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董仲舒 (約前179—約前104)的《春秋繁露》是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重要著作。它是秦漢社會轉型的結果,並或隱或顯地影響到其後千百年的中國。清代中後期,《春秋繁露》再次因社會變局而復興,成爲人們思考政治哲學的重要資源。這一探索尚在進行之中。在此,我們將《春秋繁露》歷史上個注本整理出來,以期有助《春秋繁露》的研究。
一
現今通行之《春秋繁露》凡十七卷,八十二篇。《隋書•經籍志》早著録:“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但這並不意味著《春秋繁露》一直被完好保存,不唯宋時已不廣見,且闕文、錯簡甚夥,南宋程大昌(1123—1195)甚至指其非董仲舒所作。直到樓鑰(1137—1213)參校寫本、萍鄉本、潘叔度等諸本,始成今八十二篇定本,是爲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刻本。此本是現存可見《春秋繁露》早的版本,對其後各版均有影響。
該本共六冊,除正文外,尚有:
北宋慶曆七年(1047)樓郁《序》、《春秋繁露目録》、《題跋附》(收《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宋淳熙乙未(二年,1175)《識語》)、南宋嘉定三年(1210)樓鑰《跋春秋繁露》、南宋嘉定辛未(四年,1211)胡榘《書》。
此本被收入《永樂大典》,成爲其後乾隆聚珍本的底本。而後,聚珍本復成爲盧文弨校本、凌曙《春秋繁露注》、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所據的主要本子。這是主流的或官方的流傳線索。
另一條線索是,多個刻本、活字本及傳抄本流傳於明代民間。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檢索,可確定年代者即有正德十一年(1516)華堅蘭雪堂本、嘉靖三十三年(1554)趙維垣本、萬曆十年(1582)胡維新兩京遺編本、萬曆二十年(1592)程榮漢魏叢書本、天啟年間(1621—1627)陸雲龍校本、天啟五年(1625)瀋氏花齋孫鑛集評本、天啟五年(1625)王道焜本、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漢魏別解本等諸本。當然,這些本子大多也受江右計臺本影響。
《春秋繁露》在明代,特別是明中後期的流傳,直接與其時出版業的興盛相關,並出現了匯評本(花齋本即其首個匯評本)。降至清代,各種版本越加繁雜,並終於產生了各類注本,此時期的流傳,主要與清代今文經學的崛起相關。董天工之《春秋繁露箋注》即是《春秋繁露》的首個注本,但因種種原因而長期被主流《春秋繁露》的流傳譜繫忽視。
二
董天工(1703—1771),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曹墩人,字材六,號典齋年(1723)撥貢生。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任臺灣府彰化教諭。乾隆十四年(1749),所著詩集《澄心小草》(不分卷)刊刻。乾隆十五年(1750)春,“秩滿憂居梓裡”。約此年,任直隸香河縣令。乾隆十六年(1751)撰成《武夷山志》、《臺海見聞録》。乾隆十八年(1753)《臺海見聞録》刊刻。據清代官員履歷,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掣得安徽池州府同知”,乾隆硃批“人尚可”,文眉批紅“革職”。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刊刻問世。晚年寓居武夷山留雲書屋,墓葬武夷山幔亭峰麓武夷山莊後山。
從其經歷可看到,董天工功名不高,其所著述又因仕宦而不能專心。然勤於記録、整理見聞,其《臺海見聞録》、《武夷山志》皆有相當水準,至今能在臺灣與福建史志中有重要影響。與前兩者相比,《春秋繁露箋注》則顯得落寞。
如前所述,《春秋繁露箋注》於乾隆二十六年覲光樓刊刻。書前有瀋德潛(1673—1769)作於乾隆庚辰年(二十五年,1760)鼕月的《序》、董仲舒像、譜傳、凡例;正文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五十五共四篇闕文);書後收入《雨雹對》、《廟殿火災對》、《論種麥奏》、《論限民名田疏》、《士不遇賦》等五篇佚文作爲《附録》,收入《漢書•董仲舒傳》、樓郁《春秋繁露序》、《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程大昌《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等八篇《傳序題跋》。文內天頭輯有孫月峰等約八十位學者、四百三十四條評點;正文有“。”斷句,有“丶”標注重點。
其寫作背景,瀋德潛謂“崇安典齋董君,江都後裔也。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穿穴注疏垂三十年。念《繁露》一書,流傳未廣,質奧難明,佐郡餘閑,創爲《箋注》”。(瀋《序》,葉1—2)董天工亦自認是仲舒後裔,並謂:
仰瞻譜像,企慕宗風,謬爲《箋注》,恨未成冊。而《繁露》一書,自前朝孫月峰評本、王道焜刊本之後,未有重刊者。恐日久湮沒,因於辛未夏,將王本重刊流播。茲《箋注》成冊,就正巨公,再付梨棗,以公同好。(《凡例》,葉8)
從前述版本及匯評諸家來看,瀋謂“《繁露》流傳未廣”,董謂“未有重刊”皆不合實情。董天工並未明白交代其箋注的底本及參校本等信息,不過這裡透露出王道焜刊本及孫月峰評本是其利用的主要本子。王道焜刊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春秋繁露總評》(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董仲舒著,明王道焜閱”,共十七卷,八十二篇(闕文三篇,卷十三《四時之副》董箋本闕),有標注重點而無句讀。孫月峰評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孫鑛《春秋繁露敘》、汪明際《春秋繁露序》、瀋鼎新《春秋繁露小引》、朱養和《春秋繁露凡例》、《春秋繁露目録》、班固《董仲舒傳》,書後有《題跋附録》(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春秋繁露後序》、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廣川董仲舒著,明東海孫鑛月峰評,西湖瀋鼎新自玉、一參評,沖訂”等字,書眉有孫月峰等評點四百八十餘條,正文有“。”斷句,有“丶”標注重點,並有小字旁注。朱養和於《春秋繁露凡例》雲:“是書從未見評閱,即有秦漢文諸家評,亦偶爾撚示,未罄其全。餘好搜奇,得月峰先生善本,洵稱瀋中鴻秘,遂集諸名家評識,復增訂於蒨園之花齋,一字片詞非綜大綱,即揭隱旨,洗盡套語,令一覽瞭然。閱五匝月始成,細覈精詳,良工心苦。”
將董箋本與王道焜本及孫月峰花齋本比較,可得如下判斷:(1)董天工於《凡例》提及的王本及孫本,恰是其箋注參考的主要本子;(2)王本、孫本皆沿襲了江右計臺本以來的題、跋、序等,董箋本亦自然沿用之,故不必如黃聖修所謂從編排方式判斷天工“用力甚勤”;(3)《春秋繁露》匯評自花齋本始,朱養和爲收録諸家評點花了不少時間,董箋本之文眉評注則直接襲自花齋本(花齋本評點格式爲“某某評”,董箋本格式則爲“某某曰”);(4)從評點數量來看,董箋本少於花齋本,除去董天工自己所評點的70餘條,其對花齋本收録的評點有所刪減;(5)董箋本斷句及標注重點亦襲自花齋本;(6)董天工於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夏重印王本,可能考慮到其篇幅相對簡明,故其《箋注》則更多參考了花齋本。
無論如何,作爲首個《春秋繁露》的箋注者,董天工在毫無參照的情況下從事箋注工作,雖未必如瀋德潛所謂“穿穴注疏垂三十年”,但從其重刊王本到《箋注》出版之十年,自當花費不少心思。
三
瀋德潛謂董天工“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可謂實情,此自董天工《凡例》亦可見之。天工雖反復言《繁露》宗《公羊》,但於《左傳》、《穀梁》乃至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亦間或引之。其謂:“廣川公《繁露》錯舉春秋時事,特具隻眼,闡出孔子作《春秋》之微意。大意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其論事則有經禮、變禮、正經、制權,其論人多爲之原其志。”(《凡例》,葉1)又謂:“《繁露》八十二篇,自篇至第十七篇,詳論《春秋》得失興亡,以昭法戒。自第十八篇至末,則言官制、度制、服制、治道、爵國、仁義、知性、郊天、四祭、求雨、止雨、陰陽五行。雖不盡舉春秋時事以證明之,然無不本《春秋》大義以發其理,所以載於《春秋繁露》中也。”(《凡例》,葉3)這表明,董天工對《公羊》家法雖有所自覺,但並不刻意強調。將董天工看重的“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比之於其後研治公羊學諸家著力表彰的“大一統”、“通三統”、“張三世”可見,實難將天工視爲清代公羊學的“首創”。這恐怕也是《箋注》在後來被主流學術忽視的原因之一。
《春秋繁露箋注》除原刻本尚存外,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八輯第二冊,第165—309頁。《箋注》之後,校注《春秋繁露》者甚夥,重要注本有凌曙(1775—1829)《春秋繁露注》(1815)、董金鑒(生卒年未詳)《春秋繁露集注》(1906)、蘇輿(1873—1914)《春秋繁露義證》(1910)等。蘇注有中華書局(收入新編諸子集成叢書)鍾哲點校本,頗可參考。鍾肇鵬主編之《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目前可供學術研究的集大成的版本;張世亮、鍾肇鵬、周桂鈿譯註之《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繫“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之一,是研究與普及的良選。
四
由於《春秋繁露》已有優秀版本問世,故此次整理以呈現《箋注》舊本舊貌爲原則,加以現代標點,並略作校注。
整理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原刻本爲底本。於《箋注》原文一般不作校改,遇難以辨識的異體字或俗體字時,改爲規範的繁體字,不出校記;少數字詞有訛誤而影響文意者,參以《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出校記。
《箋注》重在傳事,不固守一家,兼採《左》、《穀》,於《繁露》用典多有出注。此次《箋注》之後再爲校注,於此稍簡:即《箋注》已注者,新增校注僅於必要處略作補充;《箋注》未明者,校注亦僅於必要處對人物、典故、制度等稍作贅述,部分生僻字注以現代漢語拼音。
爲避免與《箋注》注解重複,亦爲貫通文氣計,字詞的注解緊跟其後,而涉及文意者,一般在整句後出注。同一字詞及文意,一般隻在其首次出現時出注。
《箋注》所收録的前人評注,頗能指示文章關鍵,故此次整理全部照録。《箋注》原有圈點,因已加現代標點,且爲使書面清朗,此次整理將其刪除。
爲清眉目,原《繁露》正文排以宋體小四號字,原《箋注》夾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原天頭之評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相應位置,以“○”示之。
新增校注文字一般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並以括號“()”示之,以與原注區分;新增校注較長者,則出以腳注。
自古典政治哲學陶鑄吾國固有思想學術,方興未艾而大有可爲。我們亦是初窺門徑,學力尚淺,故此整理本多有不足之處,甚願有識君子匡正。我們亦希望未來能藉著《春秋繁露》這把鑰匙,打開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大門。
黃江軍
乙未年八月識於三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