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前645年)又稱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潁上(潁水之濱)人，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和思想家。

    管仲出身貧賤，少時與鮑叔為友，鮑叔知其懷雄纔偉略，常善待之。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齊公子糾。至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鮑叔向桓公力薦管仲，管仲遂被桓公任命為上卿，並被尊稱為“仲父”。


    
關於管鮑之交，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由此也可見管仲為人處世之態度。


    
管仲任政於齊後，輔佐桓公達四十年之久，對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功績主要包括：一、在齊國大力發展農業，提倡商業，進行鹽鐵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二、提出“順民心”、“予之為取”的政治思想，采取“制地分民”、“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在“尊王”的旗幟下，抵抗外族的入侵，保障中原華夏民族的利益和安全。四、提倡禮治與法治並舉，一方面維護君臣上下的等級制度，一方面重視以法治國，任用賢能。在管仲的輔佐下，齊國在諸侯中取得了極高的地位，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的個霸主。


    
《管子》一書，經西漢劉向校勘後定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為八類：《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九篇(亡兩篇)、《短語》十八篇(亡一篇)、《區言》五篇、《雜篇》十三篇(亡三篇)、《管子解》五篇(亡一篇)、《管子輕重》十九篇(亡三篇)。一般認為，《管子》非一人之筆，非一家之言。也非一時之書。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所提及的該書中《牧民》、《山高》(又名《形勢》)、《乘馬》、《輕重》、《九府》等作品，當為管仲自己的言論，或其門人參與整理的作品，這從《韓非子》、《賈子新書》中也可得到驗證。《管子》中的《大匡》、《中匡》、《小匡》諸篇，反映出了管仲的一些生平事跡。書中的其他篇章，也多多少少與管仲的思想有一定聯繫，或從側面再現其學說，或是其思想的闡釋和發展。管仲是齊稷下學派的開創者之一，《管子》中的某些篇章，雖為戰國時期的作品，包含了儒、農、道、法、兵、陰陽等諸家思想，但這正是稷下學派思想的一個特點。因此，學者們特別是現代學者大都將《管子》作為研究管仲思想的重要材料。


    
《管子》主要包括了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法治思想、軍事思想和哲學思想等。具體而言，有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尊君與重民。《管子》認為“安國在乎尊君”，君之當尊非由人之德行而由其職位，“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日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此與商韓之法家同而與孔孟之儒家異。《管子》之“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乃法家思想之發軔。《韓非子》指出：“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雖然如此，《管子》又提出應“重民”，認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此則與孔孟之儒家同而與商韓之法家異。《孟子》認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予爾也。”因此，“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重民，法家尊君，《管子》對二者兼而有之卻並不相互矛盾。它認為，“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故愛之也”。《管子》之順民、愛民、重民為尊君行政之手段，而儒家懷民本之思想，法家則以刑名法術來尊君，此《管子》與儒、法兩家之顯著區別。


    
法治與教化。此亦糅合儒、法兩家之思想內容而以民為君甩為其根本之目的。《管子》認為，法具有衡量與規範的作用。

    “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作為社會的管理者，應該“正法直度”，“置儀設法以度量斷”，“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韓非子》同樣認為：“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班固《漢書》指出：“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與《韓非子》相比，《管子》有法家之長而無法家之短。《管子》認識到了社會倫理道德秩序對政治統治的重要意義，因此將禮、義、廉、恥作為“國之四維”，即維護國家政權的四條綱領與基礎。要明禮義廉恥，就必須教訓民眾。“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與訓是一個漸進的“化”的過程。


    所謂“化”即“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形像而言，即“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其小行之則俗也，久之則禮義”。《管子》認為無禮無法，無法無禮。禮與法互為基礎，互為條件，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如“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而如果“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法治與教化相輔相成，二者所能達到的好效果是“教訓成俗而刑罰省”。


    
經臣、經俗與經產。《管子》認為：“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這是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三方面為國家統治提供保障。《管子》指出：“何謂朝之經臣？察能而授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逾等之服。謹於鄉裡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
“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谷，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經臣”中重要的是要明確“上下之分不同任”和“明分任職”。君臣上下之間應分工明確，君有君道，臣有臣職，應該做到“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隻有對臣下“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荀子》)，纔屬君之道。百官隻有各司其職，各守其責，“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借官”，即明了《呂氏春秋》“乘物”之理，纔屬國之“經臣”。所謂“經俗”亦即“教訓成俗”：“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管理者如果能夠將社會治理到如此程度，使“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則國家必然強盛。“經產”即發展生產，予民以利，即錳子》所謂“制民之產”，滿足民眾的生產生活需要，在此基礎上施政，則無往而不利。


    
《管子》的創作時間距今已有兩千餘年，隨著社會環境與歷史條件等客觀因素的變化，有些內容已失去了其現實意義，但其中也不乏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如《管子》提出的“予之為取”這一著名命題。從哲學上看，“予之為取”指出矛盾的雙方可以相互轉化；從政治策略上看，它指出統治者應以民為本，順應民心，善用民力，如此纔能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從對國家財富的處理上看，它表明國家財富與人民財富存在著一致性，國家財富應“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也就是鼓勵民眾發展生產，主張藏富於民。


    
《管子》中諸如此類的思想內容，對後世一直產生著深遠影響。管仲首先是一名傑出的政治實踐家，《管子》的思想內容必然與管仲全面推行改革的實踐分不開。該書所具有的這一特征，使我們今天對它的研究更具現實意義。


    
本書的寫作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全書共分七章，、六、七章為林勇斌執筆，前言及第二、三、四、五章為王海峰執筆，全書由王海峰統稿。


    
筆者力圖將《管子》思想中的散珠碎玉一一拾起，重新擦拭，使其光芒再現。但因纔疏學淺，頗有掛一漏萬之嫌，敬請諒解。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

     ——《大匡》
管仲輔助齊桓公，使其成為春秋霸主，並非出於偶然。當初齊僖公讓鮑叔輔佐公子小白，鮑叔以為見棄，不肯出任，經管仲力勸方纔答應。當時，管仲於三公子中對小白評價獨高：“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意思是說公子小白為人不耍小聰明，雖然性情急躁但有遠慮。當時，管仲就已經看出他可以有所成就。


    小白即位成為齊桓公後，鮑叔策劃讓管仲由魯國返齊。當時魯國施伯認為“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所以沒將小白放在眼裡，同意放還管仲，由此注定日後因自己的見識短淺而付出了代價。


    
管仲相齊之初，桓公不聽管仲之勸。鮑叔心憂局勢，管仲卻講：“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胥，通“須”，等待的意思。

    
以上是對桓公的三次評價。施伯識人流於表面，隻知桓公惕、驕，不知其有大慮。而管仲深知桓公性躁急於事功，但隻要“姑少胥”，必成大業。事實證明了管仲的前瞻性。齊魯之會後，桓公
“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

    
識人，絕不能僅憑個人好惡妄下結論。應該以事實為依據，綜合衡量一個人的高下短長，並將此種考察置於一定的情勢中，判斷其優缺點在特定條件下是否對全局起決定作用。識人，自然要有高度的辨識力，但更要有充分的自信心。


     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大匡》 鮑叔問事君之道，管仲答以“盡力於君”。

    
一心事君在君王集權統治下本無特別可言，似乎理應如此。但君臣之間又並非僅僅隻是紅花綠葉的關繫，管仲曰：“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盡力於君”得以歸結到“定社稷”，說明君臣之間猶有一層榮辱與共的合作依存關繫。所以，賢能之士要想終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次序就成為關鍵：盡心盡力——取得信任——有效施以影響。


    
管仲這樣說，也這樣做。齊桓公早年攻伐心切，內修兵革，外犯諸侯，百姓多有怨言。面對危局，管仲憑借其自信和勇氣，有效控制了國內局勢，為日後桓公回心轉意、勤於內政打下基礎。此後，桓公更加信任管仲，還尊他為仲父，認真聽取他的意見並且不斷付諸行動。正是由於數十年間管仲的意見被充分采納，令順民心的政治主張、強本節用的經濟主張、存亡繼絕的外交主張纔一一得以實現。


    
而今之際，自然不再有對個人的效忠，但對集體、組織，乃至國家在信念上忠誠，在行動上忠於職守，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人要想事業有成，除了個人奮鬥以外，還要有上級的信任、同道的相助，而這種寬松的環境要靠自身爭取得來。


     方法很簡單：盡心盡力而已。

     死者成行，生者成名。

     ——《大匡》
當初齊國內亂，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爭位，鮑叔事公子小自，而管仲、召忽事公子糾。及公子小白即位為齊桓公，鮑叔設計迎回管仲、召忽二人。召忽見公子糾被殺亦自刎殉君，但管仲卻沒有選擇召忽的道路。


    
梁啟超評價說“較糾與齊國，糾極小而齊國極大，糾極輕而國極重也”，認為管仲乃“齊國之公人，非公子糾之私人”，高度評價了管仲的愛國，並且指出忠君、愛國不必相提並論，於管仲、召忽褒貶之意甚為明顯。


    
管仲、召忽各自依義行事，其義果有大小之分？召忽不降魯足見其愛國，他隻在國家利益無憂時方纔實踐自己的義。而管仲始終將國家利益置於首位，故不為公子糾而死。對於管仲的選擇，召忽也是理解的：“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
召忽奉行忠君之義，死是必然；管仲奉行忠國主義，成就其功業，生亦必然。無論是管仲還是召忽，都有屬於自己的堅定信念，更為可貴的是都不惜一切代價去實踐這種信念。


     我們正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各種價值觀念共存並時有衝撞。

    在這樣特殊的時代，我們更應該學會以寬容之心對待他人，同時又能堅持自己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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