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董仲舒 (約前179—約前104)的《春秋繁露》是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重要著作。它是秦漢社會轉型的結果，並或隱或顯地影響到其後千百年的中國。清代中後期，《春秋繁露》再次因社會變局而復興，成爲人們思考政治哲學的重要資源。這一探索尚在進行之中。在此，我們將《春秋繁露》歷史上個注本整理出來，以期有助《春秋繁露》的研究。
一
現今通行之《春秋繁露》凡十七卷，八十二篇。《隋書•經籍志》早著録：“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但這並不意味著《春秋繁露》一直被完好保存，不唯宋時已不廣見，且闕文、錯簡甚夥，南宋程大昌(1123—1195)甚至指其非董仲舒所作。直到樓鑰(1137—1213)參校寫本、萍鄉本、潘叔度等諸本，始成今八十二篇定本，是爲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刻本。此本是現存可見《春秋繁露》早的版本，對其後各版均有影響。
該本共六冊，除正文外，尚有：
北宋慶曆七年(1047)樓郁《序》、《春秋繁露目録》、《題跋附》(收《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宋淳熙乙未(二年，1175)《識語》)、南宋嘉定三年(1210)樓鑰《跋春秋繁露》、南宋嘉定辛未(四年，1211)胡榘《書》。
此本被收入《永樂大典》，成爲其後乾隆聚珍本的底本。而後，聚珍本復成爲盧文弨校本、凌曙《春秋繁露注》、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所據的主要本子。這是主流的或官方的流傳線索。
另一條線索是，多個刻本、活字本及傳抄本流傳於明代民間。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檢索，可確定年代者即有正德十一年(1516)華堅蘭雪堂本、嘉靖三十三年(1554)趙維垣本、萬曆十年(1582)胡維新兩京遺編本、萬曆二十年(1592)程榮漢魏叢書本、天啟年間(1621—1627)陸雲龍校本、天啟五年(1625)瀋氏花齋孫鑛集評本、天啟五年(1625)王道焜本、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漢魏別解本等諸本。當然，這些本子大多也受江右計臺本影響。
《春秋繁露》在明代，特別是明中後期的流傳，直接與其時出版業的興盛相關，並出現了匯評本(花齋本即其首個匯評本)。降至清代，各種版本越加繁雜，並終於產生了各類注本，此時期的流傳，主要與清代今文經學的崛起相關。董天工之《春秋繁露箋注》即是《春秋繁露》的首個注本，但因種種原因而長期被主流《春秋繁露》的流傳譜繫忽視。
二
董天工(1703—1771)，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曹墩人，字材六，號典齋年(1723)撥貢生。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任臺灣府彰化教諭。乾隆十四年(1749)，所著詩集《澄心小草》(不分卷)刊刻。乾隆十五年(1750)春，“秩滿憂居梓裡”。約此年，任直隸香河縣令。乾隆十六年(1751)撰成《武夷山志》、《臺海見聞録》。乾隆十八年(1753)《臺海見聞録》刊刻。據清代官員履歷，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掣得安徽池州府同知”，乾隆硃批“人尚可”，文眉批紅“革職”。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刊刻問世。晚年寓居武夷山留雲書屋，墓葬武夷山幔亭峰麓武夷山莊後山。
從其經歷可看到，董天工功名不高，其所著述又因仕宦而不能專心。然勤於記録、整理見聞，其《臺海見聞録》、《武夷山志》皆有相當水準，至今能在臺灣與福建史志中有重要影響。與前兩者相比，《春秋繁露箋注》則顯得落寞。
如前所述，《春秋繁露箋注》於乾隆二十六年覲光樓刊刻。書前有瀋德潛(1673—1769)作於乾隆庚辰年(二十五年，1760)鼕月的《序》、董仲舒像、譜傳、凡例；正文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五十五共四篇闕文)；書後收入《雨雹對》、《廟殿火災對》、《論種麥奏》、《論限民名田疏》、《士不遇賦》等五篇佚文作爲《附録》，收入《漢書•董仲舒傳》、樓郁《春秋繁露序》、《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程大昌《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等八篇《傳序題跋》。文內天頭輯有孫月峰等約八十位學者、四百三十四條評點；正文有“。”斷句，有“丶”標注重點。
其寫作背景，瀋德潛謂“崇安典齋董君，江都後裔也。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穿穴注疏垂三十年。念《繁露》一書，流傳未廣，質奧難明，佐郡餘閑，創爲《箋注》”。(瀋《序》，葉1—2)董天工亦自認是仲舒後裔，並謂：
仰瞻譜像，企慕宗風，謬爲《箋注》，恨未成冊。而《繁露》一書，自前朝孫月峰評本、王道焜刊本之後，未有重刊者。恐日久湮沒，因於辛未夏，將王本重刊流播。茲《箋注》成冊，就正巨公，再付梨棗，以公同好。(《凡例》，葉8)
從前述版本及匯評諸家來看，瀋謂“《繁露》流傳未廣”，董謂“未有重刊”皆不合實情。董天工並未明白交代其箋注的底本及參校本等信息，不過這裡透露出王道焜刊本及孫月峰評本是其利用的主要本子。王道焜刊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春秋繁露總評》(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董仲舒著，明王道焜閱”，共十七卷，八十二篇(闕文三篇，卷十三《四時之副》董箋本闕)，有標注重點而無句讀。孫月峰評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孫鑛《春秋繁露敘》、汪明際《春秋繁露序》、瀋鼎新《春秋繁露小引》、朱養和《春秋繁露凡例》、《春秋繁露目録》、班固《董仲舒傳》，書後有《題跋附録》(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春秋繁露後序》、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廣川董仲舒著，明東海孫鑛月峰評，西湖瀋鼎新自玉、一參評，沖訂”等字，書眉有孫月峰等評點四百八十餘條，正文有“。”斷句，有“丶”標注重點，並有小字旁注。朱養和於《春秋繁露凡例》雲：“是書從未見評閱，即有秦漢文諸家評，亦偶爾撚示，未罄其全。餘好搜奇，得月峰先生善本，洵稱瀋中鴻秘，遂集諸名家評識，復增訂於蒨園之花齋，一字片詞非綜大綱，即揭隱旨，洗盡套語，令一覽瞭然。閱五匝月始成，細覈精詳，良工心苦。”
將董箋本與王道焜本及孫月峰花齋本比較，可得如下判斷：(1)董天工於《凡例》提及的王本及孫本，恰是其箋注參考的主要本子；(2)王本、孫本皆沿襲了江右計臺本以來的題、跋、序等，董箋本亦自然沿用之，故不必如黃聖修所謂從編排方式判斷天工“用力甚勤”；(3)《春秋繁露》匯評自花齋本始，朱養和爲收録諸家評點花了不少時間，董箋本之文眉評注則直接襲自花齋本(花齋本評點格式爲“某某評”，董箋本格式則爲“某某曰”)；(4)從評點數量來看，董箋本少於花齋本，除去董天工自己所評點的70餘條，其對花齋本收録的評點有所刪減；(5)董箋本斷句及標注重點亦襲自花齋本；(6)董天工於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夏重印王本，可能考慮到其篇幅相對簡明，故其《箋注》則更多參考了花齋本。
無論如何，作爲首個《春秋繁露》的箋注者，董天工在毫無參照的情況下從事箋注工作，雖未必如瀋德潛所謂“穿穴注疏垂三十年”，但從其重刊王本到《箋注》出版之十年，自當花費不少心思。
三
瀋德潛謂董天工“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可謂實情，此自董天工《凡例》亦可見之。天工雖反復言《繁露》宗《公羊》，但於《左傳》、《穀梁》乃至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亦間或引之。其謂：“廣川公《繁露》錯舉春秋時事，特具隻眼，闡出孔子作《春秋》之微意。大意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其論事則有經禮、變禮、正經、制權，其論人多爲之原其志。”(《凡例》，葉1)又謂：“《繁露》八十二篇，自篇至第十七篇，詳論《春秋》得失興亡，以昭法戒。自第十八篇至末，則言官制、度制、服制、治道、爵國、仁義、知性、郊天、四祭、求雨、止雨、陰陽五行。雖不盡舉春秋時事以證明之，然無不本《春秋》大義以發其理，所以載於《春秋繁露》中也。”(《凡例》，葉3)這表明，董天工對《公羊》家法雖有所自覺，但並不刻意強調。將董天工看重的“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比之於其後研治公羊學諸家著力表彰的“大一統”、“通三統”、“張三世”可見，實難將天工視爲清代公羊學的“首創”。這恐怕也是《箋注》在後來被主流學術忽視的原因之一。
《春秋繁露箋注》除原刻本尚存外，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八輯第二冊，第165—309頁。《箋注》之後，校注《春秋繁露》者甚夥，重要注本有凌曙(1775—1829)《春秋繁露注》(1815)、董金鑒(生卒年未詳)《春秋繁露集注》(1906)、蘇輿(1873—1914)《春秋繁露義證》(1910)等。蘇注有中華書局(收入新編諸子集成叢書)鍾哲點校本，頗可參考。鍾肇鵬主編之《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目前可供學術研究的集大成的版本；張世亮、鍾肇鵬、周桂鈿譯註之《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繫“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之一，是研究與普及的良選。
四
由於《春秋繁露》已有優秀版本問世，故此次整理以呈現《箋注》舊本舊貌爲原則，加以現代標點，並略作校注。
整理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原刻本爲底本。於《箋注》原文一般不作校改，遇難以辨識的異體字或俗體字時，改爲規範的繁體字，不出校記；少數字詞有訛誤而影響文意者，參以《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出校記。
《箋注》重在傳事，不固守一家，兼採《左》、《穀》，於《繁露》用典多有出注。此次《箋注》之後再爲校注，於此稍簡：即《箋注》已注者，新增校注僅於必要處略作補充；《箋注》未明者，校注亦僅於必要處對人物、典故、制度等稍作贅述，部分生僻字注以現代漢語拼音。
爲避免與《箋注》注解重複，亦爲貫通文氣計，字詞的注解緊跟其後，而涉及文意者，一般在整句後出注。同一字詞及文意，一般隻在其首次出現時出注。
《箋注》所收録的前人評注，頗能指示文章關鍵，故此次整理全部照録。《箋注》原有圈點，因已加現代標點，且爲使書面清朗，此次整理將其刪除。
爲清眉目，原《繁露》正文排以宋體小四號字，原《箋注》夾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原天頭之評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相應位置，以“○”示之。
新增校注文字一般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並以括號“()”示之，以與原注區分；新增校注較長者，則出以腳注。
自古典政治哲學陶鑄吾國固有思想學術，方興未艾而大有可爲。我們亦是初窺門徑，學力尚淺，故此整理本多有不足之處，甚願有識君子匡正。我們亦希望未來能藉著《春秋繁露》這把鑰匙，打開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大門。
黃江軍
乙未年八月識於三新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