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
我們為什麼會如此絕望？
傲慢而自信如斯的歐洲文明到底遭受了何種災難，以致在大部分民眾眼中其前途在一夜之間變得暗淡無光？整整一代人的悲傷、政治上的無力感、長期失業的狀態以及瑣碎無用的零工導致的憤世嫉俗或消極厭世情緒（受害的並不隻是年輕人而是大部分人口），甚至是因害怕黑暗年代回歸而產生的苦澀，所有這些情緒混合在一起，我們該如何對其進行分析？我將在本書中嘗試從哲學的角度回答以上問題，之所以采取這一角度，一是為了避免流俗，二是為了直擊問題的核心：以上問題涉及西方文明的根源與命運，即其進程。
2.
誠然，歐洲並不是次遭遇動蕩。遠的不說，20世紀就發生了一連串的噩夢。極權制時代結束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在以納粹主義為終極形態的法西斯主義時期，一部分人利用大工業手段來毀滅另一部分人；在極權主義時期，本應解放人民的黨派卻將人民關在一個巨大的監獄之中，由無處不在的政治警察看守，還有那些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聲勢浩大的政治清洗、精神桎梏、西伯利亞的死亡牢獄、單人牢房、行刑室，還有各種立即處決案件，這一切的發生當然都是以未來的幸福為名義。
我們很幸運地度過了這些磨難，然而卻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永遠不要忘記這些當代英雄——為“幸福時光”而奮鬥的抵抗運動成員和反政府分子。1944年3月15日，當時仍處於地下狀態的法國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經多次動員通過了其綱領，標題即為“幸福時光”，綱領在解放後得到落實。這一標題的選定絕非偶然，它使人想起了亞裡士多德所說的“好生活”（《政治學》卷）。這不難理解，我們可以想想抵抗運動中那些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再想想日後成為古希臘研究學者的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他曾以貝爾蒂埃上校為名擔任內地軍的首領，把圖盧茲從納粹占領區解放了出來。“好生活”描述的是一個公平的城邦，裡面的每個居民都能夠實現他們全部的潛能。西歐先於東歐擺脫噩夢後，經歷了黃金三十年，其間，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保障（教育、衛生與司法）以及對自由共享文化的向往都得到了提升和實現。同一時期還結束了殖民統治，雖然一些國家的人民仍然不得不為自由付出血的代價。而東歐沒有經歷這些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進步，就連東歐本身都仍然受著蘇聯“老大哥”的殖民統治，但在東歐人民的強烈願望下，那面像征著思想桎梏的恥辱之牆終倒塌。
3.
然而，沉重的烏雲現在又重新聚集在歐洲大陸上空，那些我們曾認為業已消失的陰魂伙同新的怨鬼前來騷擾我們的世界，各種優秀或者糟糕的災難片都紛紛宣布世界末日的到來。這些影片取材廣泛：既有所謂的瑪雅預言
和取而代之的聖馬拉奇預言（目前的教皇弗朗索瓦一世將是後一任教皇，因為“可怕的判官將對其子民進行審判”），也有不少著名導演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造成世界末日的並不是從天而降的災難，如之前信奉千禧年的小說家描寫的那樣（如拉斯·馮·提爾（Lar von Trier）的《憂郁癥》（Melancholia）、本·澤特林（Benh Zeitlin）的《南國野獸》（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阿貝爾·費拉拉（Abel
Ferrara）的《地球末日》（4:44 Last Day on Earth）、傑夫·尼克爾斯（Jeff Nichols）的《存身》（Take Shelter）、奉俊昊（Bong Joon-ho）的《雪國列車》（Snowpiercer, le Transperceneige）、尼爾·布洛姆坎普（Neill
Blomkamp）的《極樂空間》（Elysium）等）。
以上種種對世界末日的擔憂無論是否得到了良好的詮釋，都不重要。擔憂一直都在，我們也都很清楚憂從何來。地球是一個各種復雜參數的集合體，表面看上去十分穩定，穩定到人類一廂情願地認為無論怎樣折磨它都沒關繫。然而事實上地球隻是處於一種亞穩定狀態：也就是說，這種表面上的穩定會在重大的外部活動影響下頃刻間轉變成不穩定狀態，直到變成另一種不同性質的穩定。亞穩定狀態問題的權威思想家吉爾貝·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曾說過：“穩定的狀態莫過於死亡狀態：這是一種衰弱態，如果沒有外部能量對衰弱體繫的介入，這種衰弱狀態就無法發生任何轉變。”
換句話說，人類對地球的過度開發越來越強勢而盲目，導致地球的各種基本平衡被打破，我們的星球不斷發出各種令人擔憂的痛苦信號：物種多樣化程度降低，規模龐大的工業化牲畜養殖像是隨時可能爆炸的病毒炸彈，轉基因產品快速擴展，礦物資源枯竭，將造成長期後遺癥的工業事故和可怕的（化學、石油、核等）污染（例如賽維索劇毒化學品污染事故、博帕爾毒氣洩漏、圖盧茲AZF化工廠爆炸、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福島核電站事故、油輪事故、海上鑽井平臺的洩露或爆炸事件等）接踵而來，它們造成的重度污染留下不可逆的後果並互相疊加；除此之外，人類還將大海變成核武器、化學武器和常規武器的垃圾桶，世界各地的“空氣災難”和“水災難”現像出現得越來越頻繁，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全球變暖勢不可擋，由此引發了天氣現像、冰川融化、水位上升……
4.
誠然，這些現像並不僅僅出現在歐洲，它們遍布世界，與全球化有直接的關繫。也就是說，它們是超級階級——一個享樂至上、脫離文化的後現代跨國金融超級大鱷階級，通過快速而繫統的捕食方式對世界這座大森林進行擇伐的結果。
然而，要知道這種對世界進行按部就班的徹底開發的觀點正是起源於四個世紀以前的歐洲，提出這種觀點的不是亞諾瑪米人、因紐特人、班圖人、俾格米人、漢族人、伊斯瑪儀後裔或者其他什麼民族的人，而是一個叫勒內·笛卡兒的人。這位生活在尼德蘭聯省共和國——早期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之地——的“紙牌騎士”
十分懂得如何詮釋他所在時代的征服精神：
我們可以撇開經院中講授的那種思辨哲學，憑著這些看法發現一種實踐哲學，這樣我們就能通曉火、水、空氣、星辰、天空和周圍一切物體的力量和作用，我們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將它們付諸各種用途……，這樣我們也就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我們渴望掌握這一實踐，因為它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數不清的技術，使我們毫不費力地享受地球的各種果實和便利，更主要的是它能夠保護健康。健康當然是人生重要的一種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礎，因為包括人的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身體器官的性質和狀況的。（《談談方法》〔1637年〕，第六部分，筆者畫線標注）
《談談方法》總結部分中的這一小段話說明了一切。1.應從思辨哲學轉向能夠作用於世界的實踐哲學，這也暗示著“理論”（來源於希臘語中的theorein，字面意思為“凝視”）的終結，即vita contemplativa 的終結，以便迎接“實踐”，即“行動”的到來；2.實踐能夠帶來數不清的技術，讓每個人都坐享其成；3.實踐能夠給人帶來健康，幫助提升精神。
眾所周知，笛卡兒被視為“馬特席斯”（mathesis universalis）思想家，這一思想此前由伽利略開創，認為整個宇宙都可以用數學來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偉大的現代科學奠基人也曾提出過這種統治自然的思想，他就是站在笛卡兒思想對立面的英國人弗朗西斯·培根，經驗主義和實驗科學之父。他的烏托邦小說《新亞特蘭蒂斯》比《談談方法》早十年發表，講述了一群無畏的航海家的一個旅行故事，他們在暴風雨後來到了尚不為人知的本薩萊姆島，那裡是人類用超高效的科學技術一手建立的天堂。這個島由一個叫所羅門學校的強大的哲人團體管理，該學校致力於科技研究的發展和應用——這也是培根向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極力推薦的模範學院。學校的目標十分明確：“本組織的目的是了解萬物的起因及其隱秘的活動，拓展人類帝國的疆界，以實現一切可實現之事。”培根認為，在天堂時，人類曾經掌握著對自然的控制，卻在犯下原罪後失去了這一控制，而現在人類依靠科技能夠重新將其掌握。
讀到這裡，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我接下來要猛烈抨擊據說是摘自《新亞特蘭蒂斯》的那句名言：“大自然就是個妓女，我們應該占有她，進入她的隱秘之地，並依己所欲奴役之。”我對此是持謹慎態度的，因為經過一番核實後，我發現這並非是小說中的引文。隻是很多人，其中不乏卓越的人物，在網上看到這句話後匆忙互相傳看，並且號稱這句話摘自《新亞特蘭蒂斯》，而無其他詳述，以致訛傳盛行了15年之久。不過，如果把培根說成是17世紀的大男子主義者，到敢於褻瀆大自然母親，這樣的蓋棺定論未免過於粗糙。其實事情要更加復雜一些：很難相信培根會拿上帝用六天時間創造出來的完美自然（《創世紀》章）比作一個……蕩婦。像他這樣虔誠的英國國教教徒是會把大自然視為上帝的傑作的，因此不太可能發表上述言論。我們隻要讀一下他於1620年出版的重要哲學著作《新工具》
就知道了。首先，培根建議人們融入自然：“隻有服從自然，纔能征服自然。”其次還要有適當的方法：“想要深入探究自然的秘密與核心，須通過一種（比亞裡士多德或者經院式的三段論方法）更加肯定、更加保險的方法從事實中歸納出概念與原則。”——笛卡兒正是通過提出將數學作為語言來重申這一觀點的。後，培根的第三個建議是去探索精妙大自然的法則，隻有這樣，我們纔能“用工業去征服……自然”。——如果培根知道“工業”一詞在當代的意思，他應該也不會這樣說了。
培根和笛卡兒的這種對征服自然的共同理論顯然成為了人類命運的轉折點。
回想起來，笛卡兒的理論不無道理：在曾經應用過並仍在應用他的理論的地方（亞諾瑪米人、因紐特人、班圖人、俾格米人、漢族人、伊斯瑪儀後裔或者其他古老民族的屬地），對世界采取行動的手段已經從咒語模式轉換為實操模式，出現了各種各樣新奇的事物，帶給人類新的滿足感，健康和精神也得到了普遍提升。但是笛卡兒卻忘記提醒人們獲得這些福利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這種代價高得可怕。我們這個世界的托架（海德格爾用的原詞是Gestell ）就已經預示了自身的毀滅。因此，笛卡兒的學說還缺了第四條準則。如果他當初提出了這一條準則的話，很可能會引導歐洲人反復思量、左右權衡，並終變得謙虛和謹慎。
5.
我們不禁會問，到底有沒有可能培根和笛卡兒已經隱隱預見到了這讓人惱怒的第四條準則。也許沒有，因為他們一心要把世界從蒙昧主義中解放，並帶來新的曙光。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質疑這種征服和占有自然觀點的智者們很快就發現了上述災難性的後果。這一發現始於一個極度熱衷商品交易以至引發了次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理論家伯納德·德·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十分推崇這次革命，也是他發現了這種從主觀上占有世界的客觀條件：集體的富足，即“公共財富”，同時意味著各種“私人惡德”的滋長，其中就包括貪婪這一惡德：
我很高興自己證明了這一點：人類能夠通過理智……這一社會根基所獲得的，既不是與人為善的素質，也不是溫柔的情感……，更不是真正的美德，而是我們稱之為世界之惡的東西；這惡消失之日，便是社會分崩離析或徹底瓦解之時。
曼德維爾在日後成為名言的這句話中出色地詮釋了上述觀點：“私惡即公利。”然而，曼德維爾在做出這一驚人論證之後，滿可以為自己這句雙重意義上的名言得意：它既給人講了一則寓言，又表述了一條哲學原則。的確，這句格言在很多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們要麼對其推崇備至，就像20世紀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弗雷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那樣；要麼對其深惡痛絕，認為這句話簡直危險至極，能夠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然而，曼德維爾並未止步於此。我發現這位偉大的智者十分聰明地在這句名言後面隱藏了另一句箴言，隻用這兩三行字就反駁了自己窮盡一生所要證明的東西。他這樣寫道：
如果有人問我喜歡在哪裡散步，毫無疑問，比起倫敦臭氣熏天的大街小巷來，我更喜歡鄉下芬芳的花園或者綠樹成蔭的森林；同樣，如果有人問我，當人類放棄了這個世界的偉大與虛榮後，能在哪裡找到真正的幸福，我覺得答案會是一個寧靜的小社會，在那裡，人們不會受到鄰人的嫉妒或指指點點，隻是安然地靠就地取材過活。
6.
誠如所見，關於笛卡兒開發世界的命令存在著爭議，而曼德維爾隱藏的箴言延伸了這一爭議，同時也帶來了啟示。假如能有機會與笛卡兒對話，我可能會這樣說：
“親愛的紙牌騎士，你因謹守個人座右銘‘帶著假面前進’而閉口不談對征服和占有自然所要付出的代價，但因為我在你的激勵下懂得了以‘我’的身份去獨立思考，那麼就由我來揭示這一代價吧。請允許我提醒你，你在《談談方法》中忘記了第四條準則，這一條涉及並‘隱含著’人類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我從曼德維爾那裡得到了這一啟示，他也在通過隱藏的箴言一步步前進，而罩在他的箴言外的面具卻是用來摘掉另一副面具的。
“現代歐洲的命運裡隱藏著這第四條準則，它從兩方面昭示：想要征服和占有自然，就要從主觀上向惡（因為正如罪行能夠變成美德一樣，惡也能變善
），並從客觀上將整個芬芳的世界變成徹頭徹尾散發著惡臭的世界。正是由於這一令人懊惱的疏忽，親愛的紙牌騎士，你的理論，你那套漂亮的方法，極有可能轉變成危險的妄想，並通向一種可能席卷全世界的新的暴戾。你成功地大範圍推廣了你那套旨在建立新理性的方法，而我則會將其稱為‘西方的妄想’。雖然它已成功地蔓延全世界，但不能改變它作為妄想的本質。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站不住腳的理論，終隻會被現實擊碎；這種認為人類有無限能力和抱負的妄想隻會踫釘子。因為從古至今凡是非分之想（hybris）——在這裡指的就是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都會招致懲罰（némésis）。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基於敘事傳統中那些所謂的大智慧，而是基於一種合乎邏輯的信念：雞蛋踫石頭永遠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並不是我們在吸納自然，而是自然在吸納我們。我想說的是，西方理性及作為其核心的笛卡兒理性始終存在著妄想的一面，我們要趁一切還來得及時去審視或者控制住這種妄想。”
7.
因此，歐洲有著特殊的責任，因為這種進程正是從歐洲萌發的，隨後傳播到北美和亞洲，後延伸至全世界。當然，如今它也來到了黑色大陸——非洲。各地落實這一進程的時間並不一致，這便解釋了為什麼各地對這一進程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新近被這一進程征服的國家傾向於隻看到笛卡兒那三點帶來的好處：在實用方面的效率，制成品和商業服務帶給人們的新滿足，以及健康的身體和開放的思想，與這種開放直接相關的便是從傳統文化的道德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某種自由感。換句話說，巴西、中國和印度人民並未發現，甚至是根本不知道有第四條準則的存在，那就是對世界的蹂躪。原因很簡單：至少到現在為止，好處還勝過壞處。而歐洲就不一樣了，由於在實現這一進程的道路上走得比較遠，歐洲已經嚴重地遭受到這個妄想帶來的不幸。弗洛伊德早已於爆發經濟危機的1929年預見了這一點：
遙遠的未來在（技術這一）人類文明領域將帶給我們全新而巨大的進步，而且其重要性可能無法估量：這些技術進步將進一步強化人類神性的一面。我們在研究中卻不會忘記，就算再有神性，今天的人類也並不感到幸福。
如果說1929年的人類並不感到幸福——經濟危機很快就讓他們產生了這種感覺——那麼在經歷了2008年的經濟大危機的五年後，在2013年人們的感覺又是怎樣的？肯定是更加糟糕，因為這時的人類更像是“裝了假肢的神”。“這位神，”弗洛伊德曾說，“裝上了所有的輔助器官後，當然令人欽慕，但這些假肢並不會和神本人一起成長，因此常常會給他帶來不小的痛苦。”
因此筆者將著重研究這種痛苦的主要形式，或者為了不刺激一些過於敏感的“玻璃人”，我應該說，研究幸福感的缺失。我將直入主題，論述人類這種精神上的無依無靠在日常生活中三個主要方面上的體現：工作、休閑和愛情。本書將主要研究成為新的痛苦之源的這三個方面。
8.
不過我要聲明一點：上述言論並非表明我一味沉溺於悲觀和無邊的胡思亂想之中。正相反，為了尋求安寧，找到避免痛苦的方法，必須首先承認時代造成的這種不幸的現實，纔能撥雲見日，找到適當的應對方法。所謂“適當”的方法，在於尋找一些思路，以便對世界及其核心原則進行一次哲學意義上的改革，同時避免止步於不作為或者治標不治本的小打小鬧。換句話說，既要避免行而不思，又要避免思而不行，應做到為行而思。
本書的中心論點如下：我們之所以不幸福，是因為我們生活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工作、休閑和愛情，已經失去了意義。原本牽涉這些方面的價值形成了一個體繫，支撐著我們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可如今，這些價值已變得空洞而無意義。
導言
1.
我們為什麼會如此絕望？
傲慢而自信如斯的歐洲文明到底遭受了何種災難，以致在大部分民眾眼中其前途在一夜之間變得暗淡無光？整整一代人的悲傷、政治上的無力感、長期失業的狀態以及瑣碎無用的零工導致的憤世嫉俗或消極厭世情緒（受害的並不隻是年輕人而是大部分人口），甚至是因害怕黑暗年代回歸而產生的苦澀，所有這些情緒混合在一起，我們該如何對其進行分析？我將在本書中嘗試從哲學的角度回答以上問題，之所以采取這一角度，一是為了避免流俗，二是為了直擊問題的核心：以上問題涉及西方文明的根源與命運，即其進程。
2.
誠然，歐洲並不是次遭遇動蕩。遠的不說，20世紀就發生了一連串的噩夢。極權制時代結束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在以納粹主義為終極形態的法西斯主義時期，一部分人利用大工業手段來毀滅另一部分人；在極權主義時期，本應解放人民的黨派卻將人民關在一個巨大的監獄之中，由無處不在的政治警察看守，還有那些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聲勢浩大的政治清洗、精神桎梏、西伯利亞的死亡牢獄、單人牢房、行刑室，還有各種立即處決案件，這一切的發生當然都是以未來的幸福為名義。
我們很幸運地度過了這些磨難，然而卻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永遠不要忘記這些當代英雄——為“幸福時光”而奮鬥的抵抗運動成員和反政府分子。1944年3月15日，當時仍處於地下狀態的法國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經多次動員通過了其綱領，標題即為“幸福時光”，綱領在解放後得到落實。這一標題的選定絕非偶然，它使人想起了亞裡士多德所說的“好生活”（《政治學》卷）。這不難理解，我們可以想想抵抗運動中那些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再想想日後成為古希臘研究學者的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他曾以貝爾蒂埃上校為名擔任內地軍的首領，把圖盧茲從納粹占領區解放了出來。“好生活”描述的是一個公平的城邦，裡面的每個居民都能夠實現他們全部的潛能。西歐先於東歐擺脫噩夢後，經歷了黃金三十年，其間，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保障（教育、衛生與司法）以及對自由共享文化的向往都得到了提升和實現。同一時期還結束了殖民統治，雖然一些國家的人民仍然不得不為自由付出血的代價。而東歐沒有經歷這些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進步，就連東歐本身都仍然受著蘇聯“老大哥”的殖民統治，但在東歐人民的強烈願望下，那面像征著思想桎梏的恥辱之牆終倒塌。
3.
然而，沉重的烏雲現在又重新聚集在歐洲大陸上空，那些我們曾認為業已消失的陰魂伙同新的怨鬼前來騷擾我們的世界，各種優秀或者糟糕的災難片都紛紛宣布世界末日的到來。這些影片取材廣泛：既有所謂的瑪雅預言
和取而代之的聖馬拉奇預言（目前的教皇弗朗索瓦一世將是後一任教皇，因為“可怕的判官將對其子民進行審判”），也有不少著名導演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造成世界末日的並不是從天而降的災難，如之前信奉千禧年的小說家描寫的那樣（如拉斯·馮·提爾（Lar von Trier）的《憂郁癥》（Melancholia）、本·澤特林（Benh Zeitlin）的《南國野獸》（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阿貝爾·費拉拉（Abel
Ferrara）的《地球末日》（4:44 Last Day on Earth）、傑夫·尼克爾斯（Jeff Nichols）的《存身》（Take Shelter）、奉俊昊（Bong Joon-ho）的《雪國列車》（Snowpiercer, le Transperceneige）、尼爾·布洛姆坎普（Neill
Blomkamp）的《極樂空間》（Elysium）等）。
以上種種對世界末日的擔憂無論是否得到了良好的詮釋，都不重要。擔憂一直都在，我們也都很清楚憂從何來。地球是一個各種復雜參數的集合體，表面看上去十分穩定，穩定到人類一廂情願地認為無論怎樣折磨它都沒關繫。然而事實上地球隻是處於一種亞穩定狀態：也就是說，這種表面上的穩定會在重大的外部活動影響下頃刻間轉變成不穩定狀態，直到變成另一種不同性質的穩定。亞穩定狀態問題的權威思想家吉爾貝·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曾說過：“穩定的狀態莫過於死亡狀態：這是一種衰弱態，如果沒有外部能量對衰弱體繫的介入，這種衰弱狀態就無法發生任何轉變。”
換句話說，人類對地球的過度開發越來越強勢而盲目，導致地球的各種基本平衡被打破，我們的星球不斷發出各種令人擔憂的痛苦信號：物種多樣化程度降低，規模龐大的工業化牲畜養殖像是隨時可能爆炸的病毒炸彈，轉基因產品快速擴展，礦物資源枯竭，將造成長期後遺癥的工業事故和可怕的（化學、石油、核等）污染（例如賽維索劇毒化學品污染事故、博帕爾毒氣洩漏、圖盧茲AZF化工廠爆炸、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福島核電站事故、油輪事故、海上鑽井平臺的洩露或爆炸事件等）接踵而來，它們造成的重度污染留下不可逆的後果並互相疊加；除此之外，人類還將大海變成核武器、化學武器和常規武器的垃圾桶，世界各地的“空氣災難”和“水災難”現像出現得越來越頻繁，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全球變暖勢不可擋，由此引發了天氣現像、冰川融化、水位上升……
4.
誠然，這些現像並不僅僅出現在歐洲，它們遍布世界，與全球化有直接的關繫。也就是說，它們是超級階級——一個享樂至上、脫離文化的後現代跨國金融超級大鱷階級，通過快速而繫統的捕食方式對世界這座大森林進行擇伐的結果。
然而，要知道這種對世界進行按部就班的徹底開發的觀點正是起源於四個世紀以前的歐洲，提出這種觀點的不是亞諾瑪米人、因紐特人、班圖人、俾格米人、漢族人、伊斯瑪儀後裔或者其他什麼民族的人，而是一個叫勒內·笛卡兒的人。這位生活在尼德蘭聯省共和國——早期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之地——的“紙牌騎士”
十分懂得如何詮釋他所在時代的征服精神：
我們可以撇開經院中講授的那種思辨哲學，憑著這些看法發現一種實踐哲學，這樣我們就能通曉火、水、空氣、星辰、天空和周圍一切物體的力量和作用，我們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將它們付諸各種用途……，這樣我們也就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我們渴望掌握這一實踐，因為它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數不清的技術，使我們毫不費力地享受地球的各種果實和便利，更主要的是它能夠保護健康。健康當然是人生重要的一種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礎，因為包括人的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身體器官的性質和狀況的。（《談談方法》〔1637年〕，第六部分，筆者畫線標注）
《談談方法》總結部分中的這一小段話說明了一切。1.應從思辨哲學轉向能夠作用於世界的實踐哲學，這也暗示著“理論”（來源於希臘語中的theorein，字面意思為“凝視”）的終結，即vita contemplativa 的終結，以便迎接“實踐”，即“行動”的到來；2.實踐能夠帶來數不清的技術，讓每個人都坐享其成；3.實踐能夠給人帶來健康，幫助提升精神。
眾所周知，笛卡兒被視為“馬特席斯”（mathesis universalis）思想家，這一思想此前由伽利略開創，認為整個宇宙都可以用數學來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偉大的現代科學奠基人也曾提出過這種統治自然的思想，他就是站在笛卡兒思想對立面的英國人弗朗西斯·培根，經驗主義和實驗科學之父。他的烏托邦小說《新亞特蘭蒂斯》比《談談方法》早十年發表，講述了一群無畏的航海家的一個旅行故事，他們在暴風雨後來到了尚不為人知的本薩萊姆島，那裡是人類用超高效的科學技術一手建立的天堂。這個島由一個叫所羅門學校的強大的哲人團體管理，該學校致力於科技研究的發展和應用——這也是培根向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極力推薦的模範學院。學校的目標十分明確：“本組織的目的是了解萬物的起因及其隱秘的活動，拓展人類帝國的疆界，以實現一切可實現之事。”培根認為，在天堂時，人類曾經掌握著對自然的控制，卻在犯下原罪後失去了這一控制，而現在人類依靠科技能夠重新將其掌握。
讀到這裡，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我接下來要猛烈抨擊據說是摘自《新亞特蘭蒂斯》的那句名言：“大自然就是個妓女，我們應該占有她，進入她的隱秘之地，並依己所欲奴役之。”我對此是持謹慎態度的，因為經過一番核實後，我發現這並非是小說中的引文。隻是很多人，其中不乏卓越的人物，在網上看到這句話後匆忙互相傳看，並且號稱這句話摘自《新亞特蘭蒂斯》，而無其他詳述，以致訛傳盛行了15年之久。不過，如果把培根說成是17世紀的大男子主義者，到敢於褻瀆大自然母親，這樣的蓋棺定論未免過於粗糙。其實事情要更加復雜一些：很難相信培根會拿上帝用六天時間創造出來的完美自然（《創世紀》章）比作一個……蕩婦。像他這樣虔誠的英國國教教徒是會把大自然視為上帝的傑作的，因此不太可能發表上述言論。我們隻要讀一下他於1620年出版的重要哲學著作《新工具》
就知道了。首先，培根建議人們融入自然：“隻有服從自然，纔能征服自然。”其次還要有適當的方法：“想要深入探究自然的秘密與核心，須通過一種（比亞裡士多德或者經院式的三段論方法）更加肯定、更加保險的方法從事實中歸納出概念與原則。”——笛卡兒正是通過提出將數學作為語言來重申這一觀點的。後，培根的第三個建議是去探索精妙大自然的法則，隻有這樣，我們纔能“用工業去征服……自然”。——如果培根知道“工業”一詞在當代的意思，他應該也不會這樣說了。
培根和笛卡兒的這種對征服自然的共同理論顯然成為了人類命運的轉折點。
回想起來，笛卡兒的理論不無道理：在曾經應用過並仍在應用他的理論的地方（亞諾瑪米人、因紐特人、班圖人、俾格米人、漢族人、伊斯瑪儀後裔或者其他古老民族的屬地），對世界采取行動的手段已經從咒語模式轉換為實操模式，出現了各種各樣新奇的事物，帶給人類新的滿足感，健康和精神也得到了普遍提升。但是笛卡兒卻忘記提醒人們獲得這些福利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這種代價高得可怕。我們這個世界的托架（海德格爾用的原詞是Gestell ）就已經預示了自身的毀滅。因此，笛卡兒的學說還缺了第四條準則。如果他當初提出了這一條準則的話，很可能會引導歐洲人反復思量、左右權衡，並終變得謙虛和謹慎。
5.
我們不禁會問，到底有沒有可能培根和笛卡兒已經隱隱預見到了這讓人惱怒的第四條準則。也許沒有，因為他們一心要把世界從蒙昧主義中解放，並帶來新的曙光。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質疑這種征服和占有自然觀點的智者們很快就發現了上述災難性的後果。這一發現始於一個極度熱衷商品交易以至引發了次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理論家伯納德·德·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十分推崇這次革命，也是他發現了這種從主觀上占有世界的客觀條件：集體的富足，即“公共財富”，同時意味著各種“私人惡德”的滋長，其中就包括貪婪這一惡德：
我很高興自己證明了這一點：人類能夠通過理智……這一社會根基所獲得的，既不是與人為善的素質，也不是溫柔的情感……，更不是真正的美德，而是我們稱之為世界之惡的東西；這惡消失之日，便是社會分崩離析或徹底瓦解之時。
曼德維爾在日後成為名言的這句話中出色地詮釋了上述觀點：“私惡即公利。”然而，曼德維爾在做出這一驚人論證之後，滿可以為自己這句雙重意義上的名言得意：它既給人講了一則寓言，又表述了一條哲學原則。的確，這句格言在很多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們要麼對其推崇備至，就像20世紀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弗雷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那樣；要麼對其深惡痛絕，認為這句話簡直危險至極，能夠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然而，曼德維爾並未止步於此。我發現這位偉大的智者十分聰明地在這句名言後面隱藏了另一句箴言，隻用這兩三行字就反駁了自己窮盡一生所要證明的東西。他這樣寫道：
如果有人問我喜歡在哪裡散步，毫無疑問，比起倫敦臭氣熏天的大街小巷來，我更喜歡鄉下芬芳的花園或者綠樹成蔭的森林；同樣，如果有人問我，當人類放棄了這個世界的偉大與虛榮後，能在哪裡找到真正的幸福，我覺得答案會是一個寧靜的小社會，在那裡，人們不會受到鄰人的嫉妒或指指點點，隻是安然地靠就地取材過活。
6.
誠如所見，關於笛卡兒開發世界的命令存在著爭議，而曼德維爾隱藏的箴言延伸了這一爭議，同時也帶來了啟示。假如能有機會與笛卡兒對話，我可能會這樣說：
“親愛的紙牌騎士，你因謹守個人座右銘‘帶著假面前進’而閉口不談對征服和占有自然所要付出的代價，但因為我在你的激勵下懂得了以‘我’的身份去獨立思考，那麼就由我來揭示這一代價吧。請允許我提醒你，你在《談談方法》中忘記了第四條準則，這一條涉及並‘隱含著’人類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我從曼德維爾那裡得到了這一啟示，他也在通過隱藏的箴言一步步前進，而罩在他的箴言外的面具卻是用來摘掉另一副面具的。
“現代歐洲的命運裡隱藏著這第四條準則，它從兩方面昭示：想要征服和占有自然，就要從主觀上向惡（因為正如罪行能夠變成美德一樣，惡也能變善
），並從客觀上將整個芬芳的世界變成徹頭徹尾散發著惡臭的世界。正是由於這一令人懊惱的疏忽，親愛的紙牌騎士，你的理論，你那套漂亮的方法，極有可能轉變成危險的妄想，並通向一種可能席卷全世界的新的暴戾。你成功地大範圍推廣了你那套旨在建立新理性的方法，而我則會將其稱為‘西方的妄想’。雖然它已成功地蔓延全世界，但不能改變它作為妄想的本質。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站不住腳的理論，終隻會被現實擊碎；這種認為人類有無限能力和抱負的妄想隻會踫釘子。因為從古至今凡是非分之想（hybris）——在這裡指的就是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都會招致懲罰（némésis）。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基於敘事傳統中那些所謂的大智慧，而是基於一種合乎邏輯的信念：雞蛋踫石頭永遠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並不是我們在吸納自然，而是自然在吸納我們。我想說的是，西方理性及作為其核心的笛卡兒理性始終存在著妄想的一面，我們要趁一切還來得及時去審視或者控制住這種妄想。”
7.
因此，歐洲有著特殊的責任，因為這種進程正是從歐洲萌發的，隨後傳播到北美和亞洲，後延伸至全世界。當然，如今它也來到了黑色大陸——非洲。各地落實這一進程的時間並不一致，這便解釋了為什麼各地對這一進程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新近被這一進程征服的國家傾向於隻看到笛卡兒那三點帶來的好處：在實用方面的效率，制成品和商業服務帶給人們的新滿足，以及健康的身體和開放的思想，與這種開放直接相關的便是從傳統文化的道德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某種自由感。換句話說，巴西、中國和印度人民並未發現，甚至是根本不知道有第四條準則的存在，那就是對世界的蹂躪。原因很簡單：至少到現在為止，好處還勝過壞處。而歐洲就不一樣了，由於在實現這一進程的道路上走得比較遠，歐洲已經嚴重地遭受到這個妄想帶來的不幸。弗洛伊德早已於爆發經濟危機的1929年預見了這一點：
遙遠的未來在（技術這一）人類文明領域將帶給我們全新而巨大的進步，而且其重要性可能無法估量：這些技術進步將進一步強化人類神性的一面。我們在研究中卻不會忘記，就算再有神性，今天的人類也並不感到幸福。
如果說1929年的人類並不感到幸福——經濟危機很快就讓他們產生了這種感覺——那麼在經歷了2008年的經濟大危機的五年後，在2013年人們的感覺又是怎樣的？肯定是更加糟糕，因為這時的人類更像是“裝了假肢的神”。“這位神，”弗洛伊德曾說，“裝上了所有的輔助器官後，當然令人欽慕，但這些假肢並不會和神本人一起成長，因此常常會給他帶來不小的痛苦。”
因此筆者將著重研究這種痛苦的主要形式，或者為了不刺激一些過於敏感的“玻璃人”，我應該說，研究幸福感的缺失。我將直入主題，論述人類這種精神上的無依無靠在日常生活中三個主要方面上的體現：工作、休閑和愛情。本書將主要研究成為新的痛苦之源的這三個方面。
8.
不過我要聲明一點：上述言論並非表明我一味沉溺於悲觀和無邊的胡思亂想之中。正相反，為了尋求安寧，找到避免痛苦的方法，必須首先承認時代造成的這種不幸的現實，纔能撥雲見日，找到適當的應對方法。所謂“適當”的方法，在於尋找一些思路，以便對世界及其核心原則進行一次哲學意義上的改革，同時避免止步於不作為或者治標不治本的小打小鬧。換句話說，既要避免行而不思，又要避免思而不行，應做到為行而思。
本書的中心論點如下：我們之所以不幸福，是因為我們生活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工作、休閑和愛情，已經失去了意義。原本牽涉這些方面的價值形成了一個體繫，支撐著我們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可如今，這些價值已變得空洞而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