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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格爾哲學講演集
    該商品所屬分類:哲學 -> 世界哲學
    【市場價】
    489-710
    【優惠價】
    306-444
    【作者】 賀麟 
    【所屬類別】 圖書  哲學/宗教  哲學  世界哲學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55640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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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膠版紙
    包裝:精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208155640
    作者:賀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6月 

        
        
    "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黑格爾哲學講演集》,黑格爾研究大家賀麟,大師解讀大師之作。對黑格爾哲學*全面透徹的剖析之作依照黑格爾哲學體繫邏輯順序編排,全面解讀黑格爾哲學,是了解黑格爾哲學的入門之書

     
    內容簡介

     賀麟先生是黑格爾著作的權威譯者,也是將黑格爾思想引入中國的人,同時也是在中國黑格爾哲學*為重要的研究者。本書包括賀麟先生所講和所寫的關於黑格爾哲學各方面的主要講稿和文章二十四篇。全書各部分按照黑格爾哲學體繫自身的邏輯順序進行編排,在對黑格爾的時代、生平的敘述之後,先講黑格爾哲學的前提與基礎,《精神現像學》,再講黑格爾哲學的核心,邏輯學,然後講黑格爾哲學在各具體領域的應用,即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等等。通過這本引介性的著作,讀者能夠對黑格爾的哲學有一個完整、繫統的了解。本書也不失為黑格爾哲學的入門之書。

    作者簡介

     賀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國內外久享盛名的西方哲學專家、翻譯家,於黑格爾哲學無不精通,論述遍及黑格爾哲學的各個方面,他翻譯的《小邏輯》,學術界公認為是繼嚴復《天演論》之後影響的學術著作中譯本;對斯賓諾莎、懷特海等西方近現代哲學家都有深入的研究。賀麟在中國哲學方面也頗有建樹,1930年代創立了與馮友蘭“新理學”相對的“新心學”體繫,是現代早期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譯著還有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精神現像學》,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等,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論簡釋》《文化與人生》《當代中國哲學》等。

    目錄
    題記………………………………………………………………… 1
    序言………………………………………………………………… 3
    黑格爾的時代……………………………………………………… 9
    黑格爾的早期思想……………………………………………… 36
    黑格爾哲學講稿………………………………………………… 51
    黑格爾哲學介紹………………………………………………… 89
    《精神現像學》譯者導言 ……………………………………… 108

    題記………………………………………………………………… 1



    序言………………………………………………………………… 3

    黑格爾的時代……………………………………………………… 9

    黑格爾的早期思想……………………………………………… 36

    黑格爾哲學講稿………………………………………………… 51

    黑格爾哲學介紹………………………………………………… 89

    《精神現像學》譯者導言 ……………………………………… 108

    黑格爾理則學簡述……………………………………………… 151

    黑格爾的《小邏輯》講演筆記………………………………… 211

    批判黑格爾論思維與存在的統一……………………………… 362

    黑格爾哲學體繫與方法的一些問題…………………………… 397

    〔附錄〕 賀麟先生談黑格爾的體繫和方法…………………… 418

    黑格爾關於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關繫的理論……………… 423

    黑格爾的同一、差別和矛盾諸範疇的辯證發展……………… 451

    關於黑格爾自然哲學的評價問題……………………………… 459

    黑格爾論自然現像的辯證發展………………………………… 491

    黑格爾自然哲學的發展觀……………………………………… 501

    運動是空間和時間的相互過渡………………………………… 514

    黑格爾著《法哲學原理》一書評述…………………………… 520

    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 ……………………………………… 554

    黑格爾的藝術哲學……………………………………………… 574

    黑格爾著《哲學史講演錄》評介……………………………… 584

    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 612

    《黑格爾學述》譯序 …………………………………………… 623

    講授唯心主義課程的一些體會………………………………… 644

    介紹黑格爾哲學的兩難………………………………………… 648

    關於研究和批判黑格爾的幾個問題…………………………… 660

    前言
    序言

    序言


    本書包括我所講的和寫的關於黑格爾哲學各方面的主要講稿和文章二十四篇,講稿大多是經過我修改過的。學生或學生的筆記小組的記錄稿占全書的大半,而我親筆寫的那些文章,也有的是先講後寫,或者是先寫成,後來又講述過的,所以書名稱為《黑格爾哲學講演集》。書中早的一篇文章,也是我生平早發表的關於黑格爾的文章,是1930 年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刊出的《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一文,此時我還在美國留學。我寫此文用意在紀念朱熹(1130—1200)誕生八百周年和黑格爾逝世(1770—1831)一百周年,著重比較兩位講太極的大師思想異同,以促進相互理解,而啟發讀者的穎思。這種對中西文化、哲學的比較研究在我還是較早的嘗試。《黑格爾理則學簡述》是1944 年我在昆明西南聯大初講授黑格爾《邏輯學》時的記錄稿,所以改用“理則學”,蓋采用孫中山的譯名,他在《孫文學說》(亦稱《心理建設》)第三章中指出“以論理學、辨學、名學而譯邏輯者,皆以偏概全,未為恰當。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學者對於理則之學,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不求甚解而已”。孫中山指出許多中國文學名家雖不知理則之學,正如其不知文法之學,“惟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具有理則之感覺,故能文之士,研精構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則無不暗合於理則者”。中山先生所說,人們內心中的理則之感,能文之士加以發揮,可作成不朽的文章,實具精意。當然他的意思是想證明作成好文章之行為易,知作為科學的理則學和文法學卻較難的“行易知難說”,亦有其一定的道理。我的意思是想說明,Logik 一詞如果譯音則以譯為邏輯好,如果譯義,則應譯為理則或理則學好,其他如名學、論理學、辨學等譯法均不如它。我初講述黑格爾理則學時,由當時在我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任“研究編譯員”職務的樊星南君作筆記。他後來公費留美。有一個暑期他住在杜威老教授鄉間的村舍裡三個月,請教有關“教育哲學”的問題。現在他是美籍華人,在美國北喀諾拉多州立大學任教育哲學教授已二三十年。1980 年曾回中國一次,在上海、廣州、北京各院校都講過學。樊星南當時所作的筆記,1948 年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時,曾出過單行本。解放後,很多人感到這冊單行本簡明扼要,可以引起進一步閱讀黑格爾著作的興趣。雖然《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與《黑格爾理則學簡述》是我早發表的文章和早講授黑格爾哲學的筆記稿,且有相當的重要性,但我並不把這兩種著作排列在本書的前頭。我要打破以所寫、所講的時間為準的次序,而要按照理解黑格爾哲學體繫的邏輯次序為準,加以排列。當然讀者本人仍然完全有自由去決定先讀某幾篇、後讀某幾篇,或者不讀某些篇。如何按照邏輯次序排列本書各篇章呢?即以《黑格爾的時代》為篇,雖然發表於1978 年,但其具體內容是介紹黑格爾的時代、社會背景的,如法國革命,拿破侖戰爭,文化學術的繼承與批判,包括黑格爾對萊辛、赫爾德爾、盧梭、狄德羅等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特別是黑格爾對席勒、歌德、康德、費希特、謝林等人的交往、繼承與批判等豐富內容。為讀者理解本書設想,應先讀這一篇,故把它放在前面。第二篇文章發表於1983 年9 月,此文的內容主要介紹黑格爾在瑞士和法蘭克福任家庭教師時所寫下來的文稿,也有一部分是在耶拿大學初期的講稿和著作,這些講稿和著作都在狄爾泰於1907 年出版《青年黑格爾的歷史》一書以後,纔逐漸出版,並引起人們研究黑格爾早期思想的新興趣。我看到這些早期著作很晚,而這篇講述黑格爾早期思想的文章也於兩三年前纔寫成。黑格爾的早期著作內容豐富,且有一定的進步性。我這裡隻簡略地談了三點:1. 由於他青年時學習希臘文,翻譯希臘悲劇,向往希臘的文化、道德、政治及社會的生活方式,因而反對希伯來傳統的基督教,特別反對其出世解脫、權威專制和僧侶牧師的虛偽性。2. 在一次旅遊到西歐一個貧瘠困苦地區時,他體察到:如果像基督教那樣宣揚上帝如何把世界創造得極其完善和諧,自然界能夠供人們以很大快樂和幸福,那是誰也不會相信的。—這也可以說是黑格爾在生活體驗中,偶爾閃出的一星星接近唯物論的想法。3. 在政治學說方面,黑格爾研究過孟德斯鳩,他的君主、立法、行政三權辯證結合的理論,實受孟德斯鳩《法意》一書中所發揮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說的影響。在政治經濟學方面,黑格爾早年對於亞當· 斯密的《原富》,可說是作過深入的鑽研。應該承認,黑格爾看見了資本主義勞動分工、技術提高、機器生產的必然性、進步性及社會性的優點。但是他也看見了伴隨而來的陰暗面和病態,黑格爾把這點歸結為“非人化”或“人的異化”,他並且說出了“人征服了自然,自然也要向人報仇”的辯證道理。此後兩篇《黑格爾哲學講稿》和《黑格爾哲學介紹》,講的時間較早、較接近,約在1954 年和1955 年,講的時間也不多,大約4 至12小時,內容的側重點略有不同。這是建國後我初開始嘗試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來講述黑格爾哲學,因此排列為第三、四篇。第五篇是《〈精神現像學〉譯者導言》,此文長二萬五千多字,介紹《精神現像學》一書的性質及其重要性,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書的重視和評價,也批評了外國許多學者對此書的誤解。精神現像學在黑格爾整個體繫中乃是部,也即是導言部分。而他全體繫的中堅應是邏輯學(包括大邏輯、小邏輯等)。至於自然哲學與精神哲學,他叫做“應用邏輯學”。第六篇到第十一篇主要講述邏輯學、認識論及辯證方法等問題,所占篇幅也多,所以把它們安排在中堅地位。我要特別提出的,就是我1961 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所講演的《黑格爾小邏輯講演筆記》。這是由以陳小川同志為首的一個小組進行記錄、整理的。當時因該校哲學史教研室教師備課參考,感到迫切需要,推遲了一段時間纔寄給我。小川同志信中還說:“小邏輯筆記這份材料,閱過的同志倍加贊許,感到對學習黑格爾的著作,幫助非常之大。”當時他和我都因各自所在的機關未能打印出來而感到遺憾。今我將筆記稿適當修改,正式出版,以供哲學史讀者的參考之用。本書第十二到十九各篇主要是關於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的講稿,亦即黑格爾所謂“應用邏輯學”方面的內容。“因為邏輯學是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中富有生氣的靈魂。”所以這些材料都放在有關邏輯學和辯證法的講稿的後面。至於後五篇文章屬於專題研究、教學體會和與自學青年通信解答思想困難等文章。書中的文章或講稿早的寫於1930 年,晚的發表於1983 年2月,間隔五十多年,其中專門名詞如邏輯學與理則學,限有與定在等,前後不相同,思想有錯誤矛盾之處亦必然很多。對於黑格爾思想的解釋、對外國黑格爾學者的批評,均難免不夠正確或不甚妥當之處,統希讀者勿吝指正。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諸領導同志對本書及時出版給予很大關心,特別對本書的編排次序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責住編輯宋慧曾同志對此書的出版,作了特多的切實有益的工作。我的助手宋祖良同志協助我整理本書稿件、校對清樣,費力很多。均應在此一並致謝。作 者1985 年8 月27 日
    媒體評論

    我要打破以所寫、所講的時間為準的次序,而要按照理解黑格爾哲學體繫的邏輯次序為準,加以排列。當然讀者本人仍然完全有自由去決定先讀某幾篇,後讀某幾篇,或者不讀某些篇。——賀麟
    他(賀麟)在講解中總是旁征博引,彙合中外古今,風趣盎然、明白易懂地引導我們透過黑格爾艱深晦澀的思辨外殼去領會黑格爾思想的實質;而他更為著力的,是以通俗的比喻,生動的語言,啟發誘導我們去認識和體會到研究黑格爾邏輯學非同一般的意義所在。——楊祖陶

    在線試讀
    黑格爾的時代恩格斯指出:黑格爾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作基礎”[1]。的確,黑格爾有強烈的時代觀念。他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出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是同樣愚蠢的。”[2]他明確提出哲學是時代的產物,哲學是它的時代被把握在思想中。這當然是一種合理的見解。但是在這個思想中,也包含有唯心的、保守的因素。,他所了解的“時代”,主要是指時代精神,如時代的思潮、文化潮流、社會風尚等,缺乏經濟的和階級關繫的內容。第二,他強調“哲學不能超出它的時代”,借以反對激進、反對走在時代前頭的革命變革,教人滿足於現實,“跟現實調和”[3],企圖為保守的立場辯護。此外,我們還須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比任何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4]。我們也認為黑格爾的哲學是時代的產物,因此,為了了解黑格爾的哲學,首先就要了解黑格爾所處的時代。但是我們不僅要了解黑格爾時代的文化潮流、時代精神,還要特別著重了解黑格爾時代的政治局勢和階級鬥爭的關繫。了解時代的目的不是跟現實調和,而是認識客觀現實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把它們作為推動時代前進的革命實踐的指南。一、黑格爾對法國革命的態度黑格爾的時代,總的講來,是資產階級革命高潮的時代,亦即法國革命的時代。早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就取得先進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地位。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所謂不流血的革命),早在1688 年完成,建立了與貴族妥協的資產階級政權。美國的資產階級於1776 年7 月4 日發出了《獨立宣言》,宣稱每個人都享有不可剝奪的“生存權利、自由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經過幾年血戰,美國各聯邦終於取得勝利,得到獨立。這是反對英國地主貴族大資本家的殖民地統治、要求民族獨立的戰爭,也是爭人權、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戰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法國革命時期,達到了高潮。評判黑格爾哲學的進步意義或者保守反動,首先就要看他對這時代的主流—資產階級革命所采取的態度,是說“好得很”呢,還是說“糟得很”,是阻礙還是推進這一革命。這裡試圖對這個問題作一些具體的分析和解答。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高潮時期,德國的資產階級卻異常軟弱,隻能向統治的封建貴族階級妥協,不但不能起來鬧革命,反而害怕革命。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是哪些條件形成的呢?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這時期德國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都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法國。德國各邦以普魯士為強大。但普魯士是一個軍事封建國家。在十八世紀上半期,普魯士人口隻有奧地利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普魯士的軍隊卻和奧地利的軍隊的人數一樣多,國家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都用在軍費方面,政府的軍官和官吏都由地主和貴族擔任。這些有貴族特權的地主叫做容克。容克掌握著軍權、政權,也掌握著教權。因為僧侶也多半出身於容克。其次,農民沒有得到解放,技術和工商業不發達。在封建農奴制壓迫下的農民不僅要負擔繁重的捐稅,還要被迫去當兵。貴族則可以出賣農奴去替自己當兵。工商業方面,手工業仍占很大的比重,城市與城市間仍保持著中世紀的關卡稅,商品流通很困難,貨幣、度量衡也不統一。恩格斯曾說過:這時期的“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到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不景氣”[1]。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盡管感到不滿,但難免於軟弱,總不能挺起腰杆來向軍事封建統治進行堅決的鬥爭。第三,這種經濟上的落後性決定了德國在政治上的不統一。國內四分五裂,分為無數個封建小邦。直到1795 年,法國軍隊占領萊茵區後,纔進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廢除了一些封建特權。拿破侖把萊茵區十六個小邦組成萊茵聯盟,置於自己保護之下。到1806 年普法在耶拿大戰,普軍大敗後,統治集團纔不得不進行一些改革。直到1807 年普魯士纔宣布廢除農奴制。這也隻是形式上的非常不徹底的改革。到了拿破侖失敗後,1815 年由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德意志聯邦還是由三十四個諸侯專制的小邦和四個自由市組成。這樣經濟、政治上的分裂,不可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資產階級也不能為了共同利益在各邦範圍內聯合起來,反對封建主義。雖有少數新興工商業者,但如果不是由貴族地主轉化而來,他們就必須搖尾乞憐,爭取地主、貴族的支持。不少的知識分子也還得依附貴族,作貴族的家庭教師,纔能維持生活。康德、費希特、黑格爾以及許多詩人、文學家都曾作過貴族或富翁的家庭教師。費希特在當家庭教師時,遇到東家主婦向他擺伯爵夫人的架子,把他當僕役使喚,他隻好吵鬧一場而離去。有庸人氣味的黑格爾在瑞士一個貴族家當塾師時,還曾替貴族收租管賬,向貴族彙報公子的生活和操行。這些情況充分表明了德國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軟弱的,他們是附在封建地主貴族階級皮上的毛。政治、經濟上雖落後於英法,但德國人又不服氣,總想在精神上、文化上超出英法,走到英法前面。德國經濟政治盡管落後、糟糕,甚至腐朽,但德國的思想家受到時代革命潮流的鼓舞,卻精神昂揚,意氣風發。這就是康德,特別是費希特和黑格爾的精神狀態和所面臨的問題。費希特吹噓德意志民族是具有豐富的“精神的原始性”的民族。他在1807 年鼕到1808 年春在柏林《對德國人民的講演》中,宣稱德意志語言與法文相比,是較有“精神的原始性”或生命力的語言;德意志的宗教—路德新教與法國的天主教相比,德意志的哲學如康德的批判哲學和他自己的“知識學”與英國的經驗哲學相比,是較有“精神的原始性”或生命力的宗教和哲學。黑格爾在耶拿戰後,盡管承認法蘭西民族的優勢,須向法國學習,但在一封信中,他預言:“如果這些日耳曼人一旦被迫而拋棄他們的惰性,將要激勵起來奮發有為。而且由於他們在對外界事物的接觸與制勝裡,仍保持他們深厚的內心生活,也許他們可以超過他們的老師(指法國人)。”[1]在1818 年初到柏林大學的開講辭中,黑格爾宣揚德國“這個國家由於精神力量的高度發展,而提高其力量於現實中、於政治中。就權力和獨立性而言,已與那些在外在手段上曾經勝過我國的那些國家,居於同等地位了”[2]。這都表示德國哲學家盡管承認政治上、經濟上暫時不如法國、英國,但精神上卻富於堅強的自信。但這也表明了在一定的條件下,“精神變物質”這一條辯證法真理。概括講來,我們可以說,黑格爾早年對法國革命比較持同情態度。晚年,當他到柏林大學成了官方哲學家後,他的政治態度更趨於保守。不過,盡管他早年較有自由民主思想,晚年較偏於保守,但他貫徹始終的根本政治立場是主張“人民與貴族階級的聯合”[1]。這裡“人民”主要是指資產階級、貴族兼指地主階級和僧侶的上層,也就是主張資產階級與貴族階級的聯合專政。他始終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始終缺乏喚起人民群眾用暴力打倒貴族地主階級的革命思想。不過他早年的政治傾向比較照顧資產階級和市民的利益。他晚年則主張在王權、行政權、立法權這三權中,君主處於主導地位;地主貴族在掌握行政權方面處於主導地位。換言之,他始終是贊成君主立憲政體,早年比較強調立憲一面(即人民、市民、資產階級的民主權利一面),晚年比較強調君主的權力集中一面。像盧卡奇那樣,說黑格爾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主張民主共和國,這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又有人說黑格爾哲學甚至整個德國古典唯心論哲學,都是站在封建地主貴族的立場,是對法國革命的反動,這也是不切合具體事實,並且根本否定了列寧關於德國古典哲學是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之一的科學論斷的。其次,對法國革命的理想,黑格爾是說“好得很”;對“自由、平等、博愛”,黑格爾是在原則上、理論上衷心贊成,特別對於“自由”這一原則,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在理論上作了很多文章。黑格爾在大學求學期間,當法國革命高潮時,仿照法國革命群眾的做法,同二三朋友到公園去植“自由之樹”的少年熱情,直到他晚年也沒有完全冷淡下去。但是在實踐上,在具體政治行動上,他一直反對暴力革命。在1894 年寫給謝林的信中,就曾提到“羅伯斯庇爾黨徒的糟糕事態”。但黑格爾和羅伯斯庇爾都是盧梭的信徒,對羅伯斯庇爾本人的理想和言論,他還是相當肯定的。當然我們知道,抽像贊成,具體反對,決不是真正的贊成。在理論上,贊成法國革命的理想,但在具體行動、實踐上反對人民群眾被迫起來作暴力革命,這正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保守主義的表現。這算不得真正向往法國革命。用恩格斯的話說:“這種〔對法國革命的〕熱情是法國式的,它帶有純粹形而上學的性質,而且隻是對法國革命者的理論表示的。”這話恰當地表述了黑格爾對法國革命的態度。黑格爾把這些革命理想隱藏在“迂腐隱晦的言論中……笨拙枯燥的語句裡”(恩格斯語),用哲學的語言把“自由”的觀念加以繫統化。黑格爾經常喜用的唯心主義語言“世界精神”,按其內容,主要是指西歐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精神而言。法國暴力革命的領袖羅伯斯庇爾曾經把理性神聖化,稱“理性為存在”[1]。黑格爾認理性為“”、為“實體”,稱拿破侖為“馬背上的世界靈魂”,可說是將法國革命的英雄人物加以唯心主義的哲學表述。這就是對馬克思所說“德國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一語的解釋。這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德國式的”和“形而上學的〔抽像的、玄學的〕性質”。就是說,在政治上不要革命,但在理論上、哲學上,特別在認識論上,都或多或少貫穿著法國革命的理想,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理想,都在唯心主義體繫的基礎上加以重新闡述。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還驕傲地說:你們法國人搞的是恐怖的暴力革命,而我們德國哲學家所提倡的乃是高尚的、深刻的精神革命、道德革命、哲學革命。黑格爾就曾說過:“法國革命缺少宗教改革作為它的先導。”這充分表現了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以“宗教改革”自豪的態度。階級鬥爭的規律告訴我們,不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一切道德和精神的革命都是空幻的、抽像的,甚至是騙人的東西。也就是說,政治制度不變革,經濟基礎不打垮,新道德、精神革命不會有基礎。法國革命以及一切進步資產階級革命都包含有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言論出版的自由,保障人權和保衛祖國,防御外國和異族的侵略、干涉的性質。換言之,法國革命高舉起政治民主和民族獨立兩面大旗。斯大林曾生動地指出,這兩面資產階級大旗,過去曾經使他們“在人民中間為自己樹立了聲望”,但是在現代的反動的壟斷資產階級統治者那裡,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這面旗幟已經被拋棄了,“民族獨立和民族主權這面旗幟已經被拋在一邊了”[1]。而自從十月革命以後,真正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卻接過來這兩面旗幟,真誠熱烈地支持政治民主和民族獨立,把它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2]黑格爾在政治民主方面的表現也不少,但在民族獨立方面似乎做得較多些。他早就認識到,“德意志不能真正地被叫做一個國家”“德意志已不復是一個國家”[3]。於是他要求權力比較集中的君主政府,又要求有一個能保證人民的適當的權利和自由的憲法。因為他明確認識到“人權和自由不是天賦的”。他要求國家成為一個倫理的有機體,公民與公民間、公民與政府間有休戚相關的道德聯繫。國家不純粹是冷冰冰地按照契約、法律保護個人的權利、財產的機構,而是個人通過國家達到自己的美德的培養和自我意識的實現。所以他要求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反對當時德國分散的封建制度下的諸侯割據的局面,盡管隻是抽像的理論,但不能不說是在某一方面反映了法國革命以來的資產階級企求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進步要求。但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本身,常伴有壓迫本國勞動人民和少數弱小民族,侵略和敵視其他民族國家的傾向。所以黑格爾所提倡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民族文化一面,多少也包含有導致他的後人走上沙文主義和侵略異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後果。這表明在他這個時代,無產階級還沒有掌握領導權,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和民族主義革命還沒有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就與黑格爾對拿破侖的態度聯繫起來了。拿破侖的統治和戰爭,雖說是有其個人專制獨裁和使用武力征服其他國家民族的侵略性的一面,但按照恩格斯從更高的革命立場的正確看法,拿破侖並不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對德國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是法國革命原則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者。恩格斯說:拿破侖“這種‘恐怖統治’,德國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侖摧毀了神聖羅馬帝國,並以並小邦為大邦的辦法減少了德國的小邦的數目。他把他的法典帶到被他征服的國家裡,這個法典比歷來的法典都優越得多;它在原則上承認平等。拿破侖強迫一向隻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國人去努力實現偉大的理想,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務”[1]。恩格斯並且譴責那些反對拿破侖的所謂愛國的資本家們,說“他們都是些不能領會拿破侖的偉大計劃的人”[2]。這樣看來,黑格爾贊揚拿破侖是站在當時資產階級立場上,是有積極意義的。黑格爾始終擁護拿破侖,幽默地稱拿破侖為“馬背上的‘世界靈魂’”,還稱他為“超乎尋常的偉大人物”,說他“從這裡、從當前這一點出發,要達到全世界,要統治全世界”[3]。這表示黑格爾有贊成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一面。另有客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拿破侖侵略戰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為“世界精神”的體現的一面,把拿破侖當作資產階級客觀唯心主義的《歷史哲學》研究、分析的對像之一。從更廣闊的哲學眼界來看,黑格爾隻承認拿破侖是“馬背上的‘世界靈魂’”,隻是用武力執行世界精神賦予的歷史任務的工具,終歸失敗。他不懂得用概念,用哲學理論、思想政治領導的方式執行並體現“世界精神”的本質使命。所以黑格爾曾寫信給友人說:“拿破侖以蓋世天纔來掠取武力的勝利,正足以表明徒恃武力的不值一文錢。”但我們反對盧卡奇的觀點,他錯誤地認為黑格爾熱烈擁護拿破侖,竟至於把拿破侖當作《精神現像學》所寫照的中心人物。他又錯誤地認為黑格爾哲學反映了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不反映德國的社會狀況。我們認為黑格爾擁護拿破侖也有其保守的一面。這是說:他贊成拿破侖動搖封建統治,打倒諸侯割據,帶來民主改革和反對封建一面。這是和恩格斯的評價相契合的,也是可以肯定的一面。擁護拿破侖的獨裁統治、武力征服,把拿破侖統治當作世界精神的體現,加以唯心史觀的解釋,並且借以抽像地美化戰爭,說戰爭“足以保持國家的倫理健康,掃除個人的自私目的”。這是有消極作用的說法。黑格爾不像當時有些德國學者由於害怕法國革命,因而倒向封建貴族一邊,走向反動;也不像有些人那樣感到苦悶,想逃避現實,埋頭東方古代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借以遠離現實。黑格爾依靠他的歷史感和對理性發展的信心,維持著帶有辯證意味的樂觀主義,故懂得對努力奮鬥的民族來說,災難、失敗,正足以喚醒民族意識,不完全是壞事,他對德國國家的統一和強盛,對民族文化的前途具有樂觀的展望。二、 黑格爾與啟蒙運動其次,黑格爾的時代是在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的高潮之後。啟蒙運動極盛於十八世紀中葉,發生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有力地推動了法國革命。它反對封建專制和宗教權威,反對迷信,崇尚理智,爭取思想、言論自由,注重返回自然,尊重個人的思想、感情和願望,宣揚文化教育的普及,以及民眾的物質生活的改善,這是在社會上、政治上、文化教育上有偉大進步意義的運動。伏爾泰(1694—1778)、盧梭(1712—1778)、狄德羅(1713—1784)以及其他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德國的啟蒙運動稍後於法國,以萊辛(1729—1781)、赫爾德爾(1744—1803)等為代表。黑格爾少年期間曾受過法國和德國啟蒙運動的深刻影響。伏爾泰和盧梭對康德的影響特深,黑格爾對他們以及孟德斯鳩(1689—1755)的著作也很熟悉。他在學生時代,在一位同學的紀念冊上,就曾赫然寫了“盧梭萬歲”的口號。他特別對歌德(1805)譯成德文的狄德羅著作《拉摩的姪兒》感到興趣。他在《精神現像學》一本書中曾把拉摩的姪兒所代表的意識分裂的情況,作為近代的精神異化的意識形態的例證,予以評論分析。歌德譯出狄德羅這書曾遭到當時德國一些反動人物的反對,他們指斥歌德為“異教徒”,為“唯物主義者”,但這書卻首先得到黑格爾的歡迎,並加以哲學的辯證的分析闡述。萊辛的《智者納旦》一劇中,特別宣揚反對把基督教定為一尊,而排斥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猶太教等的進步思想。黑格爾在他早年的神學著作中曾多次引證萊辛這書。據狄爾泰在《黑格爾青年期歷史》一書中考證,在德國啟蒙運動代表中,黑格爾精神上契合的人是萊辛。黑格爾對希臘古典文學特感興趣,是通過萊辛、赫爾德爾、魏克曼等啟蒙人物的介紹。在大學求學時期,黑格爾讀了耶可比《關於斯賓諾莎的通信》(1898 年二版)。這書中特別強調萊辛如何發現和推崇斯賓諾莎,而且揭出了萊辛關於“一與全”的泛神論觀點。至於對德國狂飆運動的思想起過啟導作用的赫爾德爾,他的《批評之林》(1769)所表現的啟蒙思想和在《關於人類歷史的思想》(1791 年完成)一書中的重要歷史觀點,都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有所吸收和反映。黑格爾在啟蒙運動中,特別注意到對於歷史的哲學理解。黑格爾對十八世紀的啟蒙學者寫歷史所采用的一般性的哲學的方法有所體會。黑格爾在中學時期,在一篇《論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宗教》的文章裡,從考察宗教起源的一般理論出發,得出啟蒙的觀點,認為宗教的原始形式起源於對自然規律的無知、政治的專制和祭師的貪圖權力。文藝方面,在一篇比較古代詩人和近代詩人的特點的文章裡,黑格爾認為希臘詩人優越於近代詩人之處,主要在於前者著眼於從國家的整個生活去了解藝術。希臘史詩的聽眾是整個民族,而以一種共同的情感作為藝術的對像。而近代詩人則隻在有教養的和基督教群眾中喚起興趣。因此,黑格爾自始就把宗教和藝術與國家民族的生活聯繫起來看,並且明確指出“宗教與政治總是聯繫在一起的”[1]。黑格爾早年用這種啟蒙的精神去研究宗教的歷史,也使得宗教上的傳統觀念、信仰和禮節儀文受到啟蒙思想的檢驗。這表明他的立場和觀念是和當時德國雖說軟弱,卻是處於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站在一邊的。事實表明,黑格爾早年曾浸透在啟蒙運動的熱潮中。啟蒙思想成為他的整個思想體繫和世界觀中一個重要因素,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說啟蒙思想是黑格爾的主導思想。甚至像盧卡奇所誇大那樣:“青年的黑格爾越來越多地站在〔啟蒙運動中〕民主的左翼一邊”,“越來越多地屬於德國啟蒙運動的激進派一邊”[2]。我們承認啟蒙運動對青年黑格爾有深刻影響。事實表明,即使在青年時期,黑格爾即以自己的唯心主義觀點去吸取、利用、揚棄啟蒙思想。整個講來,黑格爾的思想是否定啟蒙運動的,他甚至是啟蒙運動的批評者。在早年神學著作中,批判權威宗教是一個重要方面。但他總的目的還是在合理化基督教,把基督教美化為道德的、理性的宗教。在《精神現像學》中,以及在《歷史哲學》中,他雖然承認啟蒙思想是法國革命的理想先導,並且承認“法國革命從‘哲學’得到次推動”。不過他立刻就指責道:“但是這種哲學〔指啟蒙哲學〕起初隻是抽像的思想,不是真理的具體理解。”[1]在《精神現像學》中,黑格爾對啟蒙運動有充分的分析和評論,但歸結到啟蒙運動的後果是他所反對的唯物主義和不可知論,以及純粹的功利主義。[2]此外,在1818 年柏林大學的開講辭中,黑格爾還嚴厲斥責了當時德國的啟蒙風氣,說:“宗教上和倫理上的輕浮任性,繼之以知識上的庸俗淺薄—這就是所謂啟蒙。”[3]這公開暴露了他對啟蒙的抵觸情緒。由此足見黑格爾的合理因素在於對啟蒙運動某些進步觀點在他自己唯心主義體繫內有自己特殊方式的吸收和發揮,還在於他曾對啟蒙運動作了辯證的和歷史的批評分析,指出其本身固有的片面性。由於為階級立場和唯心主義所局限的保守主義,他是從右面去批評並發展啟蒙思想,把啟蒙運動的唯物因素、無神論因素、面向自然和民眾一面批判掉,因而說不上是什麼“啟蒙運動的激進派”。三、黑格爾與康德黑格爾所處的時代,在哲學上可以說是康德的時代。康德自稱其時代為“批判的時代”。理性成為康德鬥爭的武器,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康德抓住理性這概念,作為研究、考察和批判的對像。可以說,理性批判是抓住了政治運動、[4]宗教信仰、道德實踐和哲學研究的中心主題。康德在哲學上提出了動人心弦的中心問題,企圖作出嚴肅的、創造性的、繫統性的批判。黑格爾沿著康德哲學的道路前進,繫統地回答了康德提出的問題。他先從康德的倫理學和宗教思想開始,因為倫理宗教與政治的聯繫較為密切,然後纔進一步研究邏輯學和認識論。黑格爾全面地接受了康德的遺產,繼承、批判、發展和提高了康德哲學。他批判了不可知論,建立了唯心主義的可知論;批判了主觀唯心主義,發展為客觀唯心主義,把德國哲學發展到古典唯心論哲學的峰。黑格爾對康德哲學的繼承和批判,是有重要成果的。他批判康論和形而上學,評價了康德對“事物的矛盾表示溫情”的辯證法局限性,從客觀唯心論出發,發展出全面繫統的辯證法。誠如列寧所說:“當一個唯心主義者批判另一個唯心主義者的唯心主義基礎時,常常是有利於唯物主義的。……黑格爾對康德等人的批判”[1],就是這樣。康德在思想和生活上,有兩個重要的矛盾:科學和宗教的矛盾,必然性和自由的矛盾。這兩個矛盾有內在的聯繫,反映了當時整個德國甚至整個西歐的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矛盾。文藝復興以來,西歐社會生活中一直存在著科學對宗教的鬥爭。新興資產階級提倡科學,也發展了科學;提倡民主自由,反對封建統治和宗教權威。他們經過伏爾泰和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發揮,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口號;提出了以理性反對封建和宗教權威,把理性當作主要武器,要使一切傳統的東西都經過理性的檢驗,或用理性辯護其存在的權利,如經不住檢驗,就站不住腳,要被推翻。當然康德所謂理性也是帶有資產階級軟弱性的烙印,並且是抽像的、先驗的。這種矛盾的尖銳性,特別深刻地反映在康德的生活和思想中。康德的生活和思想中表現出科學和宗教的矛盾。他出身於清教徒家庭,自己也是清教徒。他敬愛的老師蘇爾茲是有名的清教徒。清教徒注重內心的生活,虔誠的信仰,漠視煩瑣的禮節儀式,反對強制的教條,它是富於道德意識的宗教,也是比較適合於資產階級的宗教。這是矛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是天纔的、淵博的自然科學家。他次提出星雲假設,用發展的觀點來解釋天體運動的問題。他當了四十年大學教授,每年開兩門功課,在理學院開一門自然科學的課程,在哲學院講授一門邏輯或哲學課程。康德次創立了自然地理這門學科。受歡迎的是他的人類學,講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極為形像生動。但他的哲學課反而講得使人昏昏欲睡。據統計,他講自然地理學26 次,人類學24 次,自然律12 次,理論物理學20 次,數學16 次,力學2 次,礦物學1 次。可以看出康德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廣博,興趣的濃厚和特殊的貢獻。他的宗教生活和科學研究,包含著深刻的矛盾。所以康德隻好采取調和和妥協的態度,使兩者並行不悖。康德所親切感受的這種矛盾歸根到底是當時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階級矛盾的一種反映。就在法國革命前夕(1787 年),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就公開提出,他要限制科學,為宗教保留地盤,企圖解決宗教和科學不可調和的矛盾,為宗教和科學劃分範圍。科學研究現像世界,宗教信仰無限、、永恆的上帝。康德要把知識和信仰範圍嚴格分開,互不侵犯。他要求宗教不要迫害科學,也不要利用科學和哲學為宗教辯護;科學既不要如中世紀那樣為宗教當婢女,也不要去反對宗教和否定上帝的存在。這種觀點給有傳統宗教信仰的許多科學家以很大的安慰。他們可以一面進行科學研究,一面在案頭上放一本聖經進教堂做禮拜等等。康德自認為這是解除矛盾,不偏不倚的折衷辦法。這實際上是偏袒宗教,認為宗教高於科學。列寧說康德貶損知識,為了替宗教開拓地盤。[1]康德以大科學家的身份去限制科學的範圍,所起的麻醉作用特別大,影響也特別大。其效力遠比那些牧師、神學家、反動政客從實用主義出發去攻擊污蔑科學大得多。康德為宗教辯護,認為舊的形而上學、舊的經院哲學用理論去為宗教辯護,不但沒有必要,而且各種證明上帝存在的論證,也全都無效。他主張把宗教限制在理性和道德範圍內,但也引起一部分反動統治階級不滿。普魯士王朝認為他《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一書有礙傳統的宗教信仰,曾給他“鉗口令”,不許他繼續對這方面的問題說話。這充分表明康德自己深切感受到的科學與宗教的矛盾。康德住在東普魯士的寇尼斯堡,是容克地主的大本營,崇尚嚴格的訓練,軍人的紀律,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這些使康德感到生活中的必然性。加上康德對牛頓力學研究的結果,他在認識論中概括了牛頓力學研究的方法,形成森嚴不可侵犯的必然規律支配著自然界的觀念。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深刻認識了伏爾泰、盧梭的民主自由思想。自由觀念成為他的主導觀念。為了在紀律森嚴、必然性支配的自然界和社會中尋找自由,調解必然和自由的矛盾,康德提出一個中心原則:“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這反映了資產階級要求自由的願望。明確在哲學上提出這個原則,也就是要遵守自己的實踐理性所頒布的道德律。他要盡自己實踐理性所規定的義務,即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義務。這就是人人應該遵守的無上的命令,實踐理性所頒布的必然的命令。這種命令和道德是基於善良的意志,由實踐理性出發的普遍原則,是自己為自己提出來的,也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的。康德認為人的行為都是按照自己理性提出來的通則(Maxims)辦事,外不受自然環境的壓迫,內不受個人情感欲望的支配。這樣我們就成為既遵守必然性規律,而又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說,他在自己幾十年的日常生活方面也體現了這個原則,他數十年如一日地、有規律地生活。海涅曾風趣地說:康德住宅對面教堂的鐘不如他準確。他每天下午準時出門散步,鄰居可以按時對表。他認為這是遵守自己建立的法則,稱為自由。他通過自己具體生活中的規律性,表明了由嚴格遵守他自己建立的規則所獲得的自由。在政治方面,“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原則,不服從傳統的教條、法律和權威。人民服從國家法令是遵守自己和國家或全國人民訂立的契約。在社會政治方面,這表現為人民公共意志的發揮,是近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則。一方面有秩序、法律,另一方面有自由。但是,他談得非常少,怕談多了觸犯統治階級。因為封建勢力強大,資產階級軟弱。主要的是康德把“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原則提高到哲學的高度,發揮出自己的世界觀和認識論,強調並論證“人是自然的立法者”。這是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中心原則。康德一方面證明自然界是有規律性的、有秩序的,同時又證明這是由先驗的自我、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建立的,不是原來物自體所固有的。所以在這個唯心的世界觀指導之下,人對森嚴的必然性的自然界規律是自由自在的,在主觀上,他們可以自詡作為理性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翁。他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令人感動地說,天地間有兩個崇高、令人敬畏的、嚴肅的東西,就是“上有日月星辰,內有天理良心”。人在外遵守自然律,在內遵守道德律。這都是人自己建立的。人是自由的,人不是工具、手段,人是處在“目的的王國”之中。康德調解必然和自由的矛盾有一定進步意義。他爭取自由,爭取理性自由,反對舊權威,說出人的尊嚴和獨立自主。但是由於受時代、受他的階級和科學水平所限制,他的解釋是有缺點的。缺點表現在片面地強調人自己立法,沒有想到人,哪怕理性的人,也是受社會經濟條件制約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獨立自己立法,即使自己立法,也受到自己的經濟地位和階級利益的制約。黑格爾從客觀唯心主義出發、就曾說過:“制定憲法者並不是個別的人,憲法乃是歷史造成的、神聖和精神的東西。”[1]康德所要爭取的自由,也是抽像的道德的自由、宇宙的自由。不懂得團結群眾、不通過政治的革命運動來爭取到的自由,是沒有力量的,這種想法是很不現實的。尤其錯誤的是:認為唯心主義的道德自由、宇宙自由高於政治、經濟方面的自由;甚至比起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還更高尚,並且還可為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自由奠立基礎。他不了解,恰恰相反,隻有有了經濟的獨立、政治的自由,纔能有道德的自由和宇宙的自由。盡管康德吹噓資產階級自由,強調主觀能動性,從當時看來,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從唯心主義出發,把自己的理性當作自然的立法者,不是先向自然學習,給自然當學生,然後理解自然規律,控制自然,當自然的先生。但是他善於抓住當時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矛盾,進行論證,深刻地、批判地進行哲學研究,作出了深刻的嚴肅的獨到的結論。他對法國革命作出反映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哲學理論,提出了他所謂“哲學革命”。黑格爾所遇到的還是這個矛盾。他循著康德的端緒,在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的基礎上去加以解答,依照康德提出的問題和開闢的道路,有所批判、提高、發展。黑格爾同樣企圖對這個矛盾加以解決。關於科學同宗教的矛盾,黑格爾堅決主張科學、哲學要過問宗教。他反對康德形而上學地把兩者割裂開,他主張用思辨理性解答宗教和科學的問題,“以邏輯學代替神學”(費爾巴哈語),解決宗教問題。他認為上帝就是真理,就是理念。人們用辯證法,可以逐步深入地認識上帝。他反對康德認為理性不能認識上帝的觀點,認為哲學是用概念把握真理,宗教是用信仰和表像方式把握真理,二者都是精神體現的不同形態。凡真理所在,理性所在,即宗教所在。在人類所建立的文化制度內,充滿了理性,它也就是神聖的。黑格爾認為,不隻教會是神聖的,家庭、國家也是神聖的。文化機關、學術團體也是神聖的。有一點相同:兩人都肯定道德理性範圍內的宗教,肯定宗教要有哲學基礎。不過講法不同。康德主要用道德證明上帝存在,形成了“道德的神學”。其次,關於自由同必然性的矛盾,黑格爾同意康德從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去爭取自由。特別是他的早年著作,強調從自己立法的基礎上出發,去反對外在的宗教權威,反對異己的實體性。但在邏輯學中他主張通過組織必然性、思維必然性來獲得自由。他認為把握現實有具體內容的思想是解決矛盾、爭取自由的力量,是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力量。一切對像和客觀必然性,遇到思想立刻就會溶解。康德主要把自由歸結為個人的、主觀的、道德上的自由。黑格爾講自由,則是講世界精神的自由,歷史性的自由。自由是在人類歷史上從世界精神各發展階段體現出來的,有它的發展過程。自由是世界精神、理性的核心。個人的自由,哪怕是歷史英雄人物的自由,都是世界精神的體現。康德的自由是主觀上、道德上應該有的公設,從善良意志、從自己立法出發,缺乏矛盾的辯證發展過程。黑格爾認為自由不是從形式的抽像的理性得來的。主體和對像對立,和異己的東西對立,異化自己,過渡到對方,回復到自由。生來就有的自由,原始的自由,天真樸素的自由,以及形式的先驗的自由,非真自由。經過辯證發展過程,失而復得的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空想的抽像的東西,不是逃避社會和離開敵對方面可以現成拾取的,乃是通過艱苦爭取自由的鬥爭而贏得的。康德在宇宙中爭自由的觀點,由黑格爾大大地加以發展了。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所探討的認識規律和邏輯規律,其實就是認識自然和宇宙的普遍、必然的規律。或者說邏輯學就是宇宙的憲法。黑格爾曾用易於引起誤解的語言說過:人們可以說,邏輯學的“內容在於闡述上帝還沒有創造自然界和有限精神〔個人意識〕以前的永恆本質〔或規律〕”。[1]這就是說,邏輯的內容是自然界和精神界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一部永恆憲法。這一部憲法在上帝創世以前似乎就存在了。上帝也必須按照邏輯規律來創造世界(正如斯賓諾莎所說,幾何學的公理和規律,上帝也必須遵守)。科學家、哲學家在認識的過程中發現這些規律,他們就是自然的立法者、宇宙的代言人。不過,康德所說的為自然立法的人是理性的主體,是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先驗自我,但又是在岸上學遊泳,不能認知物自體的主體;而黑格爾所謂宇宙憲法的邏輯學則是下水遊泳,在認識的辯證發展過程中概括得來的理性、理念。恩格斯說:杜林模仿黑格爾,“先從頭腦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識的簡單的成分,哲學的公理,再從它們導出全部哲學或世界模式論,然後以至尊無上的姿態,把自己的這一憲法賜予自然界和人類世界”[2]。恩格斯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打中了康德論證“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先驗邏輯的要害,也打中了黑格爾的思辨邏輯,亦即在邏輯學、認識論、辯證法統一的基礎上給自然界和人類頒布憲法的邏輯的要害。杜林的“世界圖式論”隻不過是抽掉了批判的認識論和辯證法的一種抄襲和效顰。用恩格斯的話來概括:“德國哲學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發展是連貫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的。”[3]四、黑格爾與歌德、席勒在文學的領域內,黑格爾處在歌德和席勒的偉大創作時代。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中,曾經生動而又深刻地描繪了十八世紀末葉德國的腐朽和解體的狀況。並感嘆其“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之後,立刻就指出其美好偉大的一面說:“隻有在我國的文學中纔能看出美好的未來。這個時代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是可恥的,但是在德國文學方面卻是偉大的。1750 年左右,德國所有的偉大的思想家—詩人歌德和席勒、哲學家康德和費希特都誕生了;過了不到二十年,近的一個偉大的德國形而上學[1]家黑格爾誕生了。這個時代的每一部傑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的精神。”[2]這就是歌德(1749 —1832)、席勒(1759 —1805)和黑格爾(1770 —1831)從事他們的文學和哲學活動的時代。德國的文學和哲學是互為補充的。它們是同一時代精神的不同方式的體現。當時德國的文學家借助於形像思維的語言所描繪的情景和理想,哲學家們則用抽像思維的邏輯語言加以繫統的論證。因此,單是了解德國的文學而不了解德國的哲學,就會陷於直觀性,缺乏理論的徹底性。反過來,單是了解德國的哲學而不了解德國的文學,就會看不見德國抽像的哲學理論中所反映的德國的文學中的詩的、形像的、熱烈的、感人的具體內容。德國的文學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發展,初有著名的狂飆運動。這是發生在德國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葉(1770—1785),代表德國資產階級要求的,對傳統權威有叛逆性的,轟動全德國甚至全歐洲的進步的文學運動。它是德國啟蒙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一種有進步意義的浪漫主義運動。歌德的富於浪漫主義精神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富於反抗性的戲劇《鐵手騎士葛慈· 封· 柏裡欣根》(1773)和具有反宗教權威和無神論思想的詩《普羅米修斯》,以及青年席勒的名劇《強盜》(1781)和《陰謀與愛情》(1783),都是狂飆運動時期的代表作品。這個運動當然成為少年黑格爾教養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歌德和席勒的詩歌、小說、戲劇中還暴露出當時的社會政治和人物的矛盾,富於辯證法因素,也給黑格爾不少的啟示。典型的就是《浮士德》中麥菲斯多夫的自白:我是“那樣的一種力量,它總是意在作惡,而且總是創造了善”。這是善與惡的辯證法很有深遠意義的宣示。謝林、黑格爾以及不少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家在談人性善惡問題和善的勢力與惡的勢力在人世間、社會上的鬥爭中得出了惡終於為善所戰勝的前進、樂觀的辯證的世界觀,都多少受到歌德《浮士德》書中所道出的偉大觀點的啟發和鼓舞。特別是席勒在《強盜》一劇中描寫了伯爵穆爾的兩個兒子。善良勇敢的哥哥卡爾與兇惡奸詐的弟弟弗朗茲,在各方面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弗朗茲先後蒙蔽並幽囚了父親,爭奪承襲爵位並占有卡爾的未婚妻阿瑪麗亞,因此父子間、兄弟間、男女愛情上,當然主要是政治上的種種矛盾,迫使哥哥卡爾參加“強盜”隊伍,逃入山林。其後卡爾被一群“強盜”擁為首領,打回老家,使弗朗茲自殺而死,並救出了病已垂危的父親,恢復了阿瑪麗亞同他的愛情。但是在這新情況下又發生了新的矛盾。他不願意離開他的“強盜”的隊伍,承繼亡父的爵位,接受阿瑪麗亞對他的愛情。因為他不願意背棄他“永不脫離‘強盜’隊伍”的誓言。結果他既不願返回“強盜”隊伍,更不願回到家中繼承爵位和愛人過舒適的貴族生活。由於思想感情的劇烈矛盾,卡爾就發出“正直的人被驅逐出自己的巢穴,魔鬼就會成為主人”的悲嘆,終至陷於殺死阿瑪麗亞,前往法庭投案的結局。這一悲劇所暴露出來的,由封建沒落到資產階級興起急劇變化時期的復雜特殊的矛盾,是可以啟發深刻的辯證法思維的。其次,德國古典文學時期,也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時期。這是歌德和席勒文學創作的極盛時期,它使德國文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這時期是以歌德1786 年為了擺脫魏瑪宮廷政務的煩擾,而去號稱藝術之宮的意大利遊覽起始,到1805 年席勒逝世時止。歌德和席勒代表充滿現代精神,而又融合希臘的古典文學,揭示出人的尊嚴和崇高的理想性,認為人是自然發展的階段,人的權利、人的要求和願望應得到尊重,人的纔能、精神本性應得到充分發展。他們生動而現實地描寫了人的一生在艱難困苦掙扎中的矛盾發展的途程。人生活的目的在於不息的努力、勞動(表現在浮士德把聖經上的所謂“太初有道”,修改成“太初有行”),對人類作出貢獻,獻身於人類的崇高事業。特別重要的是在創作方法上,歌德和席勒都要求內容與形式、自由與法則、理性與感性的矛盾統一。當然,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歌德、席勒描畫了人性,人的性情和理性的矛盾,而沒有刻畫階級矛盾,隻歌頌資產階級的進步、崇高理想和幻想,而未能提出並預見到無限光明,無限美妙的理想—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繫、社會制度。此外,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也達到了高潮。著名的浪漫主義文學家兼文藝理論家有A. W. 施勒格爾(1767—1845)和B. F. 施勒格爾(1772—1829)兄弟,諾瓦利斯(1772—1801)及路德維希· 蒂克(1773—1853)等人。他們都是黑格爾同時代的人。黑格爾少年時期的好友,十九世紀初期秀的抒情詩人荷爾德林(1770—1843),他是黑格爾在圖賓根進大學時期的同學好友,也是浪漫主義的詩人。他特別向往希臘的古典文學藝術,在政治上他歌頌盧梭,贊揚法國革命,都與黑格爾相契合。此外,在神學方面貫徹浪漫主義思想的有著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施萊馬哈(1768—1834)。在哲學上發揮浪漫主義的為黑格爾同鄉、同學,初還同走一條哲學道路的謝林(1775—1854)。一般講來,歌德和席勒不能簡單地稱為浪漫主義者,但許多浪漫主義詩人都受過歌德、席勒的影響和啟發。對於某些有積極意義的浪漫主義作品,歌德也表示過嘉許,而對於某些反動的、走向復古和反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文學家則公開加以批評,並與之決裂。就是費希特初在柏林的時候,也曾和當時那些浪漫主義的文人和纔女打得火熱,但不久就同他們決裂了,因為同他自己的嚴肅道德態度有矛盾。必須指出,黑格爾的思想也是在浪漫主義的思潮中成長的。但《精神現像學》的出版,表明了他和謝林的浪漫主義和直觀主義哲學決裂。但是有些資產階級哲學史家,曾混同稱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的哲學為浪漫主義的唯心主義,也有人如克朗納稱黑格爾的《精神現像學》既是猛烈地反對浪漫主義,又是富於浪漫主義精神的著作。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可以說歌德和席勒的重要的詩歌、小說和戲劇,黑格爾在他的《美學》裡都曾給予全面的評價和論述,從他們的文學著作裡概括出近代文學的特點。歌德和席勒在文學上所要求的形式與內容、法則與自由、理性與情欲的統一,也正是黑格爾在邏輯學和認識論上所要論證的形式與內容、必然與自由、理性與感性的辯證統一。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義文學和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都是同一德國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時代精神的不同表現。黑格爾把席勒尊崇為同鄉的前輩和自己的哲學思想的啟導者。黑格爾贊賞席勒兩首富於哲學意味的長詩。一為《藝術家》。這詩是藝術家、詩人精神的寫照,也是哲學家精神的寫照。一為《大鐘歌》。這詩寫人的一生,由出生後在教堂受洗的鐘聲,到幼年、成年、結婚,由從軍、宦遊至老死的各個發展階段,頗似《精神現像學》寫精神自身曲折發展的各個階段的雛形。席勒《論美感教育書信集》,黑格爾曾兩次認真閱讀,對他寫《精神現像學》一書啟發相當大。黑格爾與歌德的關繫尤為密切。他除支持贊揚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這一小說外,歌德早年初發表的《浮士德片斷》,黑格爾不僅在《精神現像學》中把它當作近代資產階級精神的典型的意識形態之一來描述,而且在《邏輯學》中也不隻一次地引證歌德的《浮士德》中反對抽像思維、機械主義的詩句,以支持他自己的辯證的有機統一的觀點。歌德晚年富於哲理的抒情詩集,叫做《東西方詩文集》,也是黑格爾所特別喜愛的詩篇。歌德多年科學研究的成果寫成兩卷本《顏色學》一書,歌德企圖用種種不同情況、不同程度的光的明暗、黑白對比來說明顏色。黑格爾認為它具有辯證觀點,不同於牛頓的從機械觀點出發的《顏色學》,他曾親自作過實驗,企圖證明歌德的看法,並曾在《自然哲學》(第320 節)中予以支持(當然我們知道,現代的自然科學證明他們的“顏色學”理論也並不科學)。1825 年4 月24 日,黑格爾曾寫信給歌德說:“我返觀我全部思想進展的歷程,到處都和您的觀點有著密切的聯繫。……我內心中反對抽像的傾向,因受您的教導而愈趨堅強,並且在您光輝的形像照耀下,漸導入正軌。”[1]1827 年10 月16 日黑格爾從巴黎回來,又一次路經魏瑪拜訪歌德,暢敘兩天,此後,歌德於11 月14 日寫信給一位朋友克涅伯爾說:“由於隻接觸到黑格爾一些印行的東西,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似乎不很明晰,顯得抽像,及同他生動地交談之後,我纔感覺到,在根本思想和意向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們雙方可以在互相發展和啟發中,很好地接近並聯合起來。”[2]黑格爾和歌德友誼上和思想上關繫的密切,可以概見。一個畫家要畫德國文藝和學術界著名人物的像,要求從歌德開始。歌德說:“榮譽應該給予那應該享受榮譽的人。你從黑格爾開始罷!”足見歌德對黑格爾的尊重。概括講來,以歌德和席勒為首的德國文學高潮時期,對黑格爾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們這裡隻強調兩人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啟發。歌德、席勒等對於情感生活和社會生活矛盾的揭露,和他們的詩歌和著作中所表現的豐富的、素樸的辯證法,提供給黑格爾的辯證法以素材和資料;此外,歌德、席勒的文學著作和文藝思想,對黑格爾闡述情感生活體驗的辯證發展,提供了生動的具體的內容,有助於黑格爾認識到情感生活也是理性和哲學可以過問的,也是可以用辯證法去研究考察的。至於歌德、席勒對黑格爾哲學上、美學上和歷史觀點方面,如要求形式與內容、法則與自由、理性與情感的統一,也正是黑格爾所要達到的辯證的具體同一性。可以說,黑格爾哲學上從辯證唯心主義觀點出發,充分吸收並發展了歌德、席勒時代的進步文學的成果,有助於使他自己的哲學達到德國古典哲學的高峰。盡管歌德的世界觀和政治態度也有保守和庸人習氣的成分,但是在政治上,歌德卻避免掉了黑格爾晚年作為官方哲學家的保守主義,在世界觀上他卻不是唯心主義,而是接受了接近斯賓諾莎式的以自然或實體為性的唯物主義。突出的兩點是:歌德不像黑格爾那樣發展到了替普魯士服務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如說:“國家是地上的神物”(《法哲學原理》),“國家是神聖理念在地上的實現”(《歷史哲學》)等等。但誠如恩格斯所說,“這種國家形式的終目的……是迫使教會服從世俗”[1],也還是包含有反對權威宗教的啟蒙思想因素。第二,歌德比較傾向於斯賓諾莎式的泛神論思想,[2]很早就在狂飆時期的一些反抗性的詩歌和戲劇裡,丟掉了神學、宗教的舊包袱。當1829 年夏季,黑格爾在柏林大學開一門新課程,叫做“上帝存在的證明”[1]時,歌德聽到這個消息,感到很不愉快,對愛克曼說道:“像這樣的講演已經是不合時宜的了。懷疑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人們對自己本身就像對上帝一樣,一點也不懷疑。當德國人正在以解答哲學問題折磨自己的時候,英國人卻以他們偉大的實踐的理智嘲笑我們,並且贏得了這世界。”[2]但是在同年秋天,黑格爾拜訪歌德於魏瑪,歌德毫無芥蒂,很愉快地接待他。我們把歌德對神學、宗教的超脫態度,與黑格爾對比起來,就更可看出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神學思想的負擔似乎特別沉重。馬克思曾稱黑格爾哲學為“邏輯的泛神主義”[3],以理性、理念為神。但黑格爾企圖用以理念為、為上帝的“邏輯理念的神學”“思辨的創世說”,或邏輯的泛神論去代替傳統神學,比起歌德詩化的以大自然為神聖的泛神論,都同是當時德國甚至西歐反對傳統宗教的啟蒙思想的不同表現,而且歌德和黑格爾兩人都具有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庸人習氣,這不能不說是落後於法國唯物主義者的戰鬥的無神論,因此,當然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和揚棄。總的講來,誠如恩格斯所指出:“歌德和黑格爾各在自己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4]我們把這兩人相提並論是完全合適的。我們應該說,黑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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