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爾政治哲學是對時代發展主旋律---內部危機（自由主義的式微）和外部危機（極權主義的猖獗）的一種回應。這種回應在一定意義上不僅反映了波普爾的政治興趣與政治局勢變動之間的關繫，而且還體現了學界公認的關於波普爾思想的一般發展軌跡：“科學哲學→政治哲學→本體論”。 《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波普爾對政治哲學的主要貢獻。兩部著作的出現主要歸功於戰爭期間的奧地利政治，它們不僅是對奧地利社會主義的失敗和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災難性的一個回應，而且也深刻反映了當法西斯主義在奧地利和德國逐漸泛濫時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失望和沮喪。本書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進一步反思和批判。主要有如下內容：考察方法論的困境；透析波普爾功利主義思想的困境；考察波普爾對兩種社會工程論證的悖謬與偏失；對開放社會理論的批判。本書力圖突破目前國內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研究僅僅限於《歷史主義決定論》、《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猜想與反駁》的“狹隘讀解”或“範圍限定”，試圖把政治哲學和科學哲學，尤其是把波普爾早、中、晚三個時期的思想結合起來，進一步剖析波普爾政治哲學

本書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進一步反思和批判。主要有如下內容：考察方法論的困境；透析波普爾功利主義思想的困境；考察波普爾對兩種社會工程論證的悖謬與偏失；對開放社會理論的批判。本書力圖突破目前國內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研究僅僅限於《歷史主義決定論》、《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猜想與反駁》的“狹隘讀解”或“範圍限定”，試圖把政治哲學和科學哲學，尤其是把波普爾早、中、晚三個時期的思想結合起來，進一步剖析波普爾政治哲學。

楊和英，女，苗族，1981年9月14日出生，貴州省黃平縣人，哲學碩士，法學博士。曾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主持省部級課題。現任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副教授。

國內學界一般認為，波普爾是改革開放之後，被引進的個西方現代哲學家。縱觀國內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研究，文獻較多且較為深入和理性[1]。然而，由於本土學者或受意識形態的束縛，或是認識偏見的緣故，相對於國外的論著和國內波普爾科學哲學研究而言，其學術著作不僅比較薄弱，而且至今尚未出版一本全面繫統地研究波普爾政治哲學的研究專著。這似乎可以印證卡爾文·海耶斯的那句話，“波普爾政治哲學是其哲學體繫中被討論得少和為薄弱的部分”[2]。即使是已有的波普爾政治哲學研究文獻中，也存在著諸多的不足，可以粗略地概括為以下3個方面：

（1）從內容上看，缺乏較為全面的研究。不但對消極功利主義思想、世界主義以及歷史地位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而且絕大部分研究文獻都涉及波普爾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與反批判，而對波普爾與柏拉圖、黑格爾之間的批判與反批判關注較少。此外，在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闡釋和評析中，往往忽視了波普爾政治哲學得以孕育的歷史文化語境，諸如缺乏從密爾、康德等思想家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影響視角進行探討，從而易流於疏淺粗陋。

（2）從波普爾政治哲學的時間限定來看，大多研究文獻都局限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兩部著作中，忽視或漏讀了波普爾的前期和後期的思想，從而導致在一些重素的解讀上有所欠缺。

（3）從研究方法上看，大多研究文獻采用“標簽法”（把波普爾納入自由主義思想流派進行研究）、“截面法”（把政治哲學從哲學體繫中分割出來單獨解讀） 、“聚焦法”（考察民主、漸進社會工程、開放社會之類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範疇），而較少運用“比較法”。

這些問題和不足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學術界繼續深入研究波普爾政治哲學的瓶頸，阻礙了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核心價值和理念的“走近”。

臺灣的朱宏源先生曾說過，任何理論不僅有其適應的時代，也有其不適的可能。[3]因此，無法否認波普爾政治哲學確實存在著一繫列的困境，而這些困境對波普爾“悖謬性”命運的形成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正如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促使波普爾確立了一個對任何理論都應進行批判地考察而不能教條地接受的信念。這裡，筆者也本著相同於波普爾的“科學的態度即批判的態度”[4],試圖進一步對波普爾政治哲學加以解讀，從而接受和批判波普爾政治哲學。在這篇論文裡，筆者不過是冒險挑戰一下現有的認識，對波普爾政治哲學作進一步的挖掘，希望對這些問題的解讀能夠免遭學界的駁斥，同時又能加深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研究。筆者一方面無意對波普爾政治哲學做全面的回顧和論述：首先這是一件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事；其次，這並不是這篇論文的主題；再次這種剖析尤為精細，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涵蓋如此豐富的內容，因此也就無法做出簡約地描述，隻得從略。鋻於這種理解，筆者在於考察波普爾政治哲學之困境，故而對波普爾的其他思想基本未加詳細地涉獵。借用安東尼阿巴拉斯特的話說，這樣做雖然有點粗枝大葉，但總比無所作為好，因而它仍然具有價值---事實上，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全方位研究在學術界仍然是相當薄弱的[5]。另一方面，筆者也無意為他作合理的辯護，而是以批判為要務，力圖在關於波普爾政治哲學困境等相關問題上表達一孔之見。正如卡爾曼海姆指出的，“隻有當我們徹底意識到每一種觀點的範圍的局限時，我們纔算走在尋覓整體理解的路上”[6]，纔能不斷地走近真理，促進人類知識的增長。因而，筆者不揣淺陋，試圖分析波普爾政治哲學的具體困境，這些困境的存在對波普爾政治哲學的價值以及西方政治界有何影響，以及走出這些困境有無必要和可能性？並通過對困境的剖析，進一步透析其政治哲學的思想特征、政治歸屬以及困境效應，並得出一些相應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