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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確理解“啟蒙”，還是讓我們回到康德的著名定義：

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就是不經他人的指導便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其原因如果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沒有決心和勇氣運用理智，那麼，這種無能便是自己所招致的。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

盡管這段文字早已膾炙人口，但是意思並不十分清楚，很難理解。比特納一口氣提出若干個問題：如何理解“不成熟”是一個人自己的過失？“無能”究竟指什麼？指根本沒有這種能力，還是指沒有使用這種能力的能力？“不成熟”在這裡起什麼作用？什麼纔是“在別人引導下使用一個人自己的理智”？人們“究竟能否擺脫對他人判斷的一切依賴……完全獨自思維”？甚至過分依賴於他人判斷的人，譬如信從教皇而反對控制生育的人，難道就是不成熟？他不正是通過使用自己的理智而接受和支持權威者的主張嗎？如此等等。比特納實際上對康德的啟蒙定義提出質疑，認為人“隻要是在思想，無論多麼過分地依賴他人的判斷，都是在獨立思想”。因此，所謂“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平淡無奇，甚至乃無稽之談，“這裡無須什麼擺脫，亦沒有不成熟，沒有人自己的過錯”。比特納企圖將任何思想統統歸於“獨立思想”（thinking for oneself），並將獨立思想等同於“獨立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從而取消“經他人指導運用你自己的理智”。問題在於，凡思想是否均為“獨立思想”？難道“經他人指導”與“獨立運用”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比特納這裡犯了一個錯誤：將思想（心理）事件的一般特征與正確思維的必要條件混為一談。思想（thinking）指一般的心理現像，與物理現像相對照，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思想者對於自己思想狀態的優先性，即唯獨思想者本人纔能直接意識自己的心靈狀態，無須進一步的觀察和證據，因此，思想具有人稱的權威性，同時具有私人性和主觀性。就此而言，作為一個心理事件的發生，即便思想者完全被控制，被強迫，其思想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這個心理事件是他的心靈獨立運作的結果，因為任何別人都不可能直接進入並參與他的思想過程。這裡的“獨立”，僅指該心理現像是屬於他自己的，不是別人的，就好像盡管疼痛的原因是別人揍了他，但痛感隻能是疼痛者本人的“獨立”感受，絕非別人所能感受的一樣。然而，康德這裡所討論的，並非思想的一般特征，而是行為者（agent）如何運用理智的問題。康德文中的“理智”一詞泛指理性（reason），顯然不同於一般思想：作為人類區別動物的一種能力，理性不僅賦予人們以判斷力，借以獲取正確的知識，而且能夠遵從道德法則，選擇正當的行為。因此，理性不單純是一般的思想事件，更是心靈自發的、主動的活動，驅使人們的信念和行為符合理性的原則。作為理性的行為者，必須在自主的情況下，纔能合理控制我們的信念和行為，有效地自我支配，追求真理的知識和產生正當的效果。理性的行為者本身就是自主的，能夠產生實際效力。因此，“獨立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與“經他人指導運用你自己的理智”是對待理性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體現了理智行為者的本質，是正確知識和正當行為的必要條件，後者充其量不過一個思想事件，卻是錯誤的根源，遠離理性，甚至陷入非理性。這裡所謂“獨立”，指理性行為者的自主性，即正確認識和正當行為的必要條件。因此，盡管被奴化的思想者思想時，也是在使用自己的心靈，甚至其大腦的生理化學過程可能與自由思想者並無二致，但按照康德的看法，前者是幼稚的表現，乃愚昧的根源，後者纔使人類走向成熟，乃文明之根源。

“理智的獨立運用”與“經他人的指導”何以導致如此不同的結果？

近代（現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已經為回答這個問題搭建了理論架構：他的徹底懷疑的方法排除了一切傳統的成見和外在的權威，通過“我思”的活動證明知識的確定性隻能來源於“我思”本身，並通過“自我反思”過程，引出信念的倫理問題，揭示了信念與意志之間的關繫。為了擺脫惡魔的欺騙和操控，笛卡爾不僅要為我們知識的有效性尋求根據，而且必須表明，我們的自由是其全部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保障。正如阿勞約（Marcelo de Araujo）指出的，當我們像懷疑主義那樣“懸置任何判斷”，“從而避免為惡魔操縱的可能性”時，具有“的自主性”；“當我們遵循真理的標準，僅僅同意清楚明白的觀念時”，則具有“完全的自主性”。這兩種情況，分別相應於“第四沉思”中意志的“無所謂的自由”（indifference）與“自發的自由”（spontaneity）。嚴格地說，隻有後者纔具有真正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康德的術語，其大概意思指：人有能力將理性的法則加於自身，並依照這種法則去行為，從而拒絕服從理性之外的任何權威，所以，人對自己如此做出的行為和如此獲得的信念負有責任。若從信念倫理學的視角考察人的認知活動，不難看出，自主性亦是理解笛卡爾認識論的核心要素：“自主的人……能夠在發現真理的過程中‘規定’或‘支配’自己，除了理性權威，不依賴於任何權威。”因此，前者（懸置判斷）之所以還保留限度的自主性，僅僅是從否定的意義上說，即行為者在缺乏清楚明白的觀念時，既沒有選擇肯定，亦沒有選擇否定，而是有意選擇了懸置判斷，以避免被惡魔欺騙的危險。然而，無所謂的自由不能保證行為者的自主性。隻有後一種情況，即行為者自發地服從理性的規則，同意清楚明白的觀念，纔能真正避免被欺騙，纔具有真正的自由和自主性。

“理智的獨立運用”就是強調人的自由，強調人具有自主性。隻有當行為者僅僅服從理性的權威，同意清楚明白的觀念，纔具有真正的（自發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同時也是獲取真理及做出正當（道德）行為的前提條件；隻有當信念和行為完全為理性自我決定時，行為者纔可能對它們負有完全的責任。因此，按照康德的觀點，勇敢地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性，是以“自我肯定”為特征的現代人生存的基本原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將“獨立思想”等同於啟蒙：“獨立思想意味著在自身內（即在自己的理性中）尋求真理的標準；始終堅持獨立思想的準則就是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