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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 遙 遊
遊得自由自在，也就是優遊自得，便是逍遙遊。那麼得逍遙之真情實態，能在行動上實踐它，並且達到一種不可言狀的佳境，實在是普世之人都向往的事。退而言之，即便從日常生活之最低層次上來理解逍遙自在，也都符合人類的本性。合乎人類本性的事，至少會得到人內在的認同和贊許。要做到無待之真逍遙，固然不是常人能夠達到的，也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但逍遙究竟屬於人本性的一部分，卻是無可置疑的。所以莊子著書拿逍遙來開路，不隻是他哲學思想的絕妙體現，而且是貫穿他順乎自然之思想的最佳範本。逍遙既屬人的本性，為何識得逍遙，做到逍遙，進而真正逍遙的人那麼少呢？這就是莊子之所以著《逍遙遊》之內在緣起吧。盡管他並不像孔子那樣樂於教人，但看到自己同類處於悲苦而不自知的深淵，總不能無動於衷。也就是說莊子在“洋適己”的同時，客觀上對暗昧不知之人也有昭示作用。單從這點來看，莊子也絕非一般學者所說的完全頹廢自甘。
我認為莊子是先秦諸子甚至是中華文化中的異數，其行文之奇詭難測，汪洋恣肆，兔起鶻落，不可方物，固是獨步千古的。更重要的是他思想之奇崛博大，深淵四布，矛盾弔詭，涉指古怪，似乎直達人類思考的極限邊疆。有時想起我們的文化這樣地豐富早熟，不免有些自得，甚而有些忘形。但奇怪的是，我越深入下去，內心就越加蒼涼無比。文化的過早發達豐富，可以標志著一個民族的成熟。但一個民族過早成熟，就像一個兒童早熟一樣，畢竟不是件讓人歡喜的事。
我們文化的發展道路，似乎正好在應證一句俗語：“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這正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面屢屢被後人提及，值得我們驕傲，但像這種百舸爭流的氣像甚少在以後的中華文明進程中再次出現的原因。莊子本在講順乎自然的大道，但他及其他先秦諸子的出現反而好像使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成熟期提早到來，使民族文化喪失了其相對未成年時的自然狀態。同時，這反過來證明了莊子以其順乎自然的大道，與我們民族文化應有的按自然發展的理路之間出現的悖論。亦即一個民族的早期，就出現了西方文明在真正現代化後的反現代化現像，這實在是我們讀先秦諸子包括《莊子》時應該多想一想的。如果說儒家文化到後來，不是利於開創，而是重於守成，那麼莊子所倡導的就完全是以反文明姿態來完成某種“適己”的精神超越。這是毋庸諱言的。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裡，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裡，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裡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1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裡而南為？”適莽蒼者，三 2
而反，腹猶果然；適百裡者，宿舂糧；適千裡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發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裡，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裡，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① 夭閼：阻礙，遏止。
② ：同“餐”。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起勢的突兀，令人駭倒，但文章在奇思怪想中卻富於層次與邏輯。思路清晰有致，脈絡亦易探尋，但其行文忽而引證，忽而譬喻，忽而議論，“層層翻跌，筆筆盤旋”(胡文英《莊子獨見?逍遙遊》)，文復生文，喻中夾喻，波興雲起，大有令人應接不暇之慨。這種層層遞進，正是莊子所說的“積厚”的方式，在其文章寫作中的應用，也就表明他要表達的思想，畢竟要對文字有所依賴，真逍遙，其戛戛乎難哉！但即便如此，文章之煙波萬狀，莫測其端倪，已夠後世景仰無已。魚鯤之變開出幻境，得蜩與學鳩等的陪襯之助，似乎是莊子贊揚的對像，其實乃是欲揚先抑之“損招”。其實在莊子看來，學鳩固然與逍遙不著邊際，就是鯤鵬、列子、宋榮子等也與逍遙境界相距十萬八千裡。一切都隻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的鋪墊而已。
揆諸常理，行文至此似應收尾住筆，因為一般作者不敢作文章學中所忌諱之“贅文”，怕貽狗尾續貂之譏。因為通過野馬、塵埃、大舟襯喻大鵬，借水與生物之息喻大風，而蜩、學鳩、朝菌、蟪蛄、冥靈、大椿、彭祖的互相對比、互相嘲笑其實莊子意在嘲笑他們之間的嘲笑已將“以遊無窮”之意申述清楚，“逍遙遊”的宗旨已然顯豁呈露。但這種先作一篇文章的總論，接著再分別論述的方式，卻是莊子文章一個獨特而慣用的手法。如除《逍遙遊》之外的《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秋水》《至樂》《達生》諸篇便是如此。所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既是“逍遙遊”的主旨以及對上文的總結，也是銜接下文的起點。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子，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之，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愛玩寓言及重言的莊子古人隻是其思想的借代者和專設的辯論者而已當然不必去考察其真偽而坐實其事，但後世有許多人將其當做史實來看，恐怕就不能因此漠然視之。像這樣的將天下讓來讓去，正如明清戲劇家李漁所說“當日之天下竟不值一文錢，逢人即讓，較小兒之視餡餅猶不若也”“此皆岩棲穴處者流自矜其高尚，故構此空中樓閣以聳聽聞耳”(《論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這點就像司馬遷的《史記》裡記載楚聘莊子為相的事一樣，“史無其實……方外橫議之士，多自誇時君聘我為相而逃之，其為寓言未可知也……”(黃震《東萊大事記》)。但對莊子來說，正因為許由是不可坐實的“岩棲穴處者”，纔符合他要闡述的“聖人無名”的旨意。像堯那種儒家理想中的帝王，相對於“岩棲穴處者”的許由來講，都是小巫見大巫而已，所以即便“六億神州盡舜堯”，在莊子看來，也隻是在大太陽天點蠟燭，在及時雨中放水澆苗那樣可笑。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礡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宋人資章甫 1
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然喪其天下焉。
也許你會認為莊子所謂的無所待之人，亦即所謂神人、至人、聖人的三位一體，是虛無縹緲並不存在的，他說的話“大而無當，往而不返”。那沒有關繫。他早已虛構好連叔對肩吾的“教導”來完成對其懷疑者的駁斥，因為這一切都是他設置的辯論圈套，用來發明其“神人無功”而已。堯在縹緲的姑射山見到他的老師許由、許由的老師囓缺、囓缺的老師王倪、王倪的老師被衣(見《莊子?天地》篇)
① 章甫：殷朝的一種禮帽。後，纔覺得自己對國家的執著，竟像宋人給越人推銷章甫帽那樣愚不可及。
堯舜之世素被儒家稱為治世，而在書籍文章中常加稱頌，以為師範。但在莊子看來，他們所做的和他愚蠢的宋國同胞沒有什麼兩樣。他通過進一步打擊堯的方式來諷刺儒家教義之不可靠，真所謂“擒賊先擒王”。不隻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要受嘲諷，就是孔子也隻不過是拿來供莊子“教導”的一個靶子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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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
，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鼕，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手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闢高下；中於機闢，死於罔罟。今夫牛 2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① ：漂濯。
：絲綿。
② 牛：犛牛，體大肥壯，行動不便。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如果說孔子是莊子設置的一個供其拿來批評的靶子，那麼惠施就更像一個與其互相駁難的“冤家”見也見不得，見了就要互相教訓嘲諷；離也離不得，惠施死後，莊子深感沒有對手辯友的孤獨。在莊子所有的辯難中，他與惠施的辯難都是非常有趣、萬分幽默的，極盡譏誚之能事。惠施說莊子“大而無用”，而莊子則反唇相譏其“拙於大用”。其實惠施所強調的“用”隻不過是他強調實用、社會的尺度而已，即一種學說應為社會所理解、接受，進而有用；而莊子則強調的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的“逍遙遊”之絕對的、個人的尺度。在我看來，這裡並沒有軒輊高下之分，隻有你追求什麼的問題。
莊子主張無用之用，據此全身遠禍，因為追求“用”正是禍根之所由。但看得清楚，認得深透，似乎很世故，並不表明他能即席拿來應用。換言之，沒有韜晦也沒有權術：我認為在文章中對世故極盡洞察之人，在現實生活的實際應用中並不高明，像韓非、李斯這樣世故刻毒的人，最終都未能逃脫自毀的魔掌。這就像一個對股票說得頭頭是道的人，或者將彩票預測得活靈活現的人，並不是真正能夠掙大錢的人一樣。難怪莊子主張無用之用，也像股評家或者彩票預測者，正是因為他說的話無用，而據此獲得一個職業，不至於下崗，說不定一不小心還能將不少人套進去，以謀自利。莊子有沒有這種嫌疑呢？至少不能完全脫離干繫。用文字專門來記載自己不為名不為利，就容易走入一種悖論之怪圈。至少在邏輯上你無法否認這點。這是莊子的矛盾，而矛盾造就了莊子的魅力，因為矛盾代表著對自身局限所作的超越性努力，盡管未能實現。
設若隻將《莊子》當文學作品來讀，那麼莊子有一億個贊美者，我決不吝嗇做第一億零一個贊美者。莊子雖屬宋人，但與楚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楚文化中神奇瑰麗的想像力，汪洋恣肆的文字，以及浪漫主義色彩觸目皆是。因此我贊同王國維先生引用《莊子》中奇特的人、物、事來說明與《楚辭》之關繫的研究：“南人想像力之偉大豐富，勝於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冥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像，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見之。”(《靜庵文集續編?屈子文學之精神》)我們要承認莊子奇特超邁的想像力，在先秦諸子及我們的文化中都十分罕見，但對這種奇詭的文字，我們應部分采取史學家呂思勉的態度：“其所以看似詼詭者，以當時言語程度尚低，抽像之詞已少；專供哲學用之語，更幾於絕無；欲說高深之理，必須取譬於實事實物；而眼前事物，欲以說明高深之理極難；故不得不如是也。此等處宜深探其意而弗泥其辭；苟能心知其意，自覺其言雖詼詭，而其所說之理，實與普通哲學家所說無殊矣。至於世俗評文之家，竟謂諸子有意於文字求奇，其說更不足論。”(《經子題解》)但世俗評文家(包括後世服膺莊子的文學家如李白、蘇東坡等)與史學家、哲學家的認知態度有別，主張從文學的角度去看待它，自有其認識的價值，不可一概以“不足論”來全數掃滅。
莊子是個集理想主義、悲觀主義、懷疑論、相對論於一身的人，他認為用有限思維去思考充滿矛盾的信仰和迷惑的宇宙，不僅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還很危險。莊子的相對論，使其對絕對的東西充滿戒心與懷疑，如與惠施之辯中主張無用之用，而惠施拙於大用，其實也就證明“用”是相對的。但莊子在證明如何真能“逍遙”時，隻定下了“無待”這唯一標準，卻多少進入了決定論的泥潭之中。不過，莊子這樣的矛盾是貫穿他全書的。當然這是我這樣的“小知”之人的看法，莊子本人當然絲毫不覺其矛盾。而矛盾也成了他思想魅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