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

致謝 /1

部分
接近居魯士與其教育

章
經典作為注腳 /3

第二章
一部小說的崛起 /41

第二部分
居魯士的教育

引言 /81

家人 /87

第三章
岡比西斯離奇的回歸 /89

第四章
阿斯提亞格的外孫 /113

敵人 /131

第五章
舅舅居亞克撒勒的嫉妒 /133

第六章
辯證的帝國主義：提戈蘭尼與亞美尼亞的智者 /155

第七章
面對敵人：與呂底亞的克洛索的會面 /170

友人 /187

第八章
愛欲與英雄的用途 /189

第九章
帝國的管理 /219

第三部分
遠離居魯士

第十章
修正 /249

參考文獻 /279

索引 /292

如果你探詢小說的起源足夠久遠，追溯至笛福（Defoe）與小說在17世紀英國的興起之前，甚至追溯至塞萬提斯的古代老師赫利奧多羅斯（Heliodorus）和阿普列烏斯（Apuleius）之前，那你遲早會前4世紀和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育》（Cyropaedia）。那裡被談論的居魯士（Cyrus）是居魯士大帝（Gyrus the Great），那位在《以斯拉記》（Book of Ezra）中被頌揚為以色列解放者的波斯帝國的創立者。不說別的，居魯士典範式的教育首先為後世的詩人和小說家提供了全亞細亞美麗女人潘蒂婭（Panthea）的傷感愛情故事。而如果你完全是一個不同類型的讀者，想要在馬基雅維利之前找到馬基雅維利式的時刻，你也遲早會追溯至同樣的起源。因為《居魯士的教育》同樣是所有君主鏡鋻中有影響力的作品。它的聲譽後被《君主論》的出版所掩蓋了。

這是一項關於色諾芬在同一文本中將虛構要素與政治要素編結在一起的研究。我的目標在於為當代讀者復原居魯士和他的教育，使《居魯士的教育》成為某種20世紀的文本，而非僅是一項生僻的歷史材料；去解釋色諾芬是如何開始寫作《居魯士的教育》，如何將其整合在一起及其整體效果。但首先，我想理解同一部作品是如何可能在教導和啟發政治哲人、君主和君主導師的同時，也教導和啟發詩人和小說家。它的影響範圍［xiv］所及包括古代希臘小說家和斯賓塞（Edmund Spenser），同樣包括亞歷山大大帝和伊麗莎白一世，以及西塞羅和馬基雅維利。

要接近居魯士和他的教育，首先必須承認接受理論在恢復經典文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正如色諾芬與我們之間任何一個其他時代的讀者一樣，我們所具有的我們自身的歷史立場也必須得到承認。我們必須意識到，《居魯士的教育》已按各種方式被閱讀和重讀，這些方式指向色諾芬所創造的難以捉摸的事實。這一事實無法被簡化到原作中某個單一和決然的特點（卷一）。

由此，便不難宣稱，存在著一種虛構小說與政治的混合，但這種混合同樣是某種悖謬之物。在通俗說法中，小說意味著離開政治與現實而轉向理想與非現實。小說允諾夢想的實現，願望的滿足，在小說的故事中，世界依照想像的方式運轉，而非依照歷史與實際經驗。然而對色諾芬而言，將希臘的政治問題移置到異域的波斯王國之中的做法不但標明了一種創造政治權力本身的模式，而且還標明了一種創造潛在地教導政治權力的模式。色諾芬並沒有從既有的文學中仿制出他的作品；他所從事的是一項創造性過程，這一過程開端於色諾芬對其他作品的回應，開端於他以全新的方式對古老問題的再思考。與先前的文學史研究者將《居魯士的教育》置於邊緣位置的傾向不同，這一關於虛構的政治功用的觀念則將《居魯士的教育》置於中心位置，正如色諾芬將它置於自身寫作的中心位置。將《居魯士的教育》讀作一部致力於政治事物的小說使得我們能夠意識到它多重的決心與起源，正如它之後所經歷的多重道路，它既可以成為詩人與小說家手中的玩物，又可以成為王室教育的垂範（卷二）。色諾芬在故事結尾所說的也同樣意義重大。在《居魯士的教育》中創造了一部虛構小說之後，色諾芬轉而成為它早的批評者。本書將會以對色諾芬結束他的作品的方式的研究來結束自己（卷十）。

［xv］中間的章節（第三章至第九章）是關於如何閱讀《居魯士的教育》的論文。自始至終，研究的方法都沿著多重的交彙點前進，由此我們便可以在同一種閱讀中兼顧政治與虛構。我在關注色諾芬所描繪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同時也會關注那些虛構的結構。居魯士對權力的攫取是通過他與他人的遭遇被描繪的。居魯士的教育絕非有靜態的指規可循，而是理想的帝制與他現在和將來所遇到的對像之間的一種辯證置換。這些對像是他自己家族的成員，以及那些被他征服的鄰國的民眾。色諾芬的虛構手法主要由他對居魯士所遇人物的虛構構成。如果說居魯士是理想統治者的典範，那麼這些人物本身便是專制帝國設計的典範目標。居魯士總是獲得勝利，而他們後也總是服從。讀者被鼓勵去效法居魯士，確有許多讀者這樣做了。但也有許多讀者選擇去效法色諾芬本身，寧願追隨色諾芬作為一個作者所設立的典範，而非追隨色諾芬在關於居魯士大帝的教育的記述中意欲使我們贊揚的典範。

借由這些方法，我們可以贏得一個立點，通過它我們也許可以訊問我們所閱讀的文本。而我們對《居魯士的教育》提出的問題則必然是不同類型的。嘗試將《居魯士的教育》放置在一個單一類別中，你必然會發現存在著替代的類別選項：一部教育小說，一部歷史小說，一部傳奇傳記，一部君主鏡鋻，一部理想的傳奇小說，一部小說之前的小說，抑或一項對希臘憲政理論（政制文獻）的貢獻。這些是現代讀者會給予《居魯士的教育》的歸類；它們中沒有一項是不準確的，而它們的總和則會比它們之中任何一個單一的方面都更接近事實。閱讀《居魯士的教育》的一大樂趣正在於這一文本既符合又不符合其讀者期待的方式。而它持續打破那些本該帶來真正類型的規則的方式則為反諷。那些使歷史學家感到挫敗的東西正是能使斯賓塞和卡裡同（Chariton）那樣的藝術家獲得樂趣的東西。

為了成為《居魯士的教育》的讀者，［xvi］在接近它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某種靈活性，某種批評方法類型的多樣性，這一多樣性是我們面對相似的文本如《仙後》（Faerie Queene）和《金驢記》（Golden Ass）時使用的。接下來會通過對《居魯士的教育》的接受狀況的研究，它文本上某些細節要點的語文學分析以及它的敘述的跨文本和結構性描述來將它放置入當代文學理論和歷史的語境。如果懷有同理心地進行閱讀，幾乎已被遺忘的語文學家如艾克勒（Gustav Eichler）的著作（1880）對我們當下對《居魯士的教育》的閱讀的啟發並不亞於理論家如巴赫金（M.M.Bakhtin）和伊瑟爾（Wolfgang Iser）。並非對我自身古典訓練的忠誠纔使我說出這番話。恰恰相反，如果我們準備再次閱讀《居魯士的教育》，由“古典”這一術語引發的一繫列問題正是我們首先需要探究的，因為作為一部古典經典，《居魯士的教育》實際上已經不再存在了。

《居魯士的教育》在文本批評中一直是一個讓人費解的謎題，但現在這一觀點可能會有所改變。目前，我們可以更有信心地處理色諾芬作品中的某些部分。首先是《居魯士的教育》對歷史本身的重要性——盡管它所描述的非常明顯不是歷史。它和其他那些在帝國思想的塑造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的古典作品一樣具有啟發性，這些塑造帝國的思想包括創造帝國的想像力以及為了更宏偉目標而統治他人的思想。正如我們現在要看到的，色諾芬自己著迷於這一關於統治的問題，不僅僅是《居魯士的教育》，他也在許多其他作品中尋求理想的統治者。可能的統治者和他們治下的臣民在這些書中被大量提及。但對我們來說沒有必要［34］帶著和色諾芬或者他意圖的讀者同樣的目的去欣賞這部作品。套用雷蒙•阿隆關於克勞塞維茨的一段評語，一個人無需是某位古代的君主，或者文藝復興時期的君王或者某個野心勃勃的朝臣，也能理解這位天纔君王的歷險經歷以及創作這個人物的作家。

重新審視色諾芬這部帝國虛構作品的第二個理由在於它對小說家和其他文學人物的重要影響。這一影響以其自身的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堪比它對政治思想家如馬基雅維利的重要影響。色諾芬處於政治和文學重要發展的歷史中心。從我們現在對他的評判來看，他不及柏拉圖和修昔底德那樣的同代人和前輩。但從另外的視角看，他也和他們一樣重要，一樣有影響力。他訴諸於希臘化和羅馬世界，以及後來的文藝復興時代，因為他的作品不管是在歷史上還是在文學上都確實對即將到來之事做出了預言。《居魯士的教育》的獨創性以及其中創造新概念的勇氣是值得人們重新思考和重新解讀的。

接下來是關於權力的問題，而且幻像是政治和文學領域中普遍存在的主題。在古羅馬到伊麗莎白時代之英國的廣闊背景中，統治者們通過制造一些虛構的形像來創造權力，這些虛構的形像勸告其未來的支持者或臣民們，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他們應該追隨制造這些虛構形像的實際上的統治者。有時候這樣一位君主或者民族領袖會成為傳奇，比普通人更崇高。但如果想要影響民主或者共和思想，則統治者的角色需要由普通人，即平凡的、沒有任何威脅的人物來扮演。這些形像由諸如奧古斯都、亞歷山大、伊麗莎白一世，直至羅斯福和林肯這樣的領袖來掌控。《居魯士的教育》是一部對於任何能夠創造此種力量之領導者都極具啟發的作品，這些領導者中甚至包括那些從未研讀過這一作品的人。在任何政體中，重要的都是領導者知道如何駕馭其權力結構。這纔是色諾芬想要傳授的技藝。

［35］在為了達到自身目的所進行的努力中，色諾芬也成功地完成了其他目標。福斯特（Forster）對小說家的描述非常適用於色諾芬：他是一個偽造者和欺騙者，是和他所創造的人物一樣並不光明正大的人物。他沒有說明他是在創作虛構故事，也沒有明確說他是在書寫歷史。在《居魯士的教育》中不存在絲毫關於考證或方法論的提示。不同於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色諾芬並不在文中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在大部分時候更傾向於用非個人化的“我們”，以及不尋常的“我”。在描述他筆下主人公的事跡（praxeis）以及描述那些“我們發現的並自認為知道的”事情的偽裝下（eputhometha kai êisthêsthai dokoumen,I.I.6），色諾芬創造的波斯帝國及其君主居魯士毫無疑問源自真實的事件和個人經歷，但更多地源自於色諾芬自身的想像力。人物和事件的發生順序完全是自由發揮的。在少數可能將色諾芬對事件的處理與其他人進行對比的點上，他表現出他能夠完全偏離（如果不是說扭曲的話）前輩的敘述。色諾芬以這樣的方式重制了他所發現的世界。以後來者的眼光來看，他也許像一個小說家，但他始終保持著模糊的形像，從未真正宣告他創作的到底是何種類型的作品。他利用了我們將散文性描述看做理所當然並完全相信作者在書中所言的心理。能夠發現這一遊戲規則的讀者可以從中獲益良多，也能夠獲得很多愉悅。而那些不甚明白的慣於字面閱讀的讀者們則成為虛構的居魯士之帝國建構的主要受騙者。懷揣著同樣愉悅的心情，我們就像觀看一出精彩的喜劇或者音樂劇一樣觀看色諾芬對那些讀者所施加的影響。但如果色諾芬的讀者並不理解他這一獨特的遊戲——通常情況下他們的確不理解——又或者即使他們理解但卻並不參與其中，那麼他們也許會開始排斥居魯士及其接受的教育。正如關於它的接受狀況的記述所表明的那樣，色諾芬的帝國虛構的受害者將會是《居魯士的教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