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超越“磨煉”
“愣頭青”與“上流家庭子弟”的交集
苦難和成功都是“磨煉”

章 道德與倫理缺失的社會悲劇
日本人頹廢的精神催生出了各行各業的丑聞
警界丑聞反映出日本人內心價值判斷標準的喪失
“維護組織”的特性助長了腐敗現像
對高智商犯罪束手無策的日本警察
日本人必須盡快樹立新的使命感
追求道德與發展經濟並不矛盾
現在的日本必須重新找回“道德與倫理”

第二章 重建普世價值觀
僅僅依靠理論無法解釋的關鍵性“存在”
毫無道理的捐贈稅制度
讓國稅廳乖乖退還稅金的“中坊流鬥爭法”
獲得終勝利要靠人格魅力而非玩弄手腕
日本國稅廳將國會記錄視作“證據”的智慧之舉
無論如何都不願低頭謝罪的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不願謝罪的根源在於恐懼賠償
拋棄了“勤勉美德”的戰後教育導致日本社會的頹廢
隻有日本的風俗習慣纔能孕育日本人的特性
在辛勞中樹立高尚的人格
讓負面信息產生正面效應的理念至關重要
確立以“為人之道”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判斷標準

第三章 重拾荒廢的教育
父親的教育理念——“沒必要給鐵鍍金”
不靠鍍金虛張聲勢，應接受適當的鍛鐵教育
多虧父母我纔沒有走上犯罪道路
父親認可了我小小的正義
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價值觀
隻注重死記硬背的日本教育
越是成績不好的孩子越適合經營企業
老師與學生若成為朋友將無法實施有效的教育
育人需要采取“理念先行型”模式
教師必須擁有熱情，懂得激勵
耐心教我穿靴子的小學老師的大愛
未將新員工培訓的困難傳達給教育界的企業的責任
年輕律師們反對擴大律師人數的病態心理
富足的物質生活催生出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
學生強制勞動的苛酷體驗改變了我這個大戶人家的小少爺
現在的年輕人有必要體驗辛勞
重建家中房屋，去除獨立單間
在集體生活中學習社會規則
連孤獨都失去了真正的意義
沒有給予教師職業正確的評價，社會也應承擔責任

第四章 探尋事物的本質
表裡不一的日本社會
日本人很難與那些表裡如一的民族打交道
隻注重表面形式是金融機構垮臺的社會根源
日本企業需要“和魂洋纔”的經營方式
以化解的態度迎戰對手更有利於解決問題
以“適可而止”贏得莊內藩人心的西鄉隆盛
判斷時應力求避免的“3K”
非晶硅的發明在於實踐現場的仔細觀察
探尋本質，確保事物向正確方向發展
首先描繪出目標理想，纔能克服一切困難
每個房間之間的差異都很小的旅館纔是好旅館

第五章 現在迫切需要“知足”理念
豐島的群眾運動讓我感受到了“神靈”的存在
把群眾運動引向成功是一件至難之事
以費用為開場白使我感受到豐島居民的“決心”
企業經營同樣需要勇於迎接挑戰
在處理豐島問題時想法不一的島民
一個人的人生由命運與靈魂編織而成
我並非出於環保意識或使命感纔接手豐島訴訟案
擁有美麗心靈的人必然能夠創造奇跡
21世紀必須改變效率至上主義
向全世界提出由日本人創造的嶄新價值觀
隻有“知足”纔能幸福
幸福不在於外部條件，而取決於我們的“心”
知足的心態令我們時時感受幸福
常懷感恩之心，不斷努力前行
人性的弱點之一就是見錢眼開
隻要持之以恆，努力行善，偽善有朝一日也能成為真善
跋擺脫“統治客體意識”
一切混沌的原點
一燈照隅，萬燈照國
……

獲得終勝利要靠人格魅力而非玩弄手腕
這也就是說，所謂稅法，是一種極其片面的、完全站在收稅方角度而制定的法律。國稅廳隻需要以“其他事項”的含糊借口為幌子，就能確保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普通公民根本就不要指望能夠戰勝這些權力中樞。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坊先生卻以國稅廳為對手挺身迎戰，並獲得了勝利。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應該歸功於中坊先生的個人品德。
如果僅僅依靠個人能力，是不足以在真正的鬥爭中獲勝的。假如我們不具備完善的人格，就無法在殘酷的環境中施展力量。雖然中坊先生自謙隻是在口頭上比較在行，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隻會遭到他人的鄙視。而中坊先生之所以能夠贏得大家的愛戴，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坊先生的個人魅力，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理。
雖然國稅廳宣稱再也不會像中坊先生那次一樣做出退還稅款的決定，但我相信，隻要秉持相同的真理，令國稅廳自食其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這麼說是因為我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
還是在京瓷創辦沒多久的時候，在一次公司會議上，會計部部長發言說：“票據貼現押金的比率又提高了。”我就問道：“什麼是票據貼現押金？”一問之下纔知道，當企業到銀行申請貼現票據時，必須先按一定的比率在銀行存款，銀行現在提高的就是票據貼現存款押金的比率。
於是我繼續問會計部長：“銀行為什麼要收取票據貼現押金呢？”會計部長告訴我說：“一直都是這麼規定的。”作為一個財務方面的門外漢，我就再問道：“這個規定有些不通情理，是不是當票據拒付時會給銀行方面造成損失，因此銀行纔會通過存款這種方式回避風險呢？”會計部長回答道：“確實如此。”
緊接著我又問：“那麼我們公司迄今為止一直都在向銀行支付票據貼現押金嗎？”“一直都在支付。”“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現在的貼現票據額和票據貼現押金存款額各是多少？”一問之下我纔得知，我們公司為此支付的定期存款額居然高於票據貼現額。聽到這裡，我當場指出：“這實在是一件極其荒謬的事情。不管票據貼現押金比率提不提高，如果銀行已經回避掉了因此產生的風險，那麼就應該廢除票據貼現押金這項規定。”
我的這一番話卻讓會議的出席者們全都笑了起來，他們把我當成了一個不諳世事的技術人員，並告訴我說：“我們必須和銀行搞好關繫，當初我們公司還沒有什麼信用時，曾經從銀行那裡獲得了大筆融資。現在公司情況開始轉好，卻向銀行抱怨這抱怨那，這就有些不近情理了。”
但是我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認為銀行這個規定是沒有道理的。結果沒過多久，報紙就登出日本大藏省的觀點：“銀行不得通過票據貼現押金套利”。
我現在依然清楚地記得，通過這件事，我得以確信，不符合普遍真理和原則的事情，就一定有問題，而普遍真理終究是會得到承認的。
中坊公平：
日本國稅廳將國會記錄視作“證據”的智慧之舉
當年國稅廳之所以會做出讓步，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我們得到了全社會的支持。這就像近的麻風病判決，日本政府能夠低頭認錯是一個道理。在處理豐田商事事件時，日本整個社會都給予了高度關注。當時我們這些相關者的共識就是：“如果國稅廳不退還這筆稅款，不知道他們將受到社會輿論怎樣的敲打。”假如這是一件不受世人關注的事件，不管我個人如何努力，我相信國稅廳的那幫人不會予以通融的。
那次也確實把國稅廳搞得焦頭爛額。為了讓國稅廳退還已征收的稅款，我們必須起訴豐田商事所有的推銷人員，也就是說國稅廳必須對每一個豐田商事的推銷員逐一進行個案處理，事後還得將他們從豐田商事那裡獲得的酬勞作為“其他所得”重新征收所得稅。
要從那些擅長欺詐的家伙手中收取所得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一番氣力，而且會給政府造成很大的損失。所以我也理解政府當局當初竭力主張“無法退還相關稅金”的原因。盡管國稅廳後征收到了一部分應征稅款，不過對國稅廳的人來說，這個過程是非常艱難的。
此外，國稅廳還做了一件讓我感到欽佩的事情。在我們就稅款退還一事達成協議後，我希望他們就此事和我簽訂一個協議。要想退還這些稅金，須先起訴豐田商事的那些推銷員，等到官司打贏之後，纔能夠退還稅款，這就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我希望與國稅廳就此事先簽訂一個協議。
然而國稅廳卻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雙方若簽協議的話，國稅廳的當事人就是大藏大臣，一個代表國家的大臣去簽署一份這樣的協議是不可想像的。
即便如此，我作為豐田商事的破產財產監管人不能因此退卻。於是國稅廳的人就想出了解決的辦法，他們留下話，“我們明白您的意思，回去我們會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然後國稅廳就在國會安排了一場質詢。
在一次國會會議上，公明黨的議員提出詢問：“關於豐田商事事件，國稅廳將把征收的稅款退還給破產財產管理監管人。這項決定的依據是什麼？”這顯然是一場國稅廳和議員事先串通好的詢問，先是議員提問，然後再由國稅廳官員對議員提出的問題做出答復。現實中確實沒有比國會答復更有效的證據了。
事後讓我感到非常高興的是，國稅廳把國會答辯的記錄送交給了我。發件人清楚地寫著“國稅廳直接稅科科長×××”，收件人處寫著“破產財產監管人先生收”。在送來的記錄中還夾著一封信，裡面寫著：“關於我們之前談到的事情，現在送上國會記錄以作憑據。”也就是說，這份記錄就成了我們之間的協議。事實上，國稅廳的那些官員對法律的漏洞一清二楚。
稻盛和夫：
無論如何都不願低頭謝罪的日本政府
我的經歷曾經讓我認識到，政府是一種永遠都不願道歉的存在。當年剛好因為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問題，日本與中國之間產生了不和諧的聲音，在一次座談會上，圍繞著這個話題出現了“日本究竟需不需要道歉”的爭論。當時我的主張是：日本應該向中國道歉。
盡管對這個問題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分歧，但是我在會議上明確指出：日本曾經侵略過中國，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雖然有人認為，當時西方國家同樣也侵略過中國，日本不過是效法這些西方列強而已。但是這改變不了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既然侵犯了別人的國家，當對方要求道歉時，我們當然應該滿足對方的這個要求。那麼，日本為何不向中國道歉呢？
聽了我的這一席話，一些參加座談會的大學學者臉上顯出了詫異的神情。按照他們的說法，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謝罪是一件非同尋常、極不可能的事情。國家的謝罪行為會讓一個主權國家喪失權威，而且會受到對方國家的輕蔑。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這也容易導致謝罪國的國家利益受到損害。
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隻要設法詭辯敷衍就行了，不能向對方謝罪而使本國歷史留下污點。這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必須堅守的基本立場。
雖然一個國家的謝罪與個人的謝罪在層次上有所不同，但是我認為國家在應謝罪的時候就應該謝罪。如果僅僅為了保住國家的面子而拒絕謝罪，這種做法給日本帶來的損害會超過甘願做出一些犧牲、勇於向對方謝罪的後果。其實勇於謝罪更有利於日本的未來。
這些事就如剛纔中坊先生提到的與國稅廳簽訂協議的往事一樣，總是有人認為為了維持國家權力的體面，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日本政府不願謝罪的根源在於恐懼賠償
國際問題的復雜性當然容易使人產生這樣的想法，但是在處理國內問題時，政府也不願意謝罪，這就有悖常理了。結果，官僚們完全基於自身邏輯去看待一切事物，這正是官僚們的常識與我和稻盛先生的常識之間產生差異的原因。不管是麻風病事件、豐田商事事件，還是我曾經參與處理的香川縣豐島的工業廢棄物違法傾倒事件，全都如出一轍，充分暴露了政府的荒唐邏輯。
政府之所以在謝罪問題上固執己見，關鍵在於賠償責任。例如麻風病患者有四千人左右，有很多患者早已去世。如果政府承認自身有責任，對這些受害者的賠償金額就有可能達到驚人的規模。而政府承擔的債務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膨脹下去，將會危及整個國家的穩定。官方的荒謬邏輯正是出於這樣的判斷。
正是這種政府邏輯損害到了眾多公民的利益。司法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公民，對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忍氣吞聲。我們介入豐島的工業廢棄物違法傾倒事件正是出於這樣的認識。
豐島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香川縣政府認可了一家企業違法傾倒工業廢棄物的做法，從而在瀨戶內海的一個小島上造就了日本的工業廢棄物違法傾倒場。對此我們要求香川縣政府承認自身過失，並向當地居民道歉。但是香川縣政府無論如何都不肯答應這個要求。香川縣的官員之所以如此固執，同樣也是因為恐懼因此產生的損害賠償。也就是說，他們害怕一旦香川縣政府承認了自身過失，當地居民會進一步提出天文數字的索賠。
我們理解香川縣政府的擔憂，但是，不向豐島居民道歉的做法根本沒有道理。於是我詢問了豐島居民的本意：“你們要求政府道歉，終目的是為了錢嗎？”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道：“這和錢沒有關繫。”也就是說，他們隻需要政府道歉，並將豐島恢復成一個沒有工業廢棄物的美麗島嶼。
因此，我們在與香川縣政府的協議中加入了“放棄損害賠償要求”的條款。通過明確表示放棄賠償權利，香川縣政府終向豐島居民做出了正式謝罪。但是，僅為了得到這個結果，豐島縣居民所歷經的各種艱辛和曲折實在是罄竹難書。普通人要與權力鬥爭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是不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不願意道歉呢？事實並非如此。相較於日本，很多國家的政府都能夠比較容易地做出公開道歉。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秉持有錯必改的理念。
如果日本也想做到這一點，僅靠政府官員和法律界人士終究力有未逮。要真正改變現狀，隻能依靠政治家。隻有政治纔是治理國家的核心。政治家必須考慮全體國民的利益，並按照正確的道理和理念展開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小泉純一郎首相在處理麻風病訴訟案時，承認政府的過失並放棄繼續上訴的決定，我認為非常正確，可以說起到了政治應起的作用。
如稻盛先生在《愣頭青的自傳》一書中寫的，這個世界永遠都有“道理”或者“天”這樣的存在，我們必須“愛他人”。這些“道理和原則”也正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基本道理和原則。
隻要追根溯源，任何現像都能回歸到這些基本的道理和原則上去。如果我們不基於道理和原則認識事物，隻駐足於表面現像的話，自然會得出短視的結論，無法看到表像之下更深層的意義。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從這個角度思考的話，如何在不景氣的經濟狀況中拓展業務看上去與盛和塾討論毫無關聯，其實兩者並無二致。因此，稻盛先生纔會在盛和塾的課堂上不談如何做生意、發大財，隻談倫理和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