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前言

引言

講給孩子聽的禮儀常識：

曲禮上

曲禮下

“天下為公”的遠古思想：

禮運

尊師與重道的教學原理：

學記

樹立仁愛之心是從孝順父母開始的：

祭義

孔子是這樣闡釋《六經》的：

經解

孔子與弟子閑暇時的談話記錄：

仲尼燕居

儒者的處世哲學：

孺行

依天時而行政令的範本：

月令

“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禮”作為中華文明的標志，早在與黃帝相對應的新石器晚期就產生了。經過不斷完，至周代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體繫。中國素稱“禮儀之邦”，其基礎就是由那時奠定的。


說到“禮”，就不能不談到儒家。因為作為中國文化的道統，“禮”是經過儒家纔得以傳承的。儒學是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創立的。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國文化，就是指代表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學說。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是充滿同情和友愛以及深切人文關懷的“仁”，即所謂“仁者愛人”，而其表現形式即為“禮”。


《禮記》中為“禮”下定義的地方很多，但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取法天地，效仿自然。在中國文化中，自然是高於鬼神的，而《易經》以其對自然法則的高度概括，構成了諸子共同的說理平臺和哲學依據。《易經》①是對宇宙功能的總體把握，對自然譜繫的實錄，是整個中華文明統一場，也是“禮”的合法性依據。


正是賴於易學理論的介入，“禮”纔有可能以“天理”的權威性，由道德層面得到提升，進而兼具其他文明中由宗教承當的那部分統攝功能。


這是由於道德常常是乏味的、缺乏約束力的……而對自然的敬畏和自身屬性的感悟，則會使人自覺地克勤克儉，無出其外。

因而在以宗教作為靈魂主宰的世界各民族當中，唯獨中華民族選擇了“禮”這一充滿理性精神、體現自然法則的機杼，用以維繫於天地之間。辯證或整體論的原則
,
決定了中國文化中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為“家”，而不是獨立的個人。“家”的預設使中國文化形成了主張合作，反對對抗的特征。而“禮”則是一部關於“家”、整個民族的價值共識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繫的大法。一方面，“禮”對社會具有協調和穩定的重要作用。首先，表現為君臣間的忠與仁。子止於孝。臣止於忠，君止於仁其次，表現為父子間的慈與孝。父止於慈，但另一方面，“禮”又是達到“仁”這一理想和境界的載體，即人格提升和完善的必要途徑。而人格的提升和完善則是儒家的畢生追求，即終極目的。?這個終極目的不是禁欲中的彼岸，也不是苦海裡的涅槃，而是對自身責任的踐履，對自然法則的皈依。是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之間無可名狀的和諧與融洽。就一個民族而言，沒有一個眾望所歸的信念與原則是難以想像的。數千年來，正是“禮”為我們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倫理觀、道德觀、人生觀，賦予了我們藝術化的語言，儀式化的舉止和自信恢弘的氣度。在家、國、天下同構的整體之中，“禮”為中國人設計了一條提升個人尊嚴，實現自我價值，讓一生過得從容，使心靈找到家園的蹊徑通衢。由此可見，作為涵蓋面更廣的固有文化，《禮記》中的“禮”和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禮貌”“禮節”等含意是不盡相同的。如果以此來理解周代的“禮”，就會有很多問題得不到答案。而這其中恰恰可以使我們追溯過去的許多文化現像，乃至整個民族的心路歷程，直至影響到我們對未來生活的判斷。


“禮”的重要和現實的意義更在於，它可以使我們將一切利益衝突、怨毒與仇恨放到“家”中來化解，而不是激化這些衝突與仇恨。兩千多年來，中國的仁人志士無不以此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和知識淵藪來對待。歷史上，特別是近代以來，盡管人們對其褒貶有加，但它對於國家的凝聚、民族的復興，乃至對國際秩序建設的參與而言，還是無從替代的。孔子所以在禮崩樂壞、信仰危機的春秋戰國時代致力於“克已復禮”，就在於恢復和保留這一深具理性精神，經得起大尺度時空檢驗的理論與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