得快了，我自然就毫不猶豫地逃跑了。於是，我成了一個流浪漢，打我、讓我挨餓的不再是那個老太婆了，換成是老老少少，所有人都打我，讓我挨餓。他們是對的，他們沒有義務幫我，我就是討厭鬼、包袱、禍害，這一點，我特別清楚。”

《艱難時世》，1854年

“那幾個年輕的女士們，”簡短的寒暄之後，帕迪戈爾夫人（Mrs Pardiggle）便侃侃而談起來，“這是我的五個兒子。你們可能已經從我們尊敬的朋友賈迪斯先生（Mr Jarndyce）的打印捐款單（也許不止一張）上面看到過他們的名字。我的大兒子埃格伯特（Egbert），十二歲，他把自己五先令三便士零用錢寄給了托卡胡鉑印第安人；我的二兒子奧斯瓦德（Oswald），十歲半，捐了二先令九便士給國家史密瑟斯推薦書；我的三兒子弗朗西斯（Francis），九歲，捐了一先令六個半便士；我的四兒子菲利克斯（Felix），七歲，把八便士捐給了年邁的寡婦；我的小兒子阿爾弗雷德（Alfred），五歲，自願參加‘快樂寶寶會’，並發誓終身不抽煙。”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孩子們如此不滿。不單是因為他們面黃肌瘦、毫無生氣，盡管他們看上去確實如此，還由於他們看上去似乎極度不滿、怒火中燒。

《荒涼山莊》，1852—1853年

人們對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自己非要出生似的，好像我是違逆著理性、宗教以及道德，不顧好朋友的勸阻，執意要出生似的。

皮普，《遠大前程》，1860—1861年

皮普欽夫人（Mrs Pipchin）管教孩子的方法是這樣的，她不鼓勵教育孩子像對待花蕾那樣，讓其自由綻放，自由發展，而是訴諸暴力，就像對待牡蠣那樣強行打開……

《董貝父子》，1846—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