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有意義的行為

編輯推薦

本書是“西方哲學理論與實踐書繫”之一，全書共分4個章節，主要對有意義的行為知識作了介紹，具體內容包括人文研究、作為文化工具的通俗心理學、意義剖析及自傳和自我。該書可供各大專院校作為教材使用，也可供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作為參考用書使用。

內容簡介

書籍就像突出海平面的山峰，盡管它們看起來像是孤零零的島嶼，但它們意味著一塊新大陸就要出現在面前。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是某個帶有普遍意義的課題的一部分。而它們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它們是一片廣袤的知識大陸的一部分。《有意義的行為》也不例外。

作者簡介

傑羅姆·布魯納是紐約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已出版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真正的心靈·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論認知》（On Knowing）、《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教學論》（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均為哈佛大學出版

前言
鳴謝
章人文研究
第二章作為文化工具的通俗心理學
第三章意義剖析
第四章自傳和自我

在線試讀

章人文研究
我想從認知革命說起，這場革命在經歷了客觀主義的寒鼕之後。試圖將“心靈”帶回人類科學領域。但是，我的學說不是簡單地描述這一勇往直前的歷程。因為至少在我們看來，這場革命現在已轉變為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與當初催生它們的推動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認知科學已經被技術化了，甚至於被削弱了當初的推動力。這並不是說它失敗了：恰恰相反，因為認知科學注定是學術交易所中成長快的股票之一，它可能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這種勝利是在付出高昂的技術成本後獲得的。有些批評人士——甚至是毫不客氣地——指出，新的認知科學作為這場革命的產物，已經取得了技術上的勝利，付出的代價是讓心靈這個概念失去人性化。而它一直追求的就是重新確立心靈在心理學中的地位，兇此，它使心理學中的許多內容與其他人類科學和人文科學分離開來。
我將進一步簡短地闡述這些問題。但在此之前，我要為您列出本章以及後面幾章的計劃。當我們回顧完那場認知革命後，接著會對即將再度興起的革命進行初步的探索。這場革命更傾向於解釋與“意義構成”相關的認知，它在過去幾年時間裡，已擴展進入人類學、語言學、哲學、文學理論、心理學的領域中，時下，差不多在所有領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我甚至懷疑如此強勁的發展可能會重拾當初次認知革命的勢頭。我將在後面幾章裡對某些研究進行初步但具體的闡述，這些研究以心理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中鄰近學科之間的界限為目標，而且具有當初認知革命的那股發展勢頭。
現在，先讓我來闡述我和我的朋友們對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發生的那場革命的想法吧。我們認為，它試圖竭盡全力將意義確定為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不是刺激和反應，不是明顯可能觀察到的行為，也不是動物本能及其轉變，而是意義。它不是一場反對行為主義的革命，其目標也不是通過往行為主義中加入一點心靈主義使之成為更好的心理學研究方法。愛德華·托爾曼（Edward Tolman）曾經那樣做過，但收效甚微。那場革命要比這深刻得多，它的目標是發現並正式地描述人類與周圍世界交流時所產生的意義，進而提出與意義生成過程相關的假設。它關注人類在描述和理解整個世界和他們自身時所進行的符號行為，其目標在於加速推動心理學與其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內的輔助性姊妹學科攜手發展。實際上，表面上認知科學日益計算機化，但以上所說纔是真正的事實——起初是緩慢推進，現在其動能不斷增強。所以，如今人們發現文化心理學、認知和解釋人類學、認知語言學等研究中心一派繁榮。總之，自從康德關於心靈和語言的哲學出現之後，這一領域就一直保持著旺盛的進取性。它很可能成為時代性標志，代表人物是1989-1990年在耶路撒冷一哈佛聯合講座的主講者們，他們有著各自的方式和傳統——格爾茨（Geertz）教授在人類學領域獨樹一幟，而我在心理學領域也有著自己的獨立見解。章人文研究
我想從認知革命說起，這場革命在經歷了客觀主義的寒鼕之後。試圖將“心靈”帶回人類科學領域。但是，我的學說不是簡單地描述這一勇往直前的歷程。因為至少在我們看來，這場革命現在已轉變為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與當初催生它們的推動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認知科學已經被技術化了，甚至於被削弱了當初的推動力。這並不是說它失敗了：恰恰相反，因為認知科學注定是學術交易所中成長快的股票之一，它可能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這種勝利是在付出高昂的技術成本後獲得的。有些批評人士——甚至是毫不客氣地——指出，新的認知科學作為這場革命的產物，已經取得了技術上的勝利，付出的代價是讓心靈這個概念失去人性化。而它一直追求的就是重新確立心靈在心理學中的地位，兇此，它使心理學中的許多內容與其他人類科學和人文科學分離開來。
我將進一步簡短地闡述這些問題。但在此之前，我要為您列出本章以及後面幾章的計劃。當我們回顧完那場認知革命後，接著會對即將再度興起的革命進行初步的探索。這場革命更傾向於解釋與“意義構成”相關的認知，它在過去幾年時間裡，已擴展進入人類學、語言學、哲學、文學理論、心理學的領域中，時下，差不多在所有領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我甚至懷疑如此強勁的發展可能會重拾當初次認知革命的勢頭。我將在後面幾章裡對某些研究進行初步但具體的闡述，這些研究以心理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中鄰近學科之間的界限為目標，而且具有當初認知革命的那股發展勢頭。
現在，先讓我來闡述我和我的朋友們對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發生的那場革命的想法吧。我們認為，它試圖竭盡全力將意義確定為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不是刺激和反應，不是明顯可能觀察到的行為，也不是動物本能及其轉變，而是意義。它不是一場反對行為主義的革命，其目標也不是通過往行為主義中加入一點心靈主義使之成為更好的心理學研究方法。愛德華·托爾曼（Edward Tolman）曾經那樣做過，但收效甚微。那場革命要比這深刻得多，它的目標是發現並正式地描述人類與周圍世界交流時所產生的意義，進而提出與意義生成過程相關的假設。它關注人類在描述和理解整個世界和他們自身時所進行的符號行為，其目標在於加速推動心理學與其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內的輔助性姊妹學科攜手發展。實際上，表面上認知科學日益計算機化，但以上所說纔是真正的事實——起初是緩慢推進，現在其動能不斷增強。所以，如今人們發現文化心理學、認知和解釋人類學、認知語言學等研究中心一派繁榮。總之，自從康德關於心靈和語言的哲學出現之後，這一領域就一直保持著旺盛的進取性。它很可能成為時代性標志，代表人物是1989-1990年在耶路撒冷一哈佛聯合講座的主講者們，他們有著各自的方式和傳統——格爾茨（Geertz）教授在人類學領域獨樹一幟，而我在心理學領域也有著自己的獨立見解。
正如人們初想像的那樣，認知革命從本質上要求心理學與人類學和語言學、哲學和歷史，甚至於法律學形成合力。所以，在哈佛大學認知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 at Harvard）成立的初期，組成人員中有一位哲學家奎恩（W.V.Quine），一位睿智的歷史學家斯圖爾特·休斯（H.Stuart Hughes）和一位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這毫不奇怪，也絕非偶然。或者說，中心內的哲學家、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其中還有諸如納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新構造主義的倡導者——在數量上與心理學家不相伯仲。至於法律學方面的代表，我必須說明，該中心的幾位著名法律學專家隻是偶爾參加我們的座談會。他們當中的鮑爾·弗萊德（Paul Freund）承認是因為我的緣故纔來到中心，他所感興趣的是，規則（比如語法規則，但不包括科學公式）如何影響人類的行動，以及法學究竟需要研究什麼。
我想現在應該向您說明，我們不是要站出來“改造”行為主義，而是要替換它。正如我的同事在隨後幾年裡說的那樣，“我們將我們的新信條釘在門上，而後就等待著，看會發生什麼情況。一切都很順利，事實上是非常地順利，以至於終我們可能是白白地為我們能否取得成功擔心了那麼久。”
如果寫一篇關於上個世紀後四分之一時期的學術史的論文。追述認知革命的原動力以及它分裂、技術化的過程，肯定會引人入勝。完整的故事好交給那些睿智的歷史學家去寫。現在，我們需要弄清的是沿途的標志牌，它們已足以為我們指明即將前往的知識領域內的情況了。比如，很早之前，研究重心就從“意義”轉向“信息”，從意義的構成轉向信息的處理，這些都是影響深刻的變化。這一轉折中的關鍵要素是計算作為主要的隱喻方法而被引入，以及可量化計算成為好的理論模型的基本標準。信息與意義的關繫不大，從計算的角度來說，信息由繫統中未進行編碼的信息要點組成，而意義要經過歸納纔能成為信息要點，它既不是計算的結果，跟隨機分配式的計算存儲也沒有關繫。
信息處理是指根據中央的指令，在存儲地址上記錄或獲取信息要點，或將其暫時存在緩衝存儲器上，然後按照指定的方式操作：列表、命令、組合、對比未編碼的信息。完成所有這些工作的繫統對其存儲的是莎士比亞詩歌中的文字還是隨機數據表中的數字均一無所知。根據典型的信息理論，如果一個信息要點減少了可能的選擇性就具有情報價值。這就暗含著一個鎖定某種選擇的代碼，可能性序列和它們包含的例證要按照繫統中的“語法規則”——可能出現的變化情況——進行處理。到目前為止，這一分配繫統中的信息僅能處理字典層面上的意義：根據經過編碼的地址評估存儲的詞彙信息。還有其他“類似意義”的操作，如改變一繫列條目的序列，以便按照標準測定其效果，就像在拼字遊戲或字謎遊戲中那樣。但信息處理不能應對既定範圍之外的任何東西，對於那些能夠隨機進入特定關繫的條目也無能為力，這種特定關繫被基本操作程序嚴格控制。這樣的繫統不能處理模糊的、存在分歧的、隱喻的或內在的聯繫，如果非要它這麼做，就好比讓一隻猴子進入了大英博物館。它隻能機械刻板地按運算法則來解決問題，或冒險去試探不確定性。信息處理需要提前規劃並擁有準確的規則。它排除了類似不嚴謹的問題：如“穆斯林正統派人士頭腦中的世界是怎樣被組織起來的？”或“自我概念在希臘荷馬時代和在後工業時代有什麼不同？”它傾向於解釋類似這樣的問題：“按照怎樣的戰略為操作者提供控制信息，纔能確保車輛在預定軌道上行進？”我們接下來將進一步探討意義及其產生過程，它們與傳統上所謂的“信息處理”距離之遠讓人驚訝。
後工業時代的信息革命早已遍及全世界，因此出現這樣的論斷毫不奇怪。心理學和社會科學通常都是很敏感的，它們對其所處社會的需要經常是過於敏感。理論心理學總是本能地按照新的社會需要去重新定義人及其心靈的涵義，在這樣的條件下，研究者的興趣相應地從心靈和意義領域轉向計算機和信息領域也就不足為奇了。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計算機和計算機理論基本上已成為信息處理的代名詞。先前在一定領域內確定下來的健全的意義分類足以為操作代碼提供一個基礎，因而裝有適當程序的計算機就可以進行一些限度的操作進而完成信息處理，從此計算機應用技術有了用武之地。不久，計算成為心靈的範式，並取代了意義的概念，新的概念——“可計算性”出現了。認知過程與那些可在計算裝置中運行的程序等同起來，比如說，一個人在“理解”上的成功，如記憶或概念獲得，實際上成為了人們用計算機程序來模仿人類形成概念或記憶的能力。這一思考方法得到有開創性深刻見解的圖靈（Turing）的大力佐證，他認為：任何計算機程序，無論它有多麼復雜，都是“仿照”極為簡單的普適圖靈機（Universal Turing Machine）的功能，依靠一組原始的簡單操作來完成工作。如果有人習慣於將那些復雜的程序看成是“模擬的心靈”——借用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話，那麼他再往前邁出關鍵的一小步，就會完全相信“真實心靈”及其形成過程同模擬的心靈及其形成過程是類似的，均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來“解釋”。
新的簡化論為正在生成的新認知科學提供了一個驚人的自由論程序，它非常之寬泛。實際上，哪怕是早期的刺激一反應學習理論者和研究記憶的聯想論學者，隻要他們將自己的舊概念用信息處理的術語包裝一下，就都能回到認知革命的陣營，這與“精神”過程和意義毫不相干。取代刺激和反應的是輸入和輸出，情感污點被轉化成一素，素將操作結果的信息反饋給繫統，進而使對情感污點的清洗得到強化。因此，隻要有可用於計算的程序，“心靈”的概念就可以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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