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於十八世紀中葉的《儒林外史》在揭示精英政治的破產、文人的生存危機、道德淪喪和價值闕失等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1803年刊行之後，這部小說聲名日著，歷久彌新，為文人讀者提供了自我鏡照和反省的絕佳契機。


《儒林外史》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它以敏銳的觀察和細膩的反諷筆法展現了士林的眾生百態，而且在於它觸及到了儒家精英社會的一些核心問題及其困境。《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研究》以此為出發點來解讀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作者認為，十八世紀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發生了一繫列根本性的轉變，這些轉變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儒家世界的終解體。《儒林外史》既是這些轉變的產物，也是對它們的回應。而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義所在，可以用來解釋它在中國思想、文化和文學史上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偉，1962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兩年後獲碩士學位，專修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1988年赴哈佛大學東亞繫攻讀博士學位，研究領明清小說戲曲。1997年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繫，2003年獲終身教職。後任狄百瑞東亞人文講座教授。自2011年起，執杜氏中國文化講座教席。


研究課題以戲曲小說為主，涉獵思想史、文化史、出版文化和閱讀史等領域。著作包括：Rulin waishi and Cultural
Trans for mation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AsianCenter,2003），《文人的時代及其終結：1723-1840》（孫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冊第四章）；正在寫作有關《金瓶梅詞話》的專著，新著《評點與圖像：（紅樓夢>現像及其它》即將出版。

這並不等於說，《儒林外史》僅僅是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一種回聲，或者把小說化約為一個簡單的陳述或命題。相反，我認為這部小說的特殊意義，正在於它采用了敘述的方式來處理那些為當時文人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對於理解十八世紀思想傾向的根本變化來說，吳敬梓關於儒家禮儀的敘述顯得至關重要：它表明儒家世界的危機發生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超出了當時許多儒家學者（和李塨）的理解。更準確地說，這樣一種小說敘述既是當時思想討論的一部分，又是對這一討論的反省甚至批評。


本書的部分因此從兩個方面來審視《儒林外史》：一方面，吳敬梓對儒家世界存在的問題做出了診斷，並將他所理解的儒家禮儀視為解決的辦法；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的選擇本身進行了批判性的反省，由此造成了小說敘述內部的張力。與他所追和李塨一樣，吳敬梓在描述文人生活的道德失範狀態時，特別強調了儒家語言在維持世界秩序方面的失敗。但是，他並不認為語言或言說本身是問題的所在。他的小說揭示出儒家禮儀繫統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既刺激了對言述的需求，也導致了言述的消解。吳敬梓所體現的這種敘述優勢，並不僅僅在於它的具體性，也在於它昭示了驅動個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一言一行的那些隱而未顯的社會機制和李塨那樣，吳敬梓對儒家言說的功能持懷疑態度，這使他傾向於將儒家的禮儀實踐視為一種更好的選擇。但是，如果吳敬梓準確微妙地表述了讓他和他的同仁們感到沮喪的問題，他也同時意識到自己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如何力不從心。的確，吳敬梓不僅描述了泰伯禮，而且還集中敘述了將儒家禮儀延伸進日常實踐的努力，不過，這樣做的時候，他也經常陷入困境，在儒家禮儀的必要性及其不可能性之間找不到調和的餘地。他一方面強調通過行動來承擔儒家禮儀的義務，另一方面又將禮儀的實踐者置於一個充滿矛盾、反諷而且常常是荒誕不經的境地，由此而不得不重估他自己的禮儀實踐的設想。這樣一條分析線索讓我們了解《儒林外史》的敘述如何展開了一個批判性探索和自我質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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