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章開沅
我對四川、對重慶常懷感恩之心，那裡是我的第二故鄉。因為從1937年鼕到1946年夏前後將近9年的時間裡，我在重慶江津國立九中學習5年，在銅梁201師603團當兵一年半，其間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遠到過今天四川的瀘州，而起程與陸上棲息地則是重慶的朝天門碼頭。
回想在那國破家亡之際，是當地老百姓滿腔熱情接納了我們這批流離失所的小難民，他們把尊貴的宗祠建築提供給我們作為校舍，他們從來沒有與淪陷區學生爭奪升學機會，並且把秀的教學骨干穩定在國立中學。這是多麼寬闊的胸懷，多麼真摯的愛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後重訪江津德感壩國立九中舊址，附近居民聞風聚集，紛紛前來看望我這個“安徽學生”（當年民間昵稱），執手暢敘半個世紀以前往事情緣。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糧和四川、重慶老百姓大愛的哺育下長大的啊！這是我終生難忘的回憶。
當然，這八九年更為重要的回憶是抗戰，抗戰是這個歷史時期出現頻率的詞語。抗戰涵蓋一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記得在重慶大轟炸頻繁的那些歲月，連許多餐館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彈湯”，即榨菜雞蛋湯。……歷史是記憶組成的，個人的記憶會聚成為群體的記憶，群體的記憶會聚成為民族的乃至人類的記憶。記憶不僅由文字語言承載，也保存於各種有形的與無形的、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之中。歷史學者應該是文化遺產的守望者，但這絕非是歷史學者單獨承擔的責任，而應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我對《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編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戰爭是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海外僑胞與華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義戰爭。自從19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歷次反侵略戰爭都是政府主導的片面戰爭，由於反動統治者的軟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所以每次都慘遭失敗的結局。隻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由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長期內戰的國共兩大政黨終於經由反復協商達成第二次合作，這纔能夠實現史無前例的全民抗戰，既有正面戰場的堅守嚴拒，又有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英勇殺敵，經過長達8年艱苦卓絕的壯烈抗爭，終於贏得近代中國次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完全同意《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的評價：“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抗戰，不僅是反抗日本侵華戰爭，而且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脫亞入歐”方針的誤導下，逐步走上軍國主義侵略道路，而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經過甲午戰爭，日本首先占領中國的臺灣省，隨後又於1931年根據其既定國策，侵占中國東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滿蒙”為政治軍事基地妄圖滅亡中國，獨霸亞洲，並且與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國家中早在亞洲發起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國家，而中國則是早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的先驅。及至1935年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政變使日本正式成為法西斯國家，兩年以後更瘋狂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由於日本已經與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所以中國的全面抗戰實際上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並且曾經是亞洲主戰場的主力軍。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電》所說：“我們與你們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前線上。”即使在“二戰”全面爆發以後，反法西斯戰爭延展形成東西兩大戰場，中國依然是亞洲的主要戰場，依然是長期有效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力軍之一，並且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凱旋門正好踫見“二戰”老兵舉行盛大遊行慶祝法國光復。經過接待人員介紹，他們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願從軍，便熱情邀請我與他們合影，因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戰士。我雖感光榮，但卻受之有愧，因為作為現役軍人，未能決勝於疆場，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國老兵非常尊重中國，這是由於他們曾經投降並且亡國，而中國則始終堅持英勇抗戰，並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贏得後勝利。盡管都是“二戰”的主要戰勝國，畢竟分量與地位有所區別，我們千萬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戰。
重慶在抗戰期間是中國的戰時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戰”全面爆發以後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貢獻與歷史地位。然而由於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對於抗戰期間重慶與大後方的歷史研究長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至少是難以客觀公正地反映當時完整的社會歷史原貌。現在經由重慶學術界倡議，全國各地學者密切合作，同時還有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外國學者的關懷與支持，共同編輯出版《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這堪稱學術研究與圖書出版的盛事壯舉。我為此感到極大欣慰，並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學者投入此項大型文化工程，以求無愧於當年的歷史輝煌，也無愧於後世對於我們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衛戰爭期間，作為現役軍人而未能親赴戰場，是我的終生遺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說曾經是抗戰老兵。然而，我畢竟是這段歷史的參與者、親歷者、見證者，仍願追隨眾多中外纔俊之士，為《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的編纂略盡綿薄並樂觀其成。如果說當年守土有責未能如願，而晚年卻能躬逢抗戰修史大成，豈非塞翁失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經是抗戰勝利65周年，我仍然難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歡之夜，數十萬人湧上街頭，那鞭炮焰火，那歡聲笑語，還有許多人心頭默誦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即以此為序。
庚寅盛暑於實齋
（章開沅，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現任華中師範大學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自 序
1937年7月7日，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11月，中國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從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軍對重慶進行了長達近七年的無差別濫炸，其歷時之長、範圍之廣、所造成的災難之深重，在二戰期間和整個人類戰爭史上所罕見。史稱“重慶大轟炸”。從重慶的戰爭廢墟中升華而出全中國團結一致的新精神，激發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抗擊侵略者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與此同時，日軍的轟炸亦令重慶具有了某種號召力，這座城市在國際上成為中國不屈抵抗的有力標志。在1939年5月3—4日的轟炸之後，重慶市被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向其成為事實上的戰時首都邁出了步。在第二年的另一個恐怖轟炸季之後，1940年9月，“烈火”重慶正式成為中國陪都。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成為盟軍東方戰場統帥部所在地，並與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一道被稱為四大戰時首都。
盡管中國曾經歷八年生死抗戰，為同盟國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終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國際上僅受到小範圍的認可。英國牛津大學潘迪生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德（Rana Mitter）教授於2013年10月18日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的文章中表示：“令人遺憾的是，盡管中國是首個與軸心國交戰的同盟國，與美國、英國甚或到1945年8月纔對日宣戰的蘇聯相比，中國在太平洋戰局中的作用遠未得到承認。戰後，中國的貢獻被置於一旁，在純意識形態競爭的冷戰期間，成為不宜提及的一段歷史。”
近年來，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下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的關注不斷增強。這一領域內的國際學術隊伍不斷壯大，對中國的戰時國際外交作出了重要的新研究。其中特別值得注意且具有開創性價值的是米德教授於2013年在美國出版的《被遺忘的盟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一書，該書英國版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為生存而戰, 1937—1945》（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這是運用英文寫作全方位展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擊日本侵略的學術著作。米德教授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呼吁：“新抗戰史的書寫必須……恢復……中國作為與美國、俄羅斯、英國一起的四大盟國中的一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中國的抗戰故事不僅僅是描述被遺忘的盟國的歷史，更是展現中國政府及其人民在戰爭經歷中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同時，對於重慶戰時歷史，以及對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歷史的學術關注也在不斷增強。2009年與2013年，“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在重慶連續召開了兩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是由中美日著名歷史學家共同發起，全球學者共同參與的國際性共同研究項目和學術會議，是與中日兩國政府建立的“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項目並行的國際學術界多邊研究平臺，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會議產生的學術成果和研究共識也越來越影響到有關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會議在美國、日本開過三次。國際上這一領域著名學者兩度雲集重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下的中日戰爭，推進了重慶學術界與國外境外學術機構的合作，展示了中日戰爭研究的發展趨勢和成果，發出了正確評價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作傑出貢獻的聲音，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板塊”，從而大大提升了對於戰時重慶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以及當時在渝國際團體的研究。
盡管重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具有全球影響與國際視野，迄今為止仍然鮮有在全球戰爭大背景下對重慶國際角色的概括性專門研究。有關重慶戰時國際界與外交圈的中文二手資料在數量以及涵蓋範圍方面都相當有限，即便是勤勉刻苦的研究者也隻能得到隻言片語的零星片段，無法窺得全貌；而據我們所知，其他語言的深度文獻更是無從找尋。因此，重慶曾經享有的全球聲譽實際上也已經被遺忘於歷史的塵埃，其獨特的歷史遺產尚有待書寫。
本書即為填補這一空白作出的首次努力。本書以對來自全球各地的現代資料研究為基礎，回顧了在徹底重塑戰後全球格局的各類重大事件與歷史起伏的大背景之下，1938—1946年間重慶外交界的情況。本書以戰時重慶多姿多彩的外國外交使團為主要焦點，探求重慶戰時國際舞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眾多事件、潮流與人物，尤其是他們在中國從搖搖欲墜的半殖民地中非凡崛起成為世界大國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書中介紹了約30個在華外交使團的大致情況，以及在渝軍事使團、間諜機構和國際新聞界等其他一些有趣的外國人團體。
在寫作本書的研究中，我們廣泛使用了從未披露過或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資料，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1）原始檔案記錄與官方資料；（2）私人檔案與通信；（3）回憶錄、自傳以及其他一手記述；（4）第二手資料以及學術文獻。我們在運用多語言的研究過程中，接觸了大量中、英文資料，以及數量有限的荷、法、德、意、日、西等語種的手與第二手資料。有關戰時駐渝外國團體的核心數據與基本細節情況，如名稱、抵渝以及離渝日期、地址等，主要以原始的中文檔案資料為依據，並依此確立了本研究的脈絡框架。相反，對這一時期的現當代觀點、戰時重慶外籍居民的個人講述以及涉及某些具體國家的問題，則主要使用非中文資料，這對本書的敘述是非常寶貴的補充，為本書更添精彩。
我們的研究工作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首先，我們為寫作本書廣泛查閱了大量多語種史料，包括一手與二手資料，這是非常寶貴的。其次，我們的研究涵蓋面廣、覆蓋多個國家，全面展現了派駐在戰時中國的各國外交代表，而不僅僅局限於幾個主要大國。第三，我們糅合了重慶本地、中國國內與國際等各個維度，換言之，我們的研究將重慶的個體事件、趨勢、人物、地點以及條件融入到復雜多變的全球戰爭大背景之中。這一全面性的研究方法使得我們能夠以新穎獨特的視角看待重慶在中國現代史甚至世界歷史上的角色與作用。此外，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本書還采用了一些珍貴的照片，它們多由戰時在華的外國外交官拍攝，這些首次面世的歷史照片，為這部歷史性回顧著作增色不少。
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夠對未來的研究作拋磚引玉之用，補全現有的研究版圖，有助於重塑重慶歷史上這一輝煌篇章和獨特的歷史遺產。
此處亦需對本書書名略作說明。重慶初為中國戰時首都，後成為陪都、永久陪都，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一直是中國未遭日本占領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與文化心髒，亦是全球抵抗軸心國鬥爭中盟國軍事合作的一個主要國際中心。隨著中國與各主要條約國結為盟友，延續了一個世紀的各項“不平等條約”終失效，外國在華治外法權體繫徹底廢棄。與此同時，外國駐華公使館升級成為駐華大使館，反映了現代外交駐外機構的別。在這一短暫輝煌時期的尾聲，中國已由遭各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轉變成為世界大國，在聯合國“五大國”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些都是中國外交關繫的歷史性轉折點，都標志著中國在對外事務上看到的黎明曙光，從此之後的中國外交開始朝著平等互惠之路邁進。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改天換地的大潮中首次登上了全球外交舞臺，實現了外交上的重大突破，並為日後組建新中國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礎。鋻於這些裡程碑事件都首次發生於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這座城市在歷史回眸中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外交的主要誕生地。我們認為這正是本書題目的由來。
2011年12月於重慶啟動此研究項目
2011年12月—2012年9月於中國臺北、法國巴黎、荷蘭海牙資料搜集、基礎研究
2012年9月於重慶確定寫作提綱
2012年9月—2013年8月於中國北京、中國臺北、荷蘭海牙寫作
2013年9月中英文稿
2013年6月中英文第二稿
2014年11月中英文第三稿
重慶、海牙
2015年2月
前 言
中日戰爭爆發18個星期之後的1937年11月20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宣布“移駐”四川重慶。在重慶市區首次遭受有組織的轟炸之後，1939年5月5日，該市被直接置於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升級為特別市。1940年9月6日，重慶被正式指定為陪都，並由當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至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遷回原都南京前，重慶一直作為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
隨著中央政府部門與國家機關的遷入，“山城”重慶迎來了大批隨政府內遷的官員、軍官、工商業人士、生意人、勞工、教育界人士、知識分子、諜報人員、冒險家、難民，以及其他被重慶當地人稱為“下江人”的沿海城市與中國其他地區移民。在1930年代初時，重慶的注冊人口約為20萬，不久就突破了百萬大關。隨著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人員遷移，眾多在華外籍人士也從東部城市湧向了中國的戰時新都，這一遷移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1942年達到了。1942年前10個月，重慶注冊在案的外籍人士數量翻了將近一番，由1月份時的538人增長至10月份時的1008人。隨後數年，這一數字持續增長。在戰爭後階段，官方統計人數達到1500人；而重慶城中的實際外籍人口數量——包括並未注冊在案的外國人口——肯定大大高於這一數據。
外國外交官占戰時重慶外國人口的相當一部分。1938—1946年間，在渝外國外交官人數由零增至大約180人，占在渝注冊外國人口的10%左右。現有資料對於戰爭期間駐渝外國外交使團構成與規模的記述出入很大，外國使團數量從20個到50餘個不等。根據本研究使用的原始檔案記錄以及官方文件，1937—1946年間曾有23個國家在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重慶設立了外交使團。然而，由於不斷變化的全球政治格局，這一數字一直處於變化之中，而且戰爭期間的駐渝外國使團實際數量一直低於上述統計數字。
盡管情況起伏不定，戰時駐渝外國外交使團仍然具有若干穩步發展的趨勢。首要趨勢為派駐重慶的外國常設外交使團數量在此時期內快速增加。1938年時，僅有8個國家向中國的戰時新都派駐了外交使團。這一數量在1946年時已經發展為22個，包括由東部地區遷址至渝的使團，以及在戰時首都新設立的外國駐華外交使團。其次，外交使團總體級別顯著提升。主要是由公使館升級成為大使館，駐渝大使館數量由1938年時的7家增至1946年時的18家。第三，外國文職官員數量不斷增加，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後又有大批負有外交使命的軍事代表湧入，各駐渝外交使團規模不斷擴大。在同時代背景下，後需要著重指出的一點是，在華外國外交團體的構成逐步改革與更新，舊式的“中國通”逐漸被新一代專業化外交官以及漢學家所取代。
此類趨勢的重要意義毋庸諱言。回顧過去，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取得了世界大國的地位，這些發展變化具有內在聯繫，互為因果。與此同時，它們也與這一獨特時期內劇烈變化潮流的特有發生地（發源地與目的地）重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隨著新一代外國外交官踏上山城陡峭的街道，變革的清風也拂過中國外交界。之後，隨著滿目瘡痍的戰時首都在見所未見的空中打擊中堅持下來，從廢墟中誕生出一個更加堅強、更加堅定的城市，舊有的“不平等條約”亦為新的協定所取代，將中國從束縛了其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條約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隨著“陡崖上的城市”由內河口岸城市發展成為全球變化前沿的國際大都市，解放了的中國終開始了朝著基於平等互惠的現代外交邁進。這些有效推動了此類重大變革發生的中國戰時首都中的事件、趨勢與人物，構成了本書的主題。
本書部分回顧了這些事件與變化終發生的歷史背景。章描述了重慶在不平等條約下成為通商口岸之後首批駐渝外國領事館的情況。第二章回顧了自民國建立的1912年到抗戰爆發前夕各國駐中華民國外交使團的發展。第三章對國民政府外交部作一背景介紹，著眼於與其在戰時重慶活動相關的各個方面，這些方面一直以來均研究不足。此三章為本書第二部分中對不斷變化的戰時在渝外交圈與國際界的歷史重構與分析奠定了基礎。
本書第二部分基本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展開，僅有後一章屬於例外情況。第四章記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大約為1937—1940年間在渝外交界與國際人士的情況。第五章介紹1941—1942年間在渝外交界與國際人士的情況，包括珍珠港事件前前後後的情形。這一事件不啻為中國外交關繫的轉折點。第六章著眼於國民政府於1946年春遷回原都南京前“重慶時期”後階段內的重大外交事件。第七章回顧了1938—1946年重慶官方外交事件之外中國共產黨精心謀劃的與外國駐渝代表的非官方秘密接觸，以此對本書的中心部分作一總結。
作者在結論部分給出了若干終評論，作為全書的總結。
本書結尾部分為讀者提供了廣泛的參考資料，包括含有詳細信息的五個附錄和某些原始資料的節選，以及注釋、參考檔案、參考文獻和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