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與薩特、波伏瓦在一起
薩特為什麼重要
給薩特以歷史地位——如何認識薩特
從“惡心”到“迷茫”——薩特哲理中的基本現實觀
嚴酷無情的自我精神分析——薩特的自我認知
當以歷史唯物主義度量薩特——面對薩特的應有之態
文學中的“存在”與“存在”文學——薩特文學的根本性質
薩特是否過時？——薩特聲望受到的挑戰與衝擊
薩特的永恆價值——關於薩特的不朽意義
薩特的“另一半”——西蒙娜?德?波伏瓦
女人並非生來就是女人——波伏瓦的回憶錄
一代知識精英的形像寫照——波伏瓦的《名士風流》
薩特、波伏瓦與奧爾嘉的“三重奏”——《女客》中的自傳性成分
“世紀病”的提出——波伏瓦的《美麗的形像》
薩特與中國
把薩特介紹到中國
薩特的中國行
凡俗的大師，精神的巨人
薩特與中國思想解放
薩特生平與創作年表

與薩特、波伏瓦在一起（代序）

到了巴黎，安頓了兩天以後，我關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蒙巴納斯公墓去看讓-保羅?薩特。很自然，在我向法國外交部文化技術司提名要見的作家名單中，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就名列首位了。我想去和她談薩特。同行的金志平同志當然也樂於陪我去會見這位當代著名的法國女作家，薩特的摯友、終身伴侶。
其實，我去看薩特並不止一次，到達的第二天，我們在蒙巴納斯區辦事時，經過那有名的公墓，我就不大合時宜地要進去先看一看。我看見了薩特就躺在進大門不遠的牆根下。
正式憑弔的那天，天氣陰涼，天空中迅速吹過一陣陣灰黑色的雲，似乎雨意很濃，使行人有點擔心，但又沒有下。巴黎的10月總是這副德行，很少有晴朗的時候，不過，風倒是沒有半點寒意，隻使人感到涼爽而已。公墓外寬闊的人行道上，有幾排高大的洋槐，在風的吹拂下奏出了和聲。地面隻散亂著少許剛剛發黃的樹葉，如果不是前天夜間下了雨，也許它們還不會落下來。巴黎溫和的10月，本來就無意於驅走綠意，更談不上要以霜寒對枝葉相逼了。
蒙巴納斯公墓就在艾德加?基內大道旁，外有高大的布著常春籐的圍牆，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的莊院，站在大門口，面前呈一“⊥”形的兩條柏油路，構成了墓地的主要交通干線，橫路與圍牆平行，從大門口往右走不上二十步，就可以看到在一大片古老的灰黑色墓碑中，有個淺黃的石墓，墓碑隻有一尺來高，上面有簡單的兩行字：

讓-保羅?薩特
1905—1980

要是沒有那淺新的顏色，讓-保羅?薩特是不引人注意的，他隻在一片叢立的墓碑中擠出了一塊小小的地方，遠遠不及那些不見經傳但先占好了地盤的鄰居們那麼有氣派，和他們那些高大的“門牌號”相比，他的那塊低矮小巧，也沒有任何裝飾性的雕塑，樸實無華。但不同的是，我每次來的時候，薩特墓上都有鮮花：水仙花，菊花，玫瑰花，鳶尾……有的是花束，有的是盆花，而他那些鄰居巍峨的府第前，卻缺乏這些鮮艷的有生命力的色彩。
盡管牆外的大馬路上汽車來往不斷，墓地畢竟是墓地。一片淒清。一片寂寞。在這個簡樸的墓前，如果隻是為了“到此一遊”，一分鐘也就夠了。可是，因為墓中這個人物和我自己近兩年的工作頗為有關，所以這天我在這個毫無遊覽觀光價值的地方，卻流連了將近一小時之久。
薩特的作品我早就讀過一些，對他的情況也算還不陌生，因此，1979年在全國外國文學工作規劃會上的發言（即《關於西方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裡，專門談到了他。那篇發言是針對日丹諾夫對西方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偏頗的論斷長期在中國的影響而發的，目的隻求衝破一些不合理、不切實際的極“左”的條條框框，以促進對現當代西方文學的評介和研究。這個發言曾經引起了多數同志與讀者的共鳴，也有一部分同志善意而坦率地提出過商榷，這些都使我感到親切、自然。1980年4月15日，薩特逝世，6月，我應《讀書》之約，寫了《給薩特以歷史地位》一文，發揮了前文中的一些觀點，可是，不久，我就在一次全國性的外國文學工作會議上，親耳聆聽了一個針對該文的大批判的發言，什麼“批評日丹諾夫就是要搞臭馬列主義”等等。我沒有作任何答辯，隻是下決心盡早把薩特資料專集編選出來，也算是一種答復。
正因為經歷過這樣一些事，所以我帶著一種感情在薩特的墓前站了一會，而後，坐在它旁邊一條木頭已經發朽的破長凳上，不是為了休息，而是為了在這裡多待一會。我的思緒泛泛地想起薩特生平中的一些事：參加反法西斯鬥爭，反對侵朝戰爭、侵越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支持法國革命群眾運動，挺身而出保護《人民事業報》，拒絕諾貝爾獎金和“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他在哲學上提倡人進行積極的自我選擇，以獲得積極的本質，過有意義的生活；他的文學作品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他還在作品中抨擊和諷刺過種族主義、法西斯殘餘以及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狂熱。我想，所有這些不正是彙入了當代進步正義事業的歷史潮流中嗎？不是和我們所經歷過的路線平行發展的嗎？為什麼不可以說他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列寧曾把托爾斯泰的名字明確地和俄國革命聯繫在一起。說“屬於”，並不是說“等於”，更不是說“就是”，這是常識，不應該引起誤解。何況，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本來都是無產階級應該繼承的。
看著金志平同志已經完成了參觀整個墓地的任務，從遠處走了過來，我結束了我的思緒，也從長凳上站起來，準備往回走。面積不大的公墓隻有少數幾個憑弔者，的確顯得有些空曠，可是，一年多前，薩特葬禮的那天，卻曾有好幾萬人把薩特送到這裡，它怎麼容納得了那麼多人呢？
兩天以後，當我和一位法國朋友談起薩特時，他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表情說：“我真感到驚奇，那天竟有那麼多那麼多人為他送葬，什麼人都有。”在另一個場合，我又聽說，法國學術界對薩特的研究越來越細致，已經有了相當一批薩特學學者，不久還將成立薩特中心。薩特是人們公認的思想史上的一個偉人，這在法國已經是無需再爭議的了。其實，何嘗在法國如此呢？在世界其他地方，薩特也被作為人類精神領域中一塊高聳的裡程碑而成為了學術研究中的一個巨大課題。今年上半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懷德納圖書館的書庫裡，親眼看到世界各國出版的評介和論述薩特的專著，就有整整兩大書架之多。
可惜薩特已經去世，我來巴黎太遲了。不過，西蒙娜?德?波伏瓦還在，在我的心目中，她與薩特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體。他們在求學時代就相識並成了終身伴侶。隻不過他們為了表示對傳統習俗的藐視，而從未舉行結婚儀式；他們同時開始創作活動，她幫薩特建立了人類思想發展歷程中存在主義這一獨特的路標，她以與薩特思想傾向一致的作品，而和他在當代法國文學史上構成了影響深遠的存在主義文學；她在政治上始終是薩特的同志和戰友，共同參加過反法西斯的鬥爭，從事過種種進步的事業，一同訪問過新中國，對中國一直懷著友好的感情；在生活上，如果用簡單化的語言來說，她實際上是薩特的妻子，薩特一生得力於她實在不少，30年代，薩特一度精神不正常，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經濟上和生活上給了他極大的支持，幫助和照顧他恢復了健康。他們兩人在巴黎雖然各有寓所，但相距甚近，幾乎是每天，薩特總是從他的住處，步行來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家，在這裡看報、讀書、討論問題、修改稿件，度過整整的一天……不過，當我來到巴黎後，卻聽到了關於他們的生活的一些傳說：薩特最後十年身邊包圍了一批左派青年，他又收養了一個女兒，他與西蒙娜?德?波伏瓦疏遠了，甚至逝世時並沒有什麼遺物留交給她。有人就企圖利用這些情況，把這兩個人分割開。
歷史的基本現實，往往總有一些局部的現像來遮蓋，正像藍澄澄的天空裡，有時總要飄過幾朵障眼的雲霾。我把上述的傳聞與數十年來的基本事實作了一個比較，覺得它們微不足道，我還是把薩特與西蒙娜?德?波伏瓦看做一個整體，因此，我幾乎是懷著見薩特的心情來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門前。
門開處，一位衣著雅致、氣派高貴的老太太站在我們面前，從面部的輪廓上，我馬上認出了這就是我在照片上見過的與薩特在一起的那位風姿綽約的少婦。她的老態是非常明顯的，雖然體格清瘦，但是動作遲緩，遠遠不如我後來會見的法國當代文學中另外兩位著名的老太太娜塔麗?薩洛特和尤瑟納爾那麼精悍、靈活、自若，盡管她們的年齡比波伏瓦都要大五六歲。她裹著一條淺黃色的紗巾，包裹的式樣有一點像斯達爾夫人那著名的頭像，她穿著淺色的襯衫，灰藍色開胸的羊毛衫裡，又露出罩在襯衫上的雪白的絨背心，下面則是一條墨綠色的絨褲。如果說她身上的色彩是豐富的話，那麼，房間的色彩就不知豐富多少倍了。淺黃色的牆壁、淺灰色的窗紗、深紅色的帷幕，牆壁四周的上方是懸空的書架，書籍繁浩的卷數和式樣，又必然帶來繽紛的色彩。屋內的陳設琳瑯滿目，各種美術作品，東方和西方的古董，沙發、燈罩、茶幾都呈現出各種式樣和顏色。鮮花也有好幾種：潔白的蘭花、鮮紅的玫瑰……牆壁四周的下方，是一圈著地的書架，除了書籍以外，還有數不清的唱片和更加數不清的小擺設，其中有中國的泥人和皮影。室內到處都有她與薩特的照片，有的掛在牆上，有的放在書架上、茶幾上或書桌上。這是她的客廳，也是她的書房，她的書桌就在一個角落裡，那裡更是集中地擺著薩特的照片。房間的中央，有一架好看的綠色螺旋形樓梯盤旋而上，通往一套房間，顯然那是她的寢室和其他的用房。
薩特就曾在這裡度過了好些時光，這就是薩特的第二個家。他常坐在哪張沙發上聽西蒙娜?德?波伏瓦給他念報？他是從什麼時候起，微弱的視力開始失去了對這裡的豐富色彩的感受？
她把我們讓在房間的一角，這裡有好幾張彼此靠近的沙發。我先向她表示問候，並針對上述的傳聞和說法，特別強調我不僅是把她看做當代法國文學中的大作家，而且是把她看做薩特最親密的戰友和伴侶來致以問候的，這使她顯得有些高興。我感到，那似乎是一種突破了沉郁心情的高興。
我們開始談到了薩特。陪同的瀋志明同志向她介紹了我對薩特的研究和評論。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聽到這些，像關心自己最重要的事一樣，就單刀直入地問我對於薩特的觀點和看法。我陳述了我的一繫列觀點，她注意地聽著，不插話，不出聲，隻是點點頭，從她的表情來看，我覺得她似乎對我認為薩特是法國文學中從伏爾泰開始的作家兼、鬥士這一傳統在20世紀最傑出的代表的這一論點最為欣賞。
在我說完以後，她對我的陳述總的表示了贊同的態度：“我同意您的看法。”這時，我發現，話語不多但卻干脆而毫不含糊，似乎是她的習性。接著，她又詳細問我《薩特研究》的內容，薩特的文論選了哪幾篇，薩特的小說和戲劇選了哪幾部，等等。我一一介紹的時候，她都頻頻點頭，表示了贊同，並且向我提出，希望將來出版後，能寄給她一本。
這時，我發現一個對我來說頗為嚴重的問題，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了，而我想要和她談的問題還沒有開始。她的身體顯得並不怎麼太好，難道好意思占用她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何況，聽說她也是法國作家中輕易不見客的一個，每次見客時間都不長，甚至對法國那些薩特學的學者幾乎一概拒而不見……
我趕快提出我的問題：“您是最了解薩特的人，我想聽聽您對薩特作為一個戰士、一個文學家、一個哲學家所具有的最可寶貴的價值的看法。”
我想用這樣一個大題目引起她大段的論述，沒想到她的回答卻是這樣濃縮：
“薩特作為思想家，最重大的價值是主張自由，他認為每個人必須獲得自由，纔能使所有的人獲得自由，因此，不僅個人要獲得自由，還要使別人獲得自由，這是他作為社會的鬥士留給後人的精神遺產。”
我並不認為這種自由觀與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是一致的。但現在不是作對比和分析的時候，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她多談一些，使她談得具體一些，於是，我趕緊接過自由的話題，談到了薩特與加繆在自由觀上的區別，薩特不脫離社會條件，而加繆卻有些形而上學。
果然她接下去了：“在薩特看來，隻要作為一個人，就要獲得自由，並且，在爭取自由的時候，要知道別人也是缺乏自由的，因此，也應幫助別人獲得自由，當然，不是形而上學的自由，而是具有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自由。是的，加繆也提倡自由，但隻是人自身所要求的一種抽像的自由，而薩特，他雖然也認為自由是人自身的內部的要求，但他同時認為必須通過具體的社會環境，既要超出眼前的物質利益，也要通過物質利益表現。”她說這些話的時候，都是以干脆利落、斬釘截鐵的口吻，聲音有點發尖，因此，更加顯得嚴肅，完全像是答記者問，而當她發言一完，就不再作聲，等待著對方的新問題和新反應。
我把問題引到薩特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繫，在我看來，薩特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可以算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朋友。
“當然，他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朋友。”西蒙娜?德?波伏瓦迅速地作出了回答，“他雖然也寫過分析評論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他是在尊重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這樣做的，照他看來，馬克思主義應該是發展的，所以，他主觀上想要盡可能補充馬克思在有生之年所創立的學說，譬如說，馬克思對人本身的研究並不充分，薩特想在這方面加以補充，總的來說，他對馬克思主義還是很尊重的。”
我很清楚，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言之有據的，薩特在晚年的時候，就曾明確地說過，“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最先進的科學”。不過，她說薩特企圖在人自身的研究方面補充馬克思主義的不足，這與西方批評家認為弗洛伊德在對人的研究方面補充了馬克思主義的不足有何區別，於是，我要求她在對人的研究和發現上，將薩特與弗洛伊德作個比較。
“薩特是在尊重和吸收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對馬克思主義加以分析和補充的，而且，他主要是尊重與吸收，但他對弗洛伊德學說則不是這樣，他主要是進行批評，他認為弗洛伊德主義是機械的，弗洛伊德看到了性和潛意識對人、對家庭的影響，這是對的，但他沒有考慮到反作用，因為，人畢竟是人，而不可能完全是性、潛意識的奴隸。”
她的回答簡要而明確。我又趕快談到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為引起她的議論，我說，“自由選擇”的主張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因而，這種哲學與其說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如說是對某種人生觀的提倡。
她馬上以薩特學權威的態度對我說：“不完全準確，薩特主要的思想是自由選擇，不過存在主義哲學還有另外一些意思，如存在先於本質，在薩特看來，對人來說，人最重要的是本質，不過，人還是可以改變自己的本質的，即通過存在去改變它。”
我覺得她這些話隻是存在主義的ABC，根本不是對我的本意的回答，不過，她很快就表示了和我相近的理解：“的確，存在主義是一種人生觀，不是對世界的解釋，它是一種描述，對客觀的人生的一種描述。”
話題又轉到了薩特與人民群眾的關繫，西蒙娜?德?波伏瓦告訴我們：“薩特的葬禮是19世紀以來，規模僅次於雨果的一次，從規模來看，人民很愛他，參加葬禮的人不一定很了解他的思想，但都知道他的為人，因為他曾為改善人們的生存條件而不斷進行鬥爭。參加者有五萬人，而且都是自發性的，不像馬爾羅那次葬禮是由政府組織的，因為薩特一貫反德斯坦政府，政府當然不會來主持這件事。”從這裡，我們很自然地談到薩特的一生和他的為人，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看來，薩特作為一個人是崇高的，拒絕諾貝爾獎金僅僅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此外，還有他保護《人民事業報》，為了越南難民，把個人的成見拋在一邊，和他長期的論敵雷蒙?阿龍一同去向總統請願，等等。她以明顯外露的感情作了這樣一個總結：“不僅僅這幾個例子，他一生都是如此，因此，他的崇高要從他整個一生來看。”
關於薩特，我向西蒙娜?德?波伏瓦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薩特作為一個文學家在文學史上的貢獻。
她簡要而全面地談到了對薩特作品的看法，雖然並未作概括性的評價。關於薩特的劇作，她說，薩特的戲劇完全是古典式的，與現代派的方法完全不同，與荒誕性無關，他劇中的人物和情節都很完整，主人公在歷史、現實中都有一定的位置，並不是抽像的人，而在所有這些劇作中，她，西蒙娜?德?波伏瓦最喜歡的是《上帝與魔鬼》。關於薩特的小說，她認為《惡心》表現了作者的世界觀，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因為他在這部作品裡發現了人的存在，發現了人的偶然性以及人對世界的敏感性，世界的存在是靠人去發現的，如果人不去發現它，世界有什麼意義呢？但發現要靠偶然性。薩特在這部作品裡表現了這些哲理，在文學史上要算是一個創舉了。她還談到薩特另一部重要的作品：自傳《文字》。她指出，這部作品反映了一個作家的“存在”，從薩特自己的內心生活反映了薩特作為一個作家的生活，其中很多句子看起來很簡單，其實有多重的意思，不是單一性的，而是多重性的。她還特別著重談到薩特的文集《境況種種》，認為這十本文集是人類的寶貴財富，一定能流傳下去，她還告訴我，薩特最重視的也是他這一套文集，希望它能傳之於後代，因為文集中有他的文學理論、哲學觀點，有對當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反映了薩特時代的人和事。
我在一種滿足的心情下結束了與西蒙娜?德?波伏瓦關於薩特的對話，把剩下的時間獻給她自己。
談起她自己，她一點也沒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種津津樂道的勁頭，其實，關於她，她可談的實在不少。她不僅是當代的一位大作家，而且是西方婦女的一位精神領袖，她一直為爭取婦女權利、為反對對婦女的偏見和不合理的習俗而進行奮鬥，她的《第二性》（1949）一書已成為西方婦女的必讀書之一，是當今西方女權運動的先聲。在巴黎，還有這樣的傳說：西蒙娜?德?波伏瓦經常接見一些不相識的普通婦女，傾聽她們訴說自己的痛苦、不幸和苦惱，為她們作些分析和指點，幫助她們解決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難題，如：某個青年婦女與一個男人懷孕，負心的男人卻拋棄不管，她今後如何生活，走什麼道路，在這關鍵時刻，她就來找西蒙娜?德?波伏瓦了。因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國有好心的老太太的美名。
然而，她卻很少在我們面前談自己，面對我所提出的一繫列問題，她隻作了最簡單的回答，話語比她談薩特時少得多，似乎她最感興趣、最關心的是薩特，而不是她自己。關於她為什麼寫作、在寫作中所懷有的信念和原則這個問題，她隻說，她經常有所感，有很多話要講，願意把它們寫出來，幫助其他的人了解世界，了解生活，幫助他們更好地生活。關於她自己的作品，她隻簡單地提了一提《第二性》一書的影響，指出她所重視的是自己的四部回憶錄，因為她在那幾本書裡講了自己的經歷、觀感、體會以及有關和薩特的事。關於她近期的工作和創作，她告訴我，不久前她完成了對薩特晚年生活和創作情況的一部回憶錄，將於12月份出版，其中附有她與薩特在1975年的長篇談話，那次談話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最近，她就是為趕閱這本書的校樣而搞得很疲倦。至於將來的創作計劃，現在暫時沒有。關於她的生活和興趣，她說，她經常到北歐旅行，幾乎每年都在羅馬度過夏天，在巴黎時，常出去看看電影，對意大利電影頗感興趣等。
半個多月後，巴黎文壇上發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憶錄《永別的儀式》出版了，厚厚一大冊，正如她告訴我的那樣，前半是她對薩特晚年生活的回憶，後半是她與薩特談話的記錄。那次談話，幾乎是他們兩人有意對他們大半輩子共同生活的回顧，它清楚地表明，這兩個人的不可分割。這是一本帶有應戰性的書，是對在巴黎流傳的關於他們兩人關繫的某些說法的一種回答。

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住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幢公寓裡，圍繞著她的有豐富的色彩，但她孤單地住在那裡。每天，可能有一個做臨時工的女僕來替她收拾房間、燒飯做菜。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對她來說是最寶貴、最親切的呢？該是對躺在蒙巴納斯公墓牆腳下的那個人的回憶。
“怎麼可以剝奪掉她最寶貴、最親切的東西呢？”
當我收到西蒙娜?德?波伏瓦贈給我的她那本新作《永別的儀式》時，我這樣想。

給薩特以歷史地位——如何認識薩特

20世紀人類的良心

讓-保羅?薩特於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不論是什麼國度、不論是什麼黨派、不論是政治界、哲學思想界、文學藝術界，人們都不能不關注這一悲訊，都不能不感到若有所失。當這個人不再進行思想的時候，當他不再發出他那經常是不同凡響的聲音的時候，人們也許更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丟失了的分量。他在西方思想界所空下來的位置，顯然不是短時間裡就有人能填補的。不同觀點的人，對他肯定會有這種或那種評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將來，當人們回顧人類20世紀思想發展道路的時候，將不得不承認，薩特畢竟是這道路上的一個顯著的裡程碑。

薩特的經歷純粹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經歷，也可以說相當單純，即始終是作為一個從事精神生產的智力勞動者。他生於一個海軍軍官的家庭，兩歲喪父，母親改嫁，從小跟隨外祖父母生活，外祖父是一個學識淵博的語言學教授，薩特在他這裡，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中學期間，薩特成績優異，愛好文學，進行了廣泛的閱讀，曾產生過拯救人類於痛苦的浪漫理想。1924年，他進入以培養了不少傑出人物著稱的法國著名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1929年，他在大中學教師學銜會考中名列前茅，取得哲學教師的資格，並認識了他後來的終身伴侶、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短期服役後，從1931到1933年，他在外省擔任中學教師。1933年，他作為官費生赴柏林的法蘭西學院研究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與胡塞爾的學說，開始形成了他的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體繫。1934年以後，他繼續從事教學並開始寫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應召入伍，1940年在前線被俘。1941年獲釋後繼續任教。1945年，他創辦《現代》雜志，此後，他成為職業作家，一直到他逝世。
薩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領域裡不斷開拓、不斷勞作的一生。對於一個身體並不好、從三歲起就瞎了一隻眼睛的人來說，要完成深造的學業並留下50卷左右浩瀚的論著，那是多麼不簡單的事！他是哲學家，師承了海德格爾的學說，但成就與影響遠遠超過了那位德國的先行者，而成為,存在主義哲學首屈一指的代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想像》、《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辯證理性批判》、《方法論若干問題》，已成為20世紀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發展變化的重要思想材料。他是文學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帶進了小說和戲劇，他的中篇《惡心》、短篇集《牆》和長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認為法國當代文學名著；他得心應手的體裁是戲劇，在這方面，他的成就顯然更高於他的小說，他一生九個劇本並不為多，但如《蒼蠅》、《間隔》等，在法國戲劇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是一個文藝批評家，著有《什麼是文學》和三部著名的文學評傳：《波德萊爾》、《謝奈》和《福樓拜》。他又是一個政治家，他的文集《境況種種》有十卷之多，其中除了關於法國文學、歐美文學的評論和文藝理論著作外，還有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鬥爭的回顧，對殖民主義的抨擊，對世界和平的呼吁，對阿爾及利亞戰爭、越南戰爭以及一繫列世界政治事件所發表的意見。幾乎可以說，薩特在精神文化、社會科學領域的多數部門中，都留下了豐碩的成果，僅僅隻在其中一個部門裡取得這樣的成就已經是不容易了，何況是在這樣多方面的領域裡呢。無疑，這是一個文化巨人的標志。因此，薩特的影響不僅遍及法國和整個西方世界，而且還達到了亞洲、非洲的一些地區。現在，當我們來估量薩特的歷史地位時，已經就很難想像一部沒有薩特的當代思想史、一部沒有薩特的當代文學史，會是什麼樣子。

要對薩特作出評價，首先就要遇到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這個艱深而玄妙的難題，而在這個問題上，人們的意見是相當紛纭的。事實上，薩特也受過不少責備和挑剔。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不外是“存在先於本質”論、“自由選擇”論以及關於世界是荒誕的思想，即認為：人生是荒誕的，現實是令人惡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質在後，人存在著，進行自由選擇，進行自由創造，而後獲得自己的本質，人在選擇、創造自我本質的過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這種本質的獲得和確定，卻是在整個過程的終結纔最後完成，等等。對此，人們當然可以提出種種批評：把存在與本質割裂開來，這豈不是形而上學？強調個體的自由選擇，豈不是主觀唯心論、唯意志論？甚至是為一切罪惡的行為提供理論根據？既然在薩特的哲學裡，生活是荒誕的，人是自由的，不僅對法律道德是自由的，而且對宗教信仰、理想也是自由的，那豈不是為那些頹廢、消極、放縱的垮掉的一代提供了哲學基礎？如果要著意從立論上、概念上、邏輯上去指摘薩特哲學思想的錯誤和矛盾，也許還不止這些。到目前為止，除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還有什麼“完美無缺”的思想體繫呢？狄德羅的唯物論被認為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歸根到底仍是唯心主義的，黑格爾也被稱為客觀唯心主義者。然而，這兩個遠非“完美無缺”的哲學家，卻得到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多麼崇高的評價啊！我們對待薩特，難道不應該這樣嗎？如果有人力圖把薩特貶成一個哲學上的侏儒，去尋章摘句對薩特進行“徹底批判”、“徹底揚棄”，那就隨他們去吧，我們的任務卻是：指出薩特哲學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內核。這樣做肯定要比把薩特批得體無完膚費力且不討好，但卻甚為值得，這倒不是為了死者個人，而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研究界所應盡的責任。
如果撩開薩特那些抽像、艱深的概念在他哲學體繫上所織成的厚厚的、難以透視的帷幕，也許不妨可以說，薩特哲學的精神是對於“行動”的強調。薩特把上帝、神、命定從他的哲學中徹底驅逐了出去，他規定人的本質、人的意義、人的價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來決定，因而，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動，“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變成英雄”。這種哲學思想強調了個體的自由創造性、主觀能動性，顯然大大優越於命定論、宿命論，它把人的存在歸結為這種自主的選擇和創造，這就充實了人類的存在的積極內容，大大優越於那種消極被動、怠惰等待的處世哲學，它把自主的選擇和創造作為決定人的本質的條件，也有助於人為獲得有價值的本質而作出主觀的努力，不失為人生道路上一種可取的動力，至於薩特所認為的世界是荒誕的，人是孤獨的、痛苦的，人生是悲劇性的，這種觀點的確表現了一種苦悶失望、悲觀消極的思想情緒，但這不正反映了哲學家對資本主義現實的不滿？薩特曾經把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稱為“一種人道主義”，他無疑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傳統在20世紀最有創造性的一個繼承者，他在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現實荒誕的條件下，發揚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積極精神，追求人的真正的價值，提倡人面對著荒誕的現實爭取積極的存在的意義。特別難能可貴的是，薩特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對於馬克思主義又始終抱著一種善意的親近的態度，與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本能的敵對和隨意的謾罵是完全不同的。他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價值，雖然他並不完全了解馬克思主義，甚至還有誤解；他試圖把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雖然他把自己的哲學視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補充”，看來似乎有些狂妄。總的說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還是贊賞和向往的，這就顯示了他作為一個超脫了狹隘階級局限性的思想家的風度。

對於一個哲學體繫的評價，從理論上、方法上作出“定性分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這種哲學的實踐，看它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哲學家薩特的估價，必須和作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的薩特聯繫在一起。
薩特第一部哲學著作《想像》發表於1936年，而他的存在主義哲學代表作《存在與虛無》發表於1943年，這正是法西斯勢力這一種“惡”在歐洲日益猖獗並正在造成巨大災難的時期。薩特在發表哲學著作的同時，又以文學創作宣傳他的哲學思想，公正地說，他這些論著和作品，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帶著與這種“惡”相對抗的性質的。他的第一部小說，也是他自己最重視的小說《惡心》，純粹是哲理性的，它通過一個知識分子單身漢安東納?洛根丁的日常生活，表現了薩特本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感受和思考。其中主人公那種對現實的惡心感，對客觀世界的不可知感，對環境的無以名狀的恐懼感、迷惘感，對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在人與人關繫中的孤獨感，顯然是作為人對當時陰雲密布、災難即將臨頭的歐洲現實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應被作者加以細致描寫的，也可以說是在那種歷史條件和形勢下，薩特對人的狀況和人與社會關繫的狀況的一種批判性的認識，其中當然包含著對那個時代社會現實的一種否定。如果說《惡心》帶有某種抽像的性質，那麼，小說《牆》則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作者在這篇小說裡描寫了西班牙戰爭期間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揭露了法西斯軍隊如何像“瘋子”一樣“逮捕所有和他們想法不同的人”，特別揭露了他們對政治犯那種慘無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體迫害，表現了他對那正在歐洲肆虐逞兇的反動勢力的憎惡。他同一時期的另一篇小說《艾羅斯特拉特》則是他“自由選擇”的哲學思想的一種文藝圖解，寫的是一種惡人的“自我選擇”，主人公對人類極端蔑視，瘋狂仇恨，宣稱自己是“一個不愛人類的人”，並要上街用他手槍中僅有的六顆子彈去殺“半打人”。艾羅斯特拉特本是古希臘的一個無賴，為了要使自己的名字留傳後世得以不朽，放火焚燒了狄安娜神殿，由此，他的名字就成為了“以無賴的行為使自己出名”的同義語。薩特以這個名字稱呼他小說中的主人公，正表現了他對那種以反人道來標榜自己的惡棍的否定，表現了他對惡的“自由選擇”的否定，可見，在薩特的哲學裡，自由選擇是包含著善惡是非的標準的。而且，薩特也沒有停留在抽像的善惡上，他總是力圖聯繫現實的鬥爭來表示自己的態度。當整個歐洲幾乎都籠罩在希特勒的陰影之下，法國處於屈辱的被占領狀態的時候，薩特又寫作了著名的劇本《蒼蠅》，劇本根據埃斯庫勒斯的悲劇《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改編，寫阿伽門農的兒子為父報仇的故事，在古代悲劇的題材中，注入了他存在主義的哲理，俄瑞斯忒斯就是一個作了英雄的自我選擇而成為了英雄的人物，他為了給父親報仇，敢於承擔責任、采取行動、殺死母親，因而獲得了自身的意義和價值。薩特在劇本中清楚地表現這樣的寓意：隻要是為自己的自由而采取行動，就能獲得肯定的意義，這在當時無異於向法蘭西同胞發出了進行反抗的暗示，因而劇本遭到了德國占領當局的禁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滿目瘡痍，希特勒的浩劫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還沒有消失，原子彈和冷戰又在人們的心裡投射了新的陰影，道德標準、價值標準完全動搖，理想破滅。薩特的論著和作品所宣傳的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思想，正投合了人們對現實生活懷疑悲觀的認識和他們苦悶消極的情緒。但是，如果一種哲學隻使人陷於痛苦的絕境不能自撥的話，那它是不會有生命力的。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力量在於，它一方面指出了現實的荒誕，另一方面又給苦於在荒誕之中掙扎的人們指出了一條出路：自我選擇。因而，在他們看來，這種哲學似乎替自己找到了一個在不合理的現實中的比較合理的支撐點，給了他們一種用來擺脫苦悶和失望的精神力量。這就是薩特的思想戰後在整個西歐風靡一時的社會心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社會心理並不是來自生活中那種營私牟利、飛揚跋扈、制造災難的反動腐朽的階級力量，而恰巧是，或者主要是來自現實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受損害、受宰割、被欺騙、被犧牲的人們，也就是中小資產階級。因而，薩特的存在主義就不是反動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是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的哲學形式，它具有某種合理的因素和積極的意義，而薩特在戰後所發表的一些作品裡，也正力圖給他抽像的哲學命題填進具體的積極的社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