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普世價值”，著眼於重建儒家的現代價值，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提供一個可供借鋻的視野。
本書開篇，就開門見山地提出，儒家的基本價值是什麼？毫無疑問，儒家的基本價值應該不同於西方那套主流價值，即以所謂自由、民主為代表的“普世價值”。目前，頗有一派學者試圖從儒家傳統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價值來，然而，這種做法其實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更不能解釋數千年中國道路的特殊性。作者認為，對今天的儒家來說，關鍵在於，如何重新闡釋儒家的基本價值？如何理解這些基本價值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普世性？儒家能否從自身提出一種不同於自由、民主的新普世價值？
晚清以前，儒家曾經有一套普世價值，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隨著滿清對外戰爭的屢屢失敗，儒家的基本價值也因此受到質疑，其普世性更無從談起，最多隻是作為“國粹”，當作博物館中陳列的寶物而已。直到今天，人們都認為，唯有西方的那套價值纔具有普世性，這似乎成了一種自明的認識。“五四”以後，出現了以保守主義自居的新儒家，其對儒家價值的肯定，不過將其與西方價值掛上鉤來，認為這些“國粹”的價值就在於，能從中引出西方那套普世價值來，至少，兩種價值是不相矛盾的。可見，對新儒家來說，儒家價值的現實性，不過僅此而已。現在，當代的新儒家應該向前更推進一步，即重新強調自身價值的普世性，乃至數千年中國道路對於人類的普遍意義。
本書是中國儒學界首次集中地以儒家視野探討“普世價值”，作者以詼諧的筆觸，把與之相關的主題，置於精心設計的戲劇性場景中，通過歷史和義理的探討，推進了“普世價值”與儒家傳統的對話與共融。並通過對中國傳統價值的重新闡釋，使古老的價值再次展現出其光芒萬丈的普遍性。

出版緣起

2003年，復旦大學成立了“儒學文化研究中心”，當時由復旦大學副校長孫萊祥先生任理事長，徐洪興教授、熊慶年教授分任學術委員會正、副主任。最近中心進行改組，增補曾亦、郭曉東擔任副主任，徐淵任秘書長，負責中心日常工作。隨後，曾亦、郭曉東到北京、莫干山等地開會，其間與清華的唐文明教授、人大的干春松教授等數次交換意見，商議籌辦一個儒家內部的學術繫列會議，輪流在京、滬兩地舉行。至於首次會議，則以“儒家與普世價值”為主題，由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承辦。

本次會議與會學者，基本上都是儒門中人，或者，至少能認同儒家的基本價值。那麼，儒家的基本價值是什麼呢？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儒家的基本價值應該不同於西方那套主流價值，即自由、民主為代表的所謂普世價值。否則，儒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必要性何在？目前，頗有一派學者試圖從儒家傳統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價值來，然而，這種做法其實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更不能解釋數千年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我們認為，對今天的儒家來說，關鍵在於，如何重新闡釋儒家的基本價值？如何理解這些基本價值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普世性？儒家能否從自身提出一種不同於自由、民主的新普世價值？這將是本次會議要關注的主要問題。

晚清以前，儒家曾經有一套普世價值，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隨著滿清對外戰爭的屢屢失敗，儒家的基本價值也因此受到質疑，其普世性更無從談起，最多隻是作為“國粹”，當作博物館中陳列的寶物而已。直到今天，人們都認為，唯有西方的那套價值纔具有普世性，這似乎成了一種自明的認識。“五四”以後，出現了以保守主義自居的新儒家，其對儒家價值的肯定，不過將其與西方價值掛上鉤來，認為這些“國粹”的價值就在於，能從中引出西方那套普世價值來，至少，兩種價值是不相矛盾的。可見，對新儒家來說，儒家價值的現實性，不過僅此而已。現在，當代的新儒家應該向前更推進一步，即重新強調自身價值的普世性，乃至數千年中國道路對於人類的普遍意義。

我們都經歷過一個為民主、自由而痴迷顛狂的時代，然而，現實一次又一次教訓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標榜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為什麼總是與歐美列強的利益訴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或者說，普世價值為什麼總是支持西方列強的國家利益，而站在其他民族國家的對立面？百年前，西方人以神的名義干盡了壞事，而今天，西方人又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干盡了壞事。現在，我們不禁要提出這樣的疑問：自由、民主難道真是普世價值嗎？

百年來，中國一次又一次接受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先是從蘇聯泊來的馬克思主義價值，後來又是來自歐美的自由主義價值，兩者雖有左、右之不同，然貌異而實同，皆奉自由、民主為普世價值而已。然而，中國是一個大國，是一個有著古老文明與歷史傳統的大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輝煌與榮耀的大國，不應該盲從任何外來的經驗和教條。因此，當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為普遍真理時，同時又強調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改革開放以來，當我們轉向西方學習時，又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蘇東事變之後，我們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卻由於歐美列強的不斷逼迫，始終無法完全融入到西方那套發展模式之中。歷史表明，中國從來就不可能簡單地接受一種外來的東西為普世價值。近年來，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突飛猛進，政府和學界開始有人講“中國模式”，乃至講“中國道路”。不過，這個提法目前還比較消極，旨在強調三十年改革道路的特殊性而已，如果更積極地講，完全可以從這種道路自身的邏輯來理解目前中國的經濟成就，甚至還可以從數千年的傳統來理解這種成就，從而把我黨乃至整個現代中國納入到五千年中華大傳統之中。

然而，這個尚為消極的提法，已經讓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很是著急，鼓噪不休。為什麼呢？他們覺得這個提法過分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而動搖了自由、民主這些價值的普世性，甚至還會影響到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

看來，我們討論普世價值的問題，已到最迫切的時候了，因為它關繫到中國目前道路的合法性，以及未來如何走的問題。現在儒家要復興,必須跟百年來中國的一切思想區別開來，因為不論是左派、右派，還是新儒家，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視西方的價值為普世價值。那麼，對目前正在復興的大陸儒家來說，不僅要對西方價值的問題進行反省，而且還應當從自身的傳統中引出一套不同於西方的普世價值來，或者說，通過對傳統價值的重新闡釋，使古老的價值再次展示其普遍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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